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考试的命运与教研组织的命运呈现正相关、高相关。什么时候考试遭遇困厄,教研室的处境便陷入危机,比如,“**”废除考试,教研组则不复存在或名存实亡。什么时候考试名正言顺健康发展,教研组织也就欣欣向荣,比如,高考和中小学正常考试制度的恢复,带来教研室的大发展。在教育领域,除了国家和地方考试中心,就算是三级教研系统与考试关系最为密切,也最直接受到考试的正面或者负面影响。不过,考试中心是专门为各种考试而设立的,没有人质疑其工作人员对于考试的关心,大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考试而忙碌。教研系统则不然,一方面,存在本身并非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教学;另一方面,其全部工作又时时、日日、月月、年年与各种考试难解难分。前面谈到,一直以来对于教研系统的批评不绝于耳,许多就是与考试有关的,如追求考试成绩、增加学生负担等,激烈时甚至直指教研系统是扭曲学生发展的“帮凶”或“凶手”。面对年年、处处发生的围绕着考试的悲剧,这种道义上的谴责让无数教研人员心情沉重。然而,沉重之余还是会困惑,究竟应该怎么办?与考试的“捆绑”关系,几乎成了教研系统的“原罪”,如果不能摆脱这种“原罪”,教研系统仍将动辄得咎、进退失据、宽严皆错。

人们质疑高考,质疑中考,质疑“小升初”考试,殚精竭虑地尝试了各种形式的改革。且不说迄今成功者甚少,这些尝试也是改革而不是取消考试。其实,于今之际,也许应该换个思路了,是不是可以为考试平反?就此,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

第一,赦免“原罪”,还考试以本来面目。人们对于考试的批评和反感,最直接和现实的原因,在于中小学生的负担。对此,近年来经过各种学术界的讨论,经过实践的反复,可以说整个社会的看法逐渐趋于理性。考试无非是教学评价的一种具体方法,虽然不是唯一的,却是主要的,没有考试的教学是什么样的,经历过“**”的人都有亲身体会,前面也已经讨论了许多。回溯得稍微远一点,从孙中山支持废科举到力主建立考试院,也说明了这个道理。“考试本是中国一个很好底制度”“举行考试的时候,将门都关上,认真得很,关节通不来,人情讲不来,看看何等郑重”“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1]也就是说,废除科举制度不意味否定考试,考试制度是好的,只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好。他主张剔除封建主义的考试内容,用民主共和的精神和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作为考试的内容。在今日西方发达国家,英国的14岁考试、A—level考试,法国的会考,美国的SAT和ACT考试,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是其制度文明的组成部分。

有教学活动,就需要考试,这是教学的基本规律。如前所述,人们所反对的,与其说是考试本身,毋宁说是考试的异化,而围绕考试的种种异化又往往有着超越教育的复杂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些只能逐步地克服、逐步地减轻。解除附着在考试身上的魔咒,让教研室和教研员从来自考试的“原罪”中解脱出来,理直气壮地从事各种与考试相关的工作,是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需要。

第二,彻底解放思想,摆脱“为尊者讳”的潜规则。考试在中国成为“雷区”,其实还存在另外的思想根源,由于某种原因,人们一直讳莫如深,迄今少有讨论研究,这就是毛泽东关于考试的一系列观点。

在“**”正式发端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若干次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其中许多涉及学校考试。就目前可以查阅到的资料,主要如下。

“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林枫、章士钊、陈述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人参加。”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主席还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自学的事例。[2]

同年3月10日,毛主席对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连一的二月来信作了批示,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3]

1965年7月3日《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指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4]

1965年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5]

有关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分析评价,是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课题,这里不可能充分展开。仅就考试而论,上面这些言论所表达的思想中有两点很突出,一是对于读书不以为然;二是对于考试不以为然,持否定态度,看来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两点的内在联系,因为读书,所以就得考试,所以他否定考试是与否定读书并行的。历史已经证明,只看到考试的弊病,不谈考试的正面和积极作用,是不科学、不正确的。“**”期间,教育领域在毛泽东有关思想指导下取消了考试,结果是整个社会的“人才荒”。直至邓小平恢复高考和中小学考试。不过,虽然实践上完成了拨乱反正,思想清理的任务却没有完成,教育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固然成就斐然,却不够彻底。如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没有得到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以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学生负担、考试竞争等问题再次出现,各种与毛泽东上述观点极为相似的认识便一次次泛滥,对基础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为尊者讳”,缺乏宽松自由的氛围,难以充分地展开讨论。

一个事物的存在,社会现实的需求和基础固然是根本,思想和理论上的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明晰的思想观点,没有系统的理论表达,就会在各种各样的现实风波面前遭遇挫折。考试如今的处境恰好是这样。

“考研员”“考研室”的批评指责可以说的确尖锐地指出了教研制度在实践层面上的常见弊病,值得所有的教研室和教研员警惕,将考试当作第一要务,恰恰失去了自己的立身之本。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考试本身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缺少合法性,于是相关的工作对教研室和教研员来说也就缺少合法性。例如,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取消了若干传统的考试,但很快便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质量监测”之类的活动,其实目的与原来的考试相同,成本多少倍于传统考试,效率却相反。这些“劳民伤财”式的做法,虽然坊间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却少见正式的理论批评。原因之一,在于“避嫌”,唯恐与“考试”拉上干系。也因此,为考试“正名”,为教研室“脱罪”,不仅是关乎教研室的命运,也关乎基础教育的命运。

[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575.

[2]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16.

[3] 同上,第18页。

[4] 同上,第24页。

[5] 同上,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