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到这时候了，眼看事情就要成功，却忽然面临夭折，儿玉想想怎么也不甘心，一咬牙就带着几个人去爬南门城墙，一边爬还一边不停地往里面甩手榴弹。

城墙上的东北军士兵也往下扔手榴弹，不多，就一颗，儿玉就报销了。

领头的完蛋了，剩下的只好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

可这帮家伙哪有吃眼前亏的道理。

很快，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弘前师团指挥部都收到了山海关守备队发来的电文：呜呜，兄弟们无缘无故被东北军打了，好惨，快来帮忙。

第二天早上9点，弘前师团就杀到了山海关下，并送来最后通牒，要求守军撤出山海关，被何柱国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一个小时后，日军开始对山海关进行攻击。

铃木旅团是这次攻城的主力，攻击方式为：火炮轰炸和日机投弹交替掩护，冲锋队用云梯攀登城墙。

祖先修建的古老城墙，尽管已满面皱纹，一身沧桑，然而在这一非常时刻，仍然不得不挺身为后辈儿孙遮挡枪弹，身上创伤累累。

到第三天下午，山海关东南关墙被炸开一个巨大缺口，日军坦克和步兵蜂拥而入，石世安团拼死封堵缺口，但由于按照《辛丑条约》，中国不能在山海关城内构筑工事（还真遵守条约，不能想些其他办法），导致部队在缺乏掩体的情况下，尽管伤亡惨重，仍无法阻敌入城。

石世安眼看不敌，只得率余部撤出。

仅仅3天（攻城战只进行了2天），山海关便陷于敌手，热河防线一下子侧翼洞开。一时举国震惊，舆论哗然。第十二章保卫热河/袭击山海关，就是进攻热河的前奏，而东北军的指挥和协调防守能力却委实令人忧虑。

仅何柱国手下就能指挥和控制4个旅，为什么到头来却只有一个团负责守关呢？

战斗打响时，为什么东北军其他援兵不能迅速赶到？如能在第一时间增援，局面不致如此糟糕。

山海关素称天下第一关，为长城之要隘，倘若战备充裕，怎么可能两天时间就顶不住？

最让人放心不下的还是当时少帅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时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的黄绍竑曾对人言，榆关事件前后，少帅几乎已成为一位十足的病人，其人“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别说指挥作战了，就是谈一会儿话，都坚持不了，隔一会儿就得到里面去打针——当然不是要感冒输液，而是去打吗啡针。

华北作战如由他来掌控，岂不危矣？！

东北军自家的人马自然不会说什么，但东北军以外的各派系，均通过各种渠道，要求老蒋亲自北上督战，并表示如果不这样做，“（华北）前途不堪设想”，说着说着还都动了感情（“言时声泪俱下，意极恳切”）。

不过这时候的老蒋仍对少帅抱有期望，他认为只要后者下了决心，能够到热河去指挥作战，以东北军的力量，若能全力以赴，局面绝不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经过这番考虑后，老蒋可谓是力排众议，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5日，正式任命张学良为北平军分会常委，代理委员长职权，统筹负责华北军事指挥。

到前线去

真心为少帅着急担忧的人还有一个宋子文。

一般人对宋子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一种认为他纯粹是靠亲戚关系才混上高位的，蒋宋孔陈嘛；另一种认为他就只会帮着老蒋理理财，算算账。

其实大谬不然。说起来，宋子文那可是民国时人尽皆知的政治家，要不然，光凭老蒋的面子，他也不可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接着又在老汪负气出走后主持政务。

宋子文一向是个坚决主战派，同时他和张学良又是铁哥们儿，华北的空气紧张到这种程度，他在南京就闻到了，急啊。

他当然是支持老蒋的意见的，而且也在后者跟前拍了胸脯，打了包票：你别看我哥们儿身体不好，真下了决心还是有办法的。

可是话说出来就是泼出去的水，到了2月初，少帅那里还是没什么动静，宋子文可真坐不住了。不行，我得去看看。

2月11日，这位行政院代院长赶到北平，找到少帅后，便要拉他一起去热河，以便进行战前准备和部署。

没想到，自己哥们儿一句话差点没让他晕过去——打仗要钱啊，我现在没钱，这样吧，每月你给个300万，部队作战就有保证了（“即筹500万，每月筹助热河300万”）。

其实小张倒也不是故意要敲小宋的竹杠，那回地方跟中央打交道，都形成习惯了，还没打仗先要钱，有了“开拔费”，部队才行军，都是这样的。在张学良看来，这算少了，想当年不管是易帜还是入关，哪一个不是千儿八百万的，这市情已经够低迷了。

当然了，小宋是财神爷，这个小张也知道，所以才要开这个口。

宋子文一时都有些不知东南西北了：热河是你的地盘，我是来帮你的，还问我要钱，有没有搞错？

但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咬了咬牙：300万我没有，100万吧。

成交。

有人可能要巨愤怒了：国难当头，火都要烧到屁股上了，你还死要钱，有没有病？！

如果毒瘾不算病的话，那小张就没病，公正地说，他实在也是被逼的。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他失去了一个大财源，不光不能收钱，还要花钱，更让他吃不消的是，那花的钱不是流水，而是潮水。

需要喂的嘴太多了，除了东北军、流亡大学生、部属外，北平救国会领导或暗中支持的东北义勇军，其中很大一部分军费和开支也主要得从他自己兜里掏。

不容易啊。

我说兄弟们都快点吧，关东军已经快进家门了。

5天后，日本陆相荒木贞夫发表谈话，表示进攻热河已成为政府即定计划和目标。

这就算定了调：热河这块肉，无论如何我要吃下去。

此时，国联已经进入了对“十九国委员会”裁决报告进行表决的倒计时阶段，松冈那边的情况十分不妙。正好关东军已基本结束满洲作战计划，在这个时候进攻热河，跟承认“满洲国”一样，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向国际社会示威。

因此，国联一提出劝告，要求日本不要在热河制造麻烦，后者反而更加来劲：老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管不着！

斋藤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坚决主战，直把国联的声音当成了一个屁。但这时候的参谋本部却一反常态地谨慎起来。

武藤押宝

真崎次长特派参谋本部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军刀组首席）大佐前往东北，要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慎重考虑：不是不打，而是现在打似乎早了一点，要不要再准备准备？

武藤的回答是：用兵贵在出奇制胜，现在打正是最佳时机，还需要准备什么。

在日本人里面，就是看谁的力气大，谁的嗓门就高。

刚刚在“满洲作战行动”中取得“显赫战绩”的武藤，甫一放话，立刻就把梅津连同参谋本部的一帮人都给镇住了。

名将啊，我们都听您的。

武藤认为，拿下热河，好处至少有三：

团圆了——按日本人的说法，东北三省再加上一个热河，才是完整的满洲。

安全了——关内外交通自此完全截断，东北“治安作战”可保长效。

今后更有奔头了——热河就是一个战略基地，占领了它，等于在华北插入了一个楔子，再往前捅一捅只是举手之劳的事。

武藤本人对在热河战役中取胜抱有相当大的把握，甚至可以说，比前一年奉命对付马占山和义勇军的信心还要足、还要大。

因为他判断，在江西和红军作战的中央军不可能大规模向华北调动，他的主要对手，只不过是华北这些零散的各路地方军队。

为什么这样说呢？

除了作战需要无法抽身外，最重要的就是：地方势力不希望中央派军队过来！

武藤可以说把中国地方诸侯们的那点小心眼看得透透的。他们的一致意见大概如是：老蒋，你一个人来我们欢迎，但如果带大部队来，那大家就要黑脸了（谁知道你是不是奔兄弟们的这点地盘而来的？）。

另外，这位关东军司令官还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汤二虎。

关东军情报部门的“地下工作人员”早就在汤部打开了局面，跟关东军达成私下协议的中高级军官都不老少，战斗一旦打响，汤二虎这里就是再好不过的突破口。

尽管信心很足，但在作战之前，一个富有经验的指挥官是从来不敢有丝毫马虎的。武藤也是如此。

用咱们的话说，这个就叫做：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

武藤对此战有可能遇到的艰苦程度做了充分估计。

以往，关东军都是在东北作战，遇到的最强的敌手是马占山，但马占山掌握的部队并不多，与华北这些部队从数量上更是比也不能比。他二次复出后还要惨，连正规部队都没有了，就靠一些义勇军和游击队在兜圈子。对付他和那些东北义勇军，关东军是以大欺小，说句实话，就算赢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胜不足喜。

可是在华北就不一样了。

打个比方，一个人想坐车回家去，如果他有两块钱，被小偷偷走一块，最多心疼一下，毕竟他还有一块可以坐公交，胆小点的话，甚至完全可以不予理会，继续赶他的路。但如果小偷胆大妄为，又接着把他的另一块钱也抢走了，那他可能就要抓狂了。

路费你总得给我留下来吧！

从心理上分析，这个人情急之下，极有可能会与小偷拼命。

东北军也是如此，华北就是他们最后的那一块钱，如果热河也守不住的话，日子就难过了。

武藤估计，东北军会和他拼命，而这个世界上，拼命三郎总是最让人头疼的。

除此之外，一旦攻击热河，中国关内其他重兵势必也要加入战团，到时面对的就不止一个东北军，还有晋绥军和29军。

与义勇军相比，这些都算是既有装备又经过训练的正规军，战斗力肯定不能与义勇军同日而语。尤其是晋绥军和29军，这两支部队的前身都参加过中原大战，当时与中央军都差点打成平手，甚至还略占优势。

现在的部队虽说不是原版了，但在未正式交手之前也不容小觑。

得好好准备，做最坏的打算。

在武藤的指挥下，热河之战成为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共动用2个师团（弘前师团、熊本师团）、3个旅团（服部混成旅团、中柯混成旅团、茂木骑兵旅团）。

关东军飞行队9个中队，这次一下来了7个，加上伪军的3万，关东军这次先后出动8万人马，超过了整个东北日伪军数量的一半。

热河作战计划则由参谋本部上报天皇。

这时候的裕仁由于满洲的“平定”，正沉浸在帝国版图扩大以及皇军“神威无敌”的喜悦之中，见马上又要给他送来蛋糕，自然乐得跟什么似的，二话不说，“朕准奏”。

“九?一八”事变以来，由天皇亲自发布的第一个侵华作战敕令就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