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调查团对内田“焦土演说”的态度也说明，你来横的，人家也不一定买账，还心生厌恶，所以话还要好好地说，就像老蒋所指示的那样，为博同情（国联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对《报告书》“宜取温和态度”。

这么说吧，其实在国联还没开会审议报告书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判定，报告书大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东三省自治政府”听起来尽管不是很爽，但暂时还可以接受。

那中国为什么一直在嚷嚷说不能够接受呢？

当然要嚷了。因为这是在国联审议前，你不多喊两声，别人一定认为你得了大便宜，偷着在家乐呢，到国联正式开会时要想讨价还价就难了。同时国内舆论也很厉害，如果政府看上去过于软弱，很容易引起各派势力的攻击。

中国说对“东三省自治政府”不满意，其实日本人更不满意。

在报告书送达日本政府之前，那个习惯做完事再考虑后果或基本不考虑后果的内田外相已经提前一步，突破了犬养内阁“不承认”的政策界限，于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

你不认我认，怎么样，你拿我有什么办法？

斋藤内阁讨论报告书时，简直就是一场作秀活闹剧。

内田还没来得及开口，陆相荒木就抢先发了一飙，而且语惊四座——“报告书不过是一篇旅行日志”！

我就把它当旅游杂志看的，因为里面没什么正经的。

所谓东北自治方案，其实就是否认了“满洲国”的“独立”地位，一山不容二虎，请问以后这个不被承认的“满洲国”往哪儿摆，这是绝对不能认可、绝对不能容许的。

荒木此言一出，讨论会马上就变成了声讨会。

大家计议已定，要求内田在报告书上绝不能有丝毫让步。

已经铁人了是吧，不行，还得再加副钢甲装上去。

小球转动大球

对这场世人瞩目的外交大战，中日双方都不敢有半点松懈和马虎，因为谁都知道输不起。

内田表面装着一副老子什么都不怕的架势，但实际上也心虚得很。此前在国联的几番争斗，连日本人都看出自己的国联代表远非中国外交家的对手，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芳泽、佐藤、松平都像是来给施肇基、颜惠庆他们提鞋拎包的，而且在现场越说不过越急，越急越露拙，为此出尽了洋相。

一定得找个稍为厉害一些的。

翻来捡去，总算让内田找到了一位。此位仁兄就是淞沪战役中担任首相特使，在国内一向雄辩滔滔，看上去很有口才（注意，一定要注明是国内）的松冈洋右。

对，就他了。

见外相对自己如此器重，松冈的自我感觉也一下子膨胀起来，当下便摇头摆尾，拍马上阵，担任日本出席国联会议的首席代表。

由于吃了上次的苦头（“焦土”演说的那一次），内田这回也意识到找人帮腔的重要性了。

先是通过伪满之口，宣布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是拍美国人马屁，你不是就想到处做生意吗？欢迎。

接着又派人去各国游说。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撞大运，因为此时日本在国际上的人缘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除了它自己和国内狂热的民众，就没一个说它好、说它做得对的。内田的意思是，说不定哪个国家会被我们两三句好话一骗就站在我们这一边呢。

大家不用感到奇怪，因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独特，他们一向都喜欢这么一相情愿，而且已经成了习惯，直到现在都改不了。比如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参拜的话，肯定中韩反对，日本与上述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注定会蒙上阴影，甚至还可能降至冰点。但知道是知道，还是有人照做不误。理由就是，没准中韩不会反对呢，或者它们已经理解我们的想法了吧。

你说他幼稚，好像也不是。

面对这次在国联的终极大战，中国方面同样精英尽出，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老将新锐，扛鼎的全都用上了，他们作为出席国联会议的中方代表，齐齐驻扎日内瓦。

原先中国常驻国联的工作人员只有二三十人，现在一下子扩充到一百多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国都是志在必得。

在与列强拉关系套近乎方面，能人们各出各的招。顾维钧去探美国人的口风，颜惠庆则去完成一项当时对中国非常重要，但看上去似乎也是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跟苏联复交。

中国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复杂。

老蒋一直把日苏看做是红白两大帝国，反正就是觉得它们对中国都没安什么好心，所以都得提防着。对此，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叫做“倭患急而俄患缓，俄患大而倭患小”，打个比方，就是在欺负中国这件事上，日本喜欢吃快餐而苏联爱细嚼慢咽，吃快餐的那个性子急但实际上是个没头苍蝇，相对来说危害还小一些；苏联则不一样，这是个有心计有城府的，他的胃口实际上大得很，轻易你根本玩不过他。

当年的清朝修补匠李鸿章搞联俄制日，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这条道走不通。那么我们走“革命外交”，既制俄又制日呢，“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就给你颜色看了。

遇到的倒霉事多了，老蒋渐渐琢磨出味道来了，以前一边倒的“联俄制日”固然不行，现在把两个恶邻居都一齐得罪光了其实也不对。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答曰：见风使舵，虚虚实实。

它还有一个很学术化的名词叫做机会主义。

就拿老蒋的那句名言来说吧，“倭患急”，但只要不急到一定的程度，尚在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就优先对付“俄患大”，也就是容忍日本人，对付俄国人。但如果“倭患”急得太过分，让人实在受不了了，也就只能在“俄患缓”方面让步，跟老毛子站一边儿，然后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人。

其实说穿了全是斗心眼，这就是政治，国内国外都一样。老实一点的人还真干不了这个。

“九?一八”事变后，“倭患”越来越急，如果能够用“俄”来牵制一下“倭”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但为什么中国外交方面一直没什么动作呢？

“中东路事件”没处理完当然是一个原因，东北军政当局弄出来的那个《伯力协定》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不肯承认吗？斯大林不爽，这就成了大家心里的一个疙瘩。

除此之外，国内还有一个外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和矛盾也是一直不断。

与之相比，国际因素更为重要。

李鸿章的那套联俄制日，其实还没出手，就被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最恨这个。

你不跟我好好谈还去找帮手，想阴我是不是？好，有你好看的。

那个时候的苏联尚处在恢复和上升期，运动也没像后来那样成功和火爆，在全球范围内，“反苏”甚至一度成为一句时髦口号。

日本人多精啊，它来得正好，就天天把这句口号放在嘴边念叨，作为自己在远东横冲直撞的一个绝佳理由。

跟苏联过于接近，必然会刺激日本，让这小个子更来劲。

到依靠国联打官司的时候，中国的顾虑又多了一层。

国联里面最大的就是英法，美国虽没进入国联，但实际影响力并不比前二位差，还有这么多欧美国家，大家都把苏联看成外星人，压根儿就不愿答理它。如果贸然跟苏联有了那么一点瓜葛，人家躲你还来不及，那国联的官司还要不要打了？

这一点别说政府要员心知肚明，就连当时的一般公务员都了解。马占山的代表不是一听调查团提到“为什么你们部队的臂章是红色的”就紧张吗？他当场非得使足劲把与苏联的关系给撇清不可。

不过事情都是会变化的，国际外交尤其如此。

我们小时候上语文课经常读到这样的句子：小孩子的脸就像夏天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

随着苏联的能力渐渐显山露水，有很多迹象表明，连美国这样的纯“自由主义国家”竟然也出现了承认苏联的苗头。

这大大消减了中国与苏联复交的心理障碍：你们都跟他抛媚眼了，我跟他拉拉手有什么不可以？

让老蒋动心的还有李顿调查团在报告书上的几句话。

怎么说的呢？

上面是这么说的：大家一定不能忘记满洲还有一个苏联，它在这里有一个中东路，还有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一些利益。要解决满洲问题，苏联不加入不行，否则就是解决了也等于一场空（“解决时倘忽略苏联之重大利益，则此项解决必不能持久”）。

调查团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英美法这些国家在说话。他们都说了，满洲问题得把苏联拉进来，不然搞不定。那就得照着方子抓药啊。

按照这个趋势看，欧美列强那边是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

日本方面会不会受刺激？

走到这一步，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上法院了，还顾及什么刺不刺激的。

再者说，你不理苏联也不行啊。你不理它，它连自己的“满洲权益”也可以不管，听任关东军打过来，就知道一个劲地装傻，结果弄得小日本在东北更加肆无忌惮，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如此发展下去，两个家伙合起来欺负中国人都有可能。

决策层已经下定决心，但外交这个东西要成事，还需要一点特别的智慧和契机。

比如我们熟知的乒乓外交，据说事情非常偶然。当时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日本举办，美国和中国都参加了。

与中国比起来，美国的乒乓球水平自然是不高，不过他们的娱乐精神向来出类拔萃，赢了固然可喜，输了也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有一个美国队员要从训练馆去体育馆比赛，可是当时没班车了，这时正好有一辆大轿车开过来，他就上去搭了顺风车。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上去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中国代表团的车，里面全是中国人。更令他诧异的是，这些中国人对他非常友好，其中一个运动员不仅主动向他打招呼，还把一幅精美的杭州织锦送给他做礼物。

这个运动员就是中国乒乓坛的传奇人物——庄则栋。由此开始，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被称之为“小球转动了大球”。

我没有接触过有关中美建交当事人的回忆录，不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不过就这个“巧遇”的段子，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这是纯粹的巧合。因为你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人人避美帝唯恐不及，出了国也一样，而且事情哪有这么巧，正好车子捎上了美国老外，又正好庄则栋身上藏着一块织锦——织锦并不是手帕，也不属于日本特产，他天天放兜里干吗？

况且庄则栋再能耐，他也不会或者说不敢随随便便和一不认识的美国佬搭讪并且赠送礼物，要知道国家队也是有组织纪律的，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不怕回去被当成“里通外国”或者“涉外间谍”的活典型？

倒是那老外运动员真是巧了。因为庄则栋送他礼物后，他摸遍了全身，找不出合适的东西来送。后来还是去商店买了件衣服才算还了这个人情。

所以在某些事情上，契机是一定有的，但要让小球真正具备转动大球的能量，没有一点智慧和必要的准备是肯定不行的。

中苏复交的契机出现在国联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