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研活动的“特区”
“农村教育”迄今仍然是中国教育的专用名词之一。这个名词所指，主要是基础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无论是学校的地域分布还是具体的管理系统，基本与农村无关。人所共知，中国的城乡差异悬殊。虽然无论是直辖市，还是各个省，都有农村地区，省级教研室也会考虑农村地区的教研的特殊性，并且还可能在工作计划中为其做出专门安排——比如在本章第二节“听课评课”中所介绍的北京市教研室在农村地区开展的视导活动，但整体而言，由于省级教研室的实际地位，毕竟并不直接承担面向学校的教研活动。在行政系统中的“县”一级，几乎可以作为“农村地区”的标签，农村地区的教研，正是由县级教研室承担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少地方如江浙一带和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几乎看不出太大的城乡差别，这些地方一些县和县级市的繁荣甚至超过西部地区的大城市。不过就总体而言，农村地区仍然以“县”为标志，下面所讨论的农村地区教研工作，主要指一般而非最为发达的“县”。
从行政级别上，县级教研室与大城市的区级教研室是平行的。不过县一级政府只负责义务教育，于是，县一级教研室便主要负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学，包括日常教学活动的开展，以及有关的考试评价事宜，高中的教研一般由所属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的教研室负责。除了没有高中部分的任务外，县一级教研室在工作职能、工作范围与城市的区级教研室大体相当，不过，在具体的工作方式上却差别极大。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学校分布远不像城市那样集中，如果地处山区、草原，更是格外分散。像城市里面那样动辄某学科全体教师参加的教研活动几乎不可能。于是，农村地区的教研活动在人员流动上呈现出与城市地区相反的地理走向：即使是面向所有学校的教研活动，也不是教师们到教研室安排的教研活动地点来，而是教研员们到农村的学校中去。
像中国的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教研活动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显示出巨大的差距，从而可以将农村称为教研活动的“特区”，只是，不同于经济特区，教研特区并不意味着发达和先进，反而是彰显着弱小和落后。很明显，由于地域辽阔，无论是“分片”展开教研，还是进校听课评课，要保证全县教师教研活动的机会均等，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加教研员编制，比如每次活动平行组织——分别有教研员在不同“片”开展；二是减少教研活动次数。事实上，与农村教师队伍的紧张相一致，县级教研室教研员的配备与相同级别的城市区级教研室直如天悬地隔，缺编严重，经常是只有语数外这些基本学科有教研员，而且不仅做不到向某些区级教研室那样每个年级有专门教研员，甚至同一学科在小学和初中的教研员均由一人兼任。很明显，与同级别的城市区级教研室相比，农村学校的教研很难真正做到“零距离”“全员性”“全学科”“全过程”。尽管农村地区的教研员工作每每十分辛苦，但农村地区教师的普遍感受则是：教研活动不足、教研活动缺乏。
二、农村地区的教研活动
经过多年的积累，农村地区的教研员们逐步摸索和建立了与农村学校相适应的教研活动方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以下几种。
下乡送教研。县级教研室的教研员经常要深入到分布在乡村各地的中小学，在学校中开展教研活动，集体备课、听课评课是最为经常的。
分层教研。由于全员培训困难，县级教研室经常采用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分层次教研。比较重要的教研活动，按照比例向学校分配名额。学校则派教师代表参加，之后再由教师代表组织有关学科、年级的教师开展活动，或者转达有关内容。
建立次级教研网络。为了提高教研活动的效率，近年来，各地陆续出现了新的做法，即教研室将本县所辖区域按照乡镇所处位置划分为几个区域，每个区域设立次级、小型的教研组织，教研员轮流到这些小型组织去开展教研活动。（参见第二章第二节）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总校长，小学数学特级教师刘永宽向我介绍了他们那里的情况：
“我们县的教研室，各个学科的教研员配备还是基本齐全的，每个学科都有一个专职教研员，但兼职教研员就比较多。全县范围的活动每个学期会有几次。但县里分不同区域有一些基层的教研组织。
我们在县城的城关镇，镇里面有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共七八所小学，这些学校有一个教研组织。我是集团的总校长，还有一个副校长，这个副校长就专门负责集团内部的教研活动。大概每两周活动一次，内容呢，基本按照教学进度开展，题目啊，内容啊，都由副校长最后确定，各种形式的活动都有。比如由某个教师主讲某课的内容，然后大家讨论，也会请一些名师来做讲座，或者请县里面的教研员来讲专题。当然，在这个组织里面，我们也会组织学校之间，教师之间的听课评课活动。除了我们自己组织的活动之外，县教研员开展活动，也会利用我们这个组织。”
2008年暑期，汶川大地震之后，重灾区彭州一位小学教师对来访者说：
“我们这里离县城比较远，教研员来的次数不是太多，平时我们就是附近几所学校自己搞点活动。学校规模小，没有什么集体备课，几个学校的教师凑到一起，就可以商量了。学校对这种活动很支持，虽然教师编制紧张，每个老师一天好几节课，可学校还是尽可能调课，让我们去参加。如果是县里的活动，当然就更得保证了。现在当然大家忙的都是救灾的事情，等到开学后，希望这样的教研活动能够快些恢复。”
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学校所在地比城市分散得多，难以像城市那样开展集中的教研，通过划分“片区”，形成教研网络，显然更加适合农村地区的需求。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教师们对于教研活动的需求是一样的。在北京市某区的一次教研活动间隙，我询问身边的一位教师，得知他来自这个区最远处的一所农村学校。
问：这么远，每次都来吗？
答：当然，基本上每次都来。
问：所有教师都来吗？可以不来吗？
答：不来？很少吧，除非实在有事情。多数情况下老师都会来，至少每个年级都会有几个老师来，这样回去可以转达给没来的人。
问：你们学校那么远，这样跑很辛苦啊。
答：还好，学校对教研活动很重视，现在差不多每次都派车送老师来。
问：那么多学科，差不多每天都有不同科目的老师要参加教研活动，学校都会派车吗？
答：当然，学校都会派车，一视同仁嘛。
三、农村地区的教研员
可以想见，农村地区的教研员，比起他们在城市里面的同行，不仅是工作条件差得多，工作压力和负担也沉重得多。一位县级教研员曾经这样说：
“我们县级教研室工作范围比较大，所以与大城市的区级教研室工作形式不太一样，组织全县教研活动太困难了——地点就很难选择。所以经常是分片活动，某个乡、某个镇，在乡、镇有时候也有教研组织，但一般不会那么多人了，也就是主要学科有专门教研人员。我们县里面的教研员会轮流到各个乡镇去，分别组织活动。说实在话挺辛苦的。”（XS，2009）
另外一位曾经担任北京市县级教研室小学语文教研员的退休教师（NM，2008）说：
“现在回头想想，当年真是辛苦。就是一辆自行车，一个人到处跑，动不动‘两头黑’——出去时太阳没出，回来时月亮当头。有的学校实在远，搞完活动就回不来了。农村学校哪有什么条件，经常就是和那里住学校的教师挤在一起过一夜。不过教师们对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后来条件好了，还是经常要下乡，但教研室一般有车了，一天可以跑两个学校，就是远些，也不至于回不了家了。”
2008年，我指导的一名教育硕士——广东某县级市的英语教研员，曾经认真地用一封电子邮件答复了我关于他工作基本内容和形式的咨询。
“我想跟您谈谈我的工作情况。
您已经知道，作为一个有着221万多人口的大县，学生数将近50万人，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英语教研工作。我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直以来我的工作基本是这样的：
1.听课。学年开学初，当学校的组织入学稳定下来后，我们就到学校去听课，一般先听18所有高考任务的学校高中部教师的课，基本上早上听课，下午回办公室处理杂务。看时间允许的话，也到初中、小学听课。但过去几年的实际是，能到小学听课的机会是最少的；第二学期的精力基本花在应付高考上。也花些在中考上。
2.为期中、期末考试命题，为学校组织一些单元配套练习题。这工作虽然是‘上级了解教师教学情况、教学工作问题’，服务基层学校的举措，但我总觉得更像一种习以为常的行为和教育局创收的一种手段。这是巨大的工程，虽然我没办法自己出题，但每学期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九年级期中、期末各7份试卷，加上每个年级4份练习，40多份练习、试题的把关、校对就花掉了很多时间，另加三次听力录音制作，得上电视台借器材、地方灌制，也是费时的活儿。这活儿就基本上占据了我所有的下午的时间，晚上加班是经常的事，所以全教研室就我最忙忙碌碌。我们不必为高中部出题，这是地级市教研室的任务。
3.处理一些杂务，包括上级教研部门布置的教研任务和一些自选动作，当然还有局里的一些杂务。（1）组织教师参加一些教研活动，如论文评比、参加教学观摩、听讲座等，这些活动有机会参加的教师是少数，但毕竟需要上通下达；（2）按一些学校的要求到学校去给老师们上课，讲讲有关课程、教学法类的内容，这些活动更多是安排在周末。
在过去的一年里，第一学期（2007—2008学年度下学期）我为了做论文，周末过得都很紧张，不少周六或周日（两天有一天没能休息）都在学校里跟小学教师们‘做交换’，他们给我填问卷，我给他们讲小学英语教学的问题，然后走访学校；第二学期，我曾连续半个月每天听四节课，评四节课，早上七点多离开家，吃完晚饭才回家。总体而言，工作压力不轻，我曾不止一次要求当局再找一个人来，但他们是不当一回事的，所以也就不可能像大城市里的教研室工作那么有效率。因为我基本没有可以自主的时间，工作是全教研室安排的问题，我不可以自己（搞）一套。一些自选动作如去学校给老师们上课，都得利用周末。”
从这个教研员的叙述，可以感受到农村地区教研室、教研员工作状况的紧张和窘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