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发现价值的建立比投身科学、发明、财富、战争更困难。这样说并非想要否定人类的这四项历史成果，更不想将它们置于同一水平。倒不如说，我们的意思是取得这四项成果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这些困难都被克服了。人类已经将健康和生命祭献给科学、发明、财富和战争。但当科学得到发展，发明得到应用，财富得到积累，战争取得胜利以后，人类的精神却失败了。当保障所有人的个人权利，保障社会公正，保障机会均等这些任务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除了一些先知、圣人、诗人、哲学家和改革家，几乎所有人都陷入绝望。他们说，要完成这些任务太艰难了，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极端缺乏的独特环境中，这个任务是史无前例的、不现实的，更不要指望那些最慷慨的慈善家赞助那些为建立价值从事着更加艰苦工作的人。

有些人——但不很多——不为将准则的世界转变为生动的人类价值的语言做任何努力，却已经找到了自鸣得意的体面借口。尽管存在着人对人的非人道主义方式，但仍有许多人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承认和评价这些成就的细节。许多神学家——不仅仅在过去——含蓄或明确地宣称，由于耶稣已经支付了一切赎价，由于上帝已经预定了某些人得救，某些人受难，因此人们的任何作为都不可能使得救者和受难者的状况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欧洲的神学家经常嘲笑美国人的“行动主义”，美国人相信人类能够而且应当为改善这个世界的状况做某些事情，但是最近甚至连超越加尔文主义的巴特也提出一个倾向于采取行动的看法。有人怀疑说，使他变得实际的并非他的神学，而是战争的逼迫。［12］

可以承认，宗教领导人要对人类与价值世界的贫困作斗争的失败承担一部分责任。但也必须同样坦率地说，科学家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有些科学家说，科学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手段，可以在神奇的战后世界得到像《财富》杂志令人目眩的广告所刻画的那样的幸福。科学已经付出了代价（他们忘记了耶稣）；科学也已经保证人类得到了补偿。然而与此同时，各个研究领域的许多科学家都采取了“客观性”的态度，认为陈述事实是科学的责任，评价它们则是科学的罪恶。不可否认，想要无偏见地发现真理，这样的客观性态度是人类思想的一个有用的、必经的阶段；但若认为任何人或任何社会都必须生活在这种客观性的模式中，或者说要为这样的客观性而生活，那么这是一种短视的和片面的人格观。由于这个问题对宗教与科学极为重要，因此需要更加充分的探讨。

科学与价值世界的全部联系处在一种混沌状态。伯纳德·罗素清楚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还是一名宗教学者（尽管非常冷漠）。在他那部论宗教与科学［13］的最系统的著作中，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读者，科学根本不处理价值问题。在这本书和其他著作［14］中他提出这个理论：科学与事实有关，价值与欲望有关。既然我们的欲望与事实无关——也就是，不能说明事实为何物——那么科学与价值无关。人有权利在事实的范围内设法实现他的欲望；当事实阻碍他的欲望时，他甚至可以藐视事实，就像罗素在他那篇被人们大量引用的论文《自由人的信仰》中提到的那样。但是科学不能产生准则，也不能解释价值。

另一方面，像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E.G.康克林这样的人强烈反对［15］科学不能解决价值问题的观点。他讥笑科学与价值无关的观点并谈到“科学的伦理”，但没有暗示像物理学或生物学这样的科学如何建立行为准则。

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的秘书长O.W.考德威尔在该会的公报中提出了一个与此不同但却较为有节制的观点。他说：

当E.E.斯洛森博士和我都用“科学再造世界”作一本书的书名以后，这种提法得到广泛的赞誉，并被更多人采用。科学过去似乎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主要因素。但是这个标题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并且确实在起误导作用。比科学更广阔的是整个人类的成就，科学只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恰当地使用科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已经建立和组织起来的被称作科学的知识体系。按照科学知识对人的最终影响才能说明科学知识的增长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使人类生活得更好是科学发现的价值目标。这样的目标如何能够与摧毁人和物的科学保持和谐呢？

……

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新时代，那些在社会中促进科学发展的人必须为恰当使用知识承担起他们的全部责任。这样做并不会推延科学的发现、发明和科学事业。必须要有一种空前的理解和忠诚的服务导入这个混乱的、被误导的社会，它急需澄清观念，把使人类生活得更好当作持久的原则和方法。这是一个研究领域，一个虽然混乱但却要求在其中工作的具有最严格等级的工作者具有充分的能力、技术和持久的忠诚。这种工作者需要接受的教育甚至比从事一般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更加广泛。从这种研究中得到的回报，其意义可能会超过那些所谓“纯科学”。［16］

从考德威尔教授的深刻论述中，我们发现了比康克林关于科学具有无所不包的适用性的信念更加广阔的东西，比罗素的理论更具有建设性。考德威尔对科学的理解与罗素接近，认为到目前为止科学还没有找到“使人类生活得更好的准则和途径”——即价值问题。罗素认为价值只是欲望，因此放弃了价值研究，而考德威尔聪明地诉诸宗教、伦理、美学、哲学，为人类提供“更加广泛的人的教育”。他明确地提出准则应当引导科学的使用，并指出科学的工具性价值是无用的，或者比无用更糟，除非能够用它们来为真正的内在价值服务。

人所需要的不只是科学，也不只是欲望的满足，而是用科学为经受了理想准则的考察净化和批判过的欲望服务。科学研究事物是什么和如何可能，但是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天文学，甚至心理学和社会学，加在一起都不能依靠其自身或用它们自己的方法揭示可以让人为之生和为之死的一个单一的理想。士兵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方式死去，而不是为它们去死。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同样可以使用心理学。一名小政客和一名救世军少女可以使用同样的社会学。但是亚当斯小姐和戈培尔博士、政治家和宗教工作者，为之生和为之死的准则规范却不能从心理学或社会学中找到。一切准则当然都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事实，但是用来建立事实和原因的科学方法却不能决定哪一种理想是正确的，哪一种理想是错误的。只有诉诸统一包容的理性，亦即诉诸哲学及其对真、善、美、信仰准则的探索才能做到。［17］

苏格拉底看到生理学的知识绝无可能解释人类行为的产生，于是转而研究善，并试图劝说人们寻找生活的理性准则。［18］希腊人给苏格拉底喝了毒药，就像罗马当局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伊曼努尔·康德讲授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首要性学说，这是在用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指出：我们研究科学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惟一依据就是发展人类品格。康德不是殉道士，但他的核心学说却消亡了。有些注意到它的人得出结论说，康德的意思是实践比理性更重要；还有一些注意到它的人只吸取了康德正式的实践理性学说的缺陷（这些缺陷确实存在）。但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它的主旨——善的生活是对选择范围内的理性的忠诚，这种忠诚比忠诚于感性王国中的理性更加高尚，更加合理。

思考伦理和宗教比思考科学更高尚、更艰难，这是另一种困难。按照康德的看法，科学惟一可以证明自身的地方是它可以用来支持和表达善良的意愿。约翰·杜威和康德的观点一致，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哲学都是道德的分支”［19］。德国人海因里希·里科特（Heinrich Rickert）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甚至说“逻辑学是思想的伦理学”［20］。但是哲学家们对理想准则的必要性的承认几乎被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忽视。尤其是要把这个世界变成光明的世界，确实要有这样的改变。有许多人，甚至伟大的思想领导人，对进步感到绝望，认为上述观点太古老，或者是非基督教的，这样的人数量惊人。对这种问题我们只需要作出一个相关的“存在论的”回答：选择绝望，人会阻碍进步；选择聪明的行动，人会为进步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