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行走于职场的成功人士，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顾灵活性。妥善处理好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当是识人的“伯乐”，称职的“裁缝”，出色的“箍桶匠”。要恰到好处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懂得权变之道，使下属人尽其才，扬长避短，并形成合力，这样的团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中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
要懂得权变之道
上级喜欢听话的下属，喜欢那种接到任务后不找理由借口、并出色完成任务的下属。但是，倘若你是一名中层领导，负责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部门的工作，你该怎么面对自己的上级呢?如果上级不知详情、指手画脚、干预太多怎么办?若上级昏庸、教条主义怎么办?这时候，你要懂得迂回，懂得权变，灵活地完成任务。
曾国藩生在晚清，是朝中重臣，他的上级就是昏庸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贵族。他一边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边，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任意妄为。这样，既维护了自己，也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也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为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汉人等，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叛变，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牵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十分清楚。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撒。当时朝庭也觉得很安全。他们觉得太平天国被消灭了，保存一支自己无法控制的军队，才是最愚蠢的。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的时候，僧格林沁及其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非常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不利于湘军，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首先，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愁苦万分；其次，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份、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
这个时候，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非常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百般无奈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曾国藩明白，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所以，曾国藩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死在一个年轻战士手上。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河南、山东，威逼京津。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武员弁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淮军、湘军筹办粮饷。
这本是曾国藩意想当中的事情，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之围时，他却非常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深知祸福难定。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接下来的几天，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目标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一方面的想法而已，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明白，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很难在指挥上做到随心所欲。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
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表示不能迅速出兵。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沉”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要以逸待劳。
曾国藩做事向来准备充分，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很难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粮饷充足、枪炮齐备的条件下同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战死沙场。而自己势单力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如果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会惹出多少麻烦。
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也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说尽了好听的话，可就是不出山。
尽管他向清廷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又于心不忍，正在其左右为难拖延了将近20天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德州、景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与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拖延了将近20天后曾国藩才在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才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时候，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中做到了游刃有余。
李鸿章在处理同上级关系时，也颇懂权变之道。
对李鸿章来说，他最大的上级便是慈禧太后，如何得到这位野心家权力狂的信任，是最重要的。慈禧太后是个彻底的顽固派，李鸿章则是兴办洋务的改革派，怎样协调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同治十三年(1874)，两宫皇太后谒祖陵的时候，召李鸿章护送，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人品的机会，也给了一个使其得到慈禧欣赏的机会。
第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与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推上帝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慈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验证李鸿章的忠诚与能力。由于朝廷中的一些大臣非常反对慈禧让他的外甥继承帝位的计划，慈禧便向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请求帮助，请他率兵进京支持自己的行动。
李鸿章并没有亲自率军进京，而是派了一支淮军，让慈禧的心腹亲信、护军统领荣禄指挥进京，对反对派给予镇压，最终将光绪帝推上了皇位。
李鸿章自己不去，是不愿意参与到最高权力的争夺中，成为别人的牺牲品。但当时手握大权的是慈禧，他不服从命令是不妥的。他把军队交予慈禧的心腹，既表示向慈禧效忠，又避免了深入到权力斗争的核心，就算无法成功，他也可进可退，游刃有余。
政变之后，李鸿章才从天津到北京。四天内，他三次觐见慈禧太后，表达了他对慈禧的尊重与服从。这样，他在慈禧太后心里取得了更高的地位，这也是慈禧放心把很多大事交给他办理的原因。
百日维新之后，慈禧企图废了光绪，另立皇帝，想争取李鸿章的帮助。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明确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嘴上拒绝，实际上是不同意慈禧的做法。虽然李鸿章当时已经失势，但在慈禧的心目中，仍然占有无可取代的位置。李鸿章用这种不参与的方式委婉地拒绝了慈禧，在多方面都不支持的情况下，慈禧也不敢贸然行事，这一废立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慈禧对于维新变法的志士采取了大肆屠杀与打击的对策，对此，李鸿章大胆指出“捕新党之谬”，没有明确支持，却暗中设法为一些“新党”开脱，对逃往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安危深表关心。但在慈禧太后面前，他无法不对康、梁和其它他维新变法的志士故作贬低之词，迂回周旋，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慈禧太后曾经向他询问康、梁为人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乃书院之书生，应该是井讼师之类人物，无可忧虑。”慈禧太后又问是否有外国人作庇护?李鸿章回答：“外国人不知中国之情况，误以为他们是国家志士，故容留他们，然最终当识破其面目，至其时驱赶他们恐不解其恨。”一面避免牵连自己，一面委婉缓解慈禧太后对康、梁等人的仇恨，减轻对“新党”的镇压。
要懂得与上司周旋。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在处理与上级关系时，要懂得权变之道。命令要执行，意图要领会。若自己的主张同上级有分歧，要避免与上级发生正面冲突，要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既办成自己的事，又能得到上级认可。
揣摩领导的意图
任何人都有“难言之隐”，包括平时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这个时候就要留心观察，揣摩领导的心意，根据领导的心意行事。
郑武公的夫人武姜生有两子，长子寤生，相貌丑陋，武姜心中深为厌恶；次子名叫段，成人后气宇轩昂，一表人才，武姜疼爱有加。武公在世时武姜多次劝他废长立幼，立段为太子，武公怕引起内乱，就是不答应。
郑武公去世后，寤生继位为国君，也就是郑庄公。封弟段于京邑，国中叫做太叔段。这个太叔段在母亲的怂恿下，竟然率兵叛乱，想夺位。但很快被老谋深算的庄公击败，逃去共国。庄公把合谋叛乱的生身母亲武姜强制送到一个叫城颍的地方囚禁，并发誓说：“不到黄泉，母子永不相见!”意思把他母亲一辈子放在城颍囚禁。
一年之后，郑庄公深感后悔，感觉自己待母亲未免太残酷了点，但又碍于誓言，难以启齿。这时有一个名叫颍考叔的官员看出了庄公的心思，便带了一些野味以贡献为名晋见庄公。庄公赐其共进午餐，他有意把肉留下，说是要带回去给母亲吃：“小人之母，常吃小人做的饭菜，但从来未尝过国君桌上的饭莱，小人要把这些肉食带回去，让她老人家尝尝。”
庄公听后长叹一声，道：“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寡人虽是一国之君，却偏偏难尽一份孝心!”颍考叔明知故问：“主公何出此言?”庄公便把原委细说了一遍，并说自己常常思念母亲，但碍于有誓言在先，不可更改。颍考叔哈哈一笑说：“这有何难!只要掘地见水，在地道中相会，不就是誓言中所说的黄泉见母吗?”庄公大喜，便掘地见水，与母亲相会于地道之中。母子两人皆喜极而泣，随即高唱，儿子唱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亲相和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颍考叔因为善解人意，被郑庄公封为大夫。
作为下属，平时要多个心眼儿，熟谙领导的习性并加以揣摩，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领导的意图。不然，你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与领导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这样你就惹下麻烦了。
建安三年(198)三月，曹操再次征讨张绣。行军途中，曹操有感于汉末以来战事不断，军纪太坏，老百姓最为困苦，听说有军队到来，无不谈虎色变，逃之知知，因此，向各军下达指令：“吾等奉天子明诏，出兵讨伐叛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际，但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都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
官兵闻知，经过麦田时，无不小心翼翼，都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偏偏只有下命令的曹操，自己在马上，欣赏着随风起伏的金黄色的麦田，对这次命令的政治效果，正在得意地暗自估评着。不料马到之处，麦田里突然飞出一只鸠鸟，曹操的坐骑窜入麦田中，践坏一大片麦子。情急之中，曹操脑筋一动，立刻到主簿处请罪。
主簿非常为难地表示：“军令怎么能用在丞相(当时曹操已由献帝授以丞相职位)身上呢?”“我自己下的命令，怎可先不遵守，这样怎么让别人心服呢?”曹操说毕，便作出一副准备自杀的模样。
郭嘉看出曹操的意图，立刻阻拦，并表示说：“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统领大军，怎可自戕?”
曹操思索了很久，面带严肃地说：“既然春秋有法，不加于尊，我暂且不执行，但仍以头发代替之。”说完，拔剑割下一绺头发，递予主簿，并传送各军营示众：“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全军上下都毛骨悚然，没有人再敢无视军规了。
将自己的头发割下来丢在地上，表示自己受了髡刑，髡刑是古代剃去头发的一种刑罚。在古代，人们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了就是不孝。所以，割发被列为一种刑罚。曹操的割发，既表示受了髡刑，又有以发代首的意思。
郭嘉善解人意，及时领会了领导的意图，给领导找台阶下。
领导的意图有时不会直白地表达出来，需要下属细心揣摩。原因有很多，有一种情况是，领导碍于面子，不便随意表态，但倾向性意见不难猜测，这时你应该比较乖巧，不能强迫领导明确表态；还有一种情况是，领导需要得力助手帮腔，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台戏才能演好，这时你就不能附和领导，一个鼻孔出气；还有一种情况是，领导还没有拿定主意，但迫于形势只好应附地敷衍几句，这时你就得稳重，私下找领导商量，不要草率行事。
与领导相处，最为重要的是那份“心领神会”，形成默契。有些事领导还没说，你就已经做好了，领导当然会对你赞赏有加。凡事等领导发话你才做，便为时已晚，他在心里已经给你打了低分。
充满自信，承诺肯定
光武帝刘秀刚登基时，群雄割据，天下未定。他任命大将耿弇去讨伐张步。耿弇本是员猛将，有勇无谋，向刘秀保证完成任务便领命而去。
当时，张步盘踞剧县(今属山东)，以此为都城，派他的弟弟张蓝率精兵二万人在西安县驻守，令各郡太守集合一万多人防守临淄，两地仅相距四十里。
耿弇决定先拿下临淄，这样西安同剧县间的交通就断绝了，西安就孤立了，不多时守军一定会弃城逃跑。没有半日，临淄就被攻下了。军队进城后，耿弇约法三章，严禁军队抢掠，说要等张步进犯后再掠夺财物来激怒张步。西安的张蓝听说后，心生恐惧，就率领军队逃回剧县。
张步言听临淄被攻下，就集合二十万大军，到临淄城东，准备进攻耿弇。
见此情况，耿弇自信地向刘秀报告说，自己采用深挖战壕、避实攻虚、高筑城墙、以逸待劳的方法迎战，十天之内就能献上张步的脑袋。
两军开始交战，难分胜负。耿弇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出城从侧面攻击张步，一鼓作气，大败敌军。期间，有流箭射中了耿弇的大腿，但他毅然用佩刀砍断箭杆马上投入战斗。这时刘秀身在鲁城，听到耿弇受伤的消息后，便马上亲率军队赶往临淄增援。
部将曾劝耿弇，暂时关闭营门，休养士兵，以待皇上增援。耿弇听后，厉声斥责说：“身为臣子的应当杀牛备酒，恭迎皇上，怎么能把贼寇留给皇上去处理呢!”于是耿弇继续出兵同敌人交战，从早晨一直战到黄昏，把敌人打得落荒而逃。张步哀叹遇到不怕死的人，丢下几千车辎重，仓皇逃回剧县老巢。
过了几天，刘秀到达临淄，亲自犒劳军队，大宴群臣。刘秀激动地握住耿弇的手说：“从前，韩信攻破齐国，开创了汉朝基业。今天将军立下奇功，功比韩信!以前你说保证完成任务，我老觉得任务艰巨，还有点不敢相信，但现在说明，有志者事竟成啊!”
领导就喜爱这种充满自信、保证完成任务的员工。所以，当员工接受任务时，不管你内心是否认为负担过重或不喜欢这项任务，都要装作非常乐意接受。
《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为何长久流行，成为许多大公司的员工必读书?就在于这本书中极力提倡一种敬业精神。美西战争时，军官罗，接受了美国总统的任务，去找寻古巴丛林中的加西亚将军，把总统的一封信交给他。加西亚的确切位置在哪，没有人知道；这次任务会遇到无数艰难困苦，是不得而知的。但罗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条件，而是坚定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领导都需要罗这样的员工。我们来做个试验：你坐在有6名员工的办公室，把其中一名叫来，对他说：“请帮我查一查百科全书，把某某的一生做成一篇摘录。”
你一定希望那个员工爽快地说：“好的。”然后马上去做。
可事与愿违。员工会提出一个或数个问题：他是何人?何时过世?哪套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放在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吗?为什么不叫小李去?时间要紧不?
这便是不讨人喜欢的员工。领导希望听到的是坚定的承诺：一定完成任务。
当然，对这个问题也要灵活地把握。倘若你是一个参加工作的低层职员，领导的命令当然要无条件执行。可是，若你是一名中层领导，而你的上司不见得比你高明，怎么办呢?执行他的命令就要随机应变了。
领导喜欢充满自信、保证完成任务的员工，这是通用的道理。在接受任务时，就应该给领导一个满意的承诺：保证完成任务，不要讲任何借口。
异中求同，高效协作
前苏联曾研发出米格25喷气式战斗机，这架战机的许多零部件同当时的美国战机相比而言要落后，但因许多设计者考虑了整体性能，所以这一机型在速度、升降应急反应等方面在当时堪称一流。这就是管理学上有名的“米格25效应”，对于建设一个协调高效的团队很有启发意义。
从一种层面上来讲，一个会用人的领导，能知人善任，他是一个出色的箍桶匠，能够扬每一位下属之长，避其所短，使他们形成合力；这样整个团队就是高效率的团队。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
在历史上，作为军事统帅的曹操在辨才用人之处，可以说高出孔明之上。他手下谋士云集，战将林立。任何一次战役，不论守关或是夺寨，曹操一般能够做到择人任势，调度合理。这就非常有利于争取主动，夺取胜利。其中，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军守合肥，就是曹操知人善任的典型一例。
建安二十五年(215)，曹操西征张鲁，东吴孙权见有机可乘，便率军攻打合肥。镇守合肥的三员大将是李典、张辽、乐进。他们三人按资历、地位、能力、职务，都各有千秋，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三人互不服气。在讨论破敌决策时，常各执己见。
这时，形势异常紧张，合肥危在旦夕。就在这节骨眼上，曹操派遣护军薛悌从汉中送来一个木匣，里面是曹操对合肥的防御作战作的具体计划，指出：“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
曹操的计划，是基于他对三位将军的深刻了解。张辽，职武职都担任过，有勇有谋，能顾大局；乐进是名猛将，但脾气暴躁；李典，温柔，不爱争功，但难以独当一面。如果让张辽、乐进一同出战，让李典守城的话，两员猛将可能会有争执，而李典恐怕也难当大任。故曹操做出了让张、李出战，乐进守城的安排。最后，在张辽的带动下，三人各负其责，协调一致，大破孙权。
择人任势，知人善任，是一门重要的组织指挥艺术。领导应深知下属做事为人、性格修养等各个方面的特长，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地调兵遣将，很好地发挥手下的才能。糊涂的领导常会做出派“黑旋风”到水里同“浪里白条”交手的这样的傻事来。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调遣失度，导致失败。
改革之初，中央有件指出，要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尊重人才、尊重知识，于是，某些部门一哄而上，把原来的业务骨干提为所在单位的重要领导者。效果不尽人意，当了“官”的业务骨干陷入繁琐事务中，各种迎来送往，再没有时间，也没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业务中去，日子久了，眼看着原来的同行不断开拓提高，而自己的业务水平却一落千丈，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人才就是生产力。在团队中，有没有人才被闲置，或是被放错了位置?他们是不是正在生闷气，或是准备跳槽?这些问题领导者应当深思。
在一个领导班子中，最好由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有利于互相取长补短，异中求同，科学决策。那种“一色清”的指挥班子，以一人的意见为决定，一人提出方案，大家举手通过，不能进行各种意见的比较和补充，这样形成的决策就容易失误。
从某种意义而言，出色的领导，他是一个出色的箍桶匠。
勤工作，多汇报
在古代，交通阻塞，地方官员很少当面汇报工作。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主要靠书，向朝廷写的报告叫做奏牍。既然见面不便，字工作尤为重要。
曾国藩就深知其中的道理，奏议是臣子最重要的事，必须谨慎对待，下苦功。很多名臣都是奏牍的高手。我们今天看《古观止》，当中很多章都是奏牍书，也就是汇报材料。贾谊、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人都是写汇报材料的高手。
李鸿章入幕后，曾国藩主要让他负责书工作。这是考验为官者的一项重要素质，训练的是如何同上级打交道。当时只有地方大员才有上奏折的权力，李鸿章虽然也在安徽做过类似的事，但是最多不过是个记名的道员，还没有直接和朝廷对话的资格。曾国藩让他负责起草奏折，一方面是知道他的笔下功底不错，用他比较放心，另一方面也有培养之意，李鸿章以后若要独当一面，这一关必须过硬才行。湘军的头领，无论是左宗棠、胡林翼还是曾国藩，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因此有天下奏牍三把手的说法。
咸丰八年(1858)底，湘军李续宾部在三河镇被陈玉成、李秀成全部歼灭，李续宾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等400多将领战死，成为湘军一次惨痛损失。事情过后，胡林翼奏陈其事，请求给予优厚的追赠，言词恳切，催人泪下，咸丰帝也被打动了，禁不住涕泪交流，下令追赠李续宾做为总督，两个儿子都赐予举人出身，并送部引见，赐银500两。
李续宾虽是湘军悍将，但是却无正式的官衔。这次一个人得到了皇帝这般厚赐，不能不说胡林翼的奏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此，胡林翼也深感自豪。他在咸丰九年(1859)正月初一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天下奏牍只有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这三个人，名次高下，尚待千秋。自问总不出三名之下。倘其抑志拊心，储精厉学，则不肖尚未可量也。”
胡林翼对自己的奏牍功夫非常自信，将自己与曾、左并列，称天下奏牍三把手，并说自己“尚未可量”，实则有以己为首之意。而左宗棠则说：“当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曾国藩不曾争过第一。根据民国的徐凌霄、徐一士兄弟说，三人各有千秋，曾之雄伟，胡之恳切，左之明畅，都超乎常人，不分先后。但从学问根而言，“国藩为独优矣”。
曾国藩章高妙，所以奏牍也非常高妙。据研究，他的奏稿也分不同时期，有明显变化。总的特点是：简洁明快、沉稳老练。但前期的奏稿显得激切、倔强。后期，也就是1858年重新出山以后，它的特点则变为绵里藏针、缜密细致、平淡质实。1858年是他仕途变化最显著的一年，经此番风波，他慢慢变得谨慎，奏牍中就能充分体现。
当时能向皇帝请奏是一种特权，体现这个人已得到皇帝的器重。如何利用好这样的机会，就要在奏章上下功夫。曾国藩多次教导手下，在奏牍上一定要谨慎行事。同治元年(1862)正月，曾国藩读了洪亮吉的《上成亲王书》，这个人就因为上了这一奏疏，被发配到新疆。曾国藩读后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地方，饶是如此，还受到这样的灾难，可见奏牍不可不慎啊。
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鲍超得到批准向朝廷直接奏事，自以为腾达之日可寺，非常高兴。曾国藩却以自己的教训为例，告诫他要谨慎行事。他在信中说：“阁下虽可奏事，但须十分谨慎，不可乱说一句。若说得不得体或触圣怒，不让再奏，则反失台端之体面，有负期望。国藩道光末年在京上疏，颇有锋芒，自出京后，在军十四年，所奏之折没有一句话不朴实，无一字不谨慎。即如此次因军务不顺，请开钦差、江督各缺，不是骄傲的时候，而所奏两折两片，亦仍属谨慎，兹特抄寄一阅。自古以来，立大功之人，以谨慎败者少，以傲慢败者多。”
第二年五月，曾国藩又教训了曾国荃一番。曾国荃刚获得单衔奏事权，就弹劾满臣官，捅了马蜂窝，所以曾国藩反复告诫他写奏稿要非常小心。他说：“吾兄弟高爵显官，为天下第一指目之家，总须于奏疏中加意检点，不希望得到什么，希望免除灾难。”
然而，也有不听曾国藩劝告而以此致祸之辈，吴汝纶日记中记载：“手笔书疏，大臣最宜慎重。武侯之徒李平就出其书疏前后犯错而表上其罪也。汝纶前随曾相在军时，有某帅来，相公戒以书疏不可不留意，最后导致失败。”
我们常说笔杆子好的人会写章，其实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有想法、有头脑。领导手下的笔杆子为什么提拔得快?因为他们常在领导身边，站得高，有想法。
在今天的政府机关、企业里面，字工作依然要紧。工作干得好，还要书写得好。三分工作加七分宣传，虚的东西是多了点；七分工作加三分宣传，还是必须的。
向上级汇报工作，当说不当说，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表现自己的成绩，不可过分自耀；提出批评与建议，一定要注意分寸。字是日积月累的事情，要在实践中精进。
请求上级要把握好分寸
下级的资源与权力都来自于上司，要想办好事情，就要得到相应的权力，很多时候，必然有求于上级。把这方面做好，会大大减少办事的阻力，取得很好的效果。
曾国藩的权力是自己在枪林弹雨中换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较高明的策略，很可能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他在奏折上下足了功夫。当时地方官员和朝廷沟通的主要方式就是上奏折。奏折起源于康熙年间，在雍正朝确立为“密折制度”，成为朝廷控制地方，地方奏报中央的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并不是任何地方官都有直接上奏的权力。
一般而言，地方唯有督抚等大吏才有这样的权力。其他官员只能通过督抚代奏；曾国藩办团练以后，并不是地方大员，但是他有着兵部侍郎与团练大臣的头衔，拥有直接上折的权力。因为出山之战失败，他差一点失去了专折奏事的权力，若失去了这个权力，他在地方将是呼天不应，呼地不语，只能受制于人。为此他恳切请求，专门上折，终于保住。
奏折的字，看似平淡无奇，但其实却是暗藏玄机。曾国藩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如何去说。在向朝廷有所请求时，小事情可以直说，这样让人觉得坦诚，皇帝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轻易驳自己的面子。但是大事情，往往涉及到重大的利益与人际关系，朝廷在选择的时候也会费尽心思。如果直接索要，则显得过于跋扈，甚至还有要挟之嫌，使原本可能成功的事情失败。
所以，曾国藩在这种问题上，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而是旁敲侧击，让朝廷知道自己的意思，同时也留够了回旋余地。万一朝廷不答应，不会失去面子，朝廷也不会难堪。若朝廷批准，也是其主动的示恩，而非自己强取。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从困守江西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针对自己的部下很多归属于湖北巡抚胡林翼，他在九江劳师之后，就上了《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折。
在奏折中，他多次强调杨载福、李续宾所统率的湘军，原本是自己的部下，因为受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如今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回，就连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他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意思明确就是要求清廷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拨还自己节制。尽管他没有说自己是杨载福、李续宾的上级，但在奏片中却为他们请饷、催饷，事实上仍然是以李、杨所部的直接指挥者自居。湘军后来分出很多支派，划分给不同的人统领。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是湘军的实际创始人，虽然有的部队已经不归他直接指挥，但是仍然要奉他为精神领袖。
因为湖北省位于中心地带，武汉更为重要，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时隔不久，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根据地，曾国藩的湘军一度受到重创，但是他依然顶住了压力，等待胡林翼攻克武昌。罗泽南在战斗中病死，他的手下就归学生李续宾指挥。后来胡林翼终于攻占武昌，增援的任务已经完成，按理也应该归还曾国藩了。
曾国藩上奏时，也抄送了胡林翼。胡林翼一看便知是曾国藩的意思，他心领袖会，命杨载福、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水陆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曾国藩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杨、李，收回了实际的控制权。
尽管曾国藩这个奏折没有写明要求朝廷归还李、杨所部，但是他绕来绕去，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朝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也只好同意李、杨所部仍归曾国藩指挥。
曾国藩在推荐下属的时候，也采取这样的方法。对于普通的州县小官，他就明确说应当任命为什么县的知县，什么州的知州，而对于职位较高的官吏，尤其是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他从不直接说明，而是非常谨慎。他保举李鸿章的时候，并没有把话说得很明白，而是称其“堪膺封疆之寄”，也就是具备担任封疆大吏的能力。当时的李鸿章还是一个候补道员，直接推荐他担任巡抚，越过了好几级，风险很大。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命令李鸿章编练淮军，也率队东下，救援上海，实际上掌握了江苏地区的大权。这份奏折就是说，是让朝廷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处理江苏上海地区的军政事务，实至名归。朝廷顺水推舟地做一个人情，当即调署理巡抚薛焕回京，正式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
请求上级批准某事和授予权限时，必须把握好度。如果是小事，当然可以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想法，请上级批准或授权。若事情涉及重大的利益与人际关系，就要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是旁敲侧面，使上级知道自己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议供上级参考，不要说过于绝对的话。
赢得第一次
心理学所说的“首因效应”，意思是说第一印象很重要，它往往能定格在脑海。虽说瞬间接触只能认识他人的表面，人最重要的是内在，可是现在这忙碌的时代，人和人会面时间很短暂，一个人的内涵如何充分展示呢?或许你只有一次表现的机会，失掉这次机会就输了。
三国时的张松留给曹操的第一印象就不佳。当时曹操统一北方，声威比吴、蜀要大得多，此时的他志在必得。益州牧刘璋害怕张鲁攻打自己，派张松与曹营说理，希望曹操攻打张鲁，以解自己的危难。
张松这个人聪明、有见识，就是模样惨了点儿，个头儿矮，前额像锄头，鼻塌，头尖，牙齿外露。这副尊容无论谁见了，都不会喜欢。曹操对待张松非常冷淡，而张松挺有个性，还把曹操抢白一番，曹操把他赶出门外。
识人难，用人也难，要用人必须能辨识人才。曹操以知人善任著称，然而这次他却看走了眼。本来张松私底下给了益州各处的地图预备献给曹操，曹操的狂妄，让张松改变了主意，后来他把地图给了欣赏他的刘备，使刘备能得三分天下，不，然，三国历史可能会改写。
张松不得志，不仅在于曹操，还在于他自己形象太差，如果他如周瑜那样，仪表堂堂，雄姿勃发，曹操准会把他视为上将。
和他境况类似的是庞统。《三国志》中说庞统被鲁肃推荐于孙权面前，孙权一看这个人“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悦”，于是非常看不起他。庞统求职失败，便投奔刘奋，刘备看他相貌丑陋，也不喜欢他，只是让庞统做个县令，真是大材小用了。
第一印象如果给人稳重、聪明的感觉，下次见面时就算和对方发生激烈的争执，对方会认为这个人对工作认真、投入；若第一印象给人的是穿着随便、散漫、气质差，第二次见面双方发生争执，对方会认为此人固执己见、狂妄自大。
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麦克尼尔曾说过：“外表优秀的人，人们很容易误认为他或她的各方面都很优秀。”
看来，“漂亮者生存”这话有一定道理。据统计，外表漂亮的人收入要比普通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高。
不过，并不那么绝对，外表普通的人也可以从举止、仪表、谈吐方面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比如，与人接触时目光要平视对方，显出坚定与热情，目光不要游离不定。
说话声音适度，口齿要清楚；服装要整洁，不要奇装异服过于抢眼；发型必须与头型、脸型、体型相协调，等等。
通过着装、发型、服饰、化妆等方式可以使自己形象有很大的改变，从而多一些自信。我们要时刻注意，些许精心掩饰的缺陷，别人可能依然感觉很明显。如果别人有意无意提及你的缺陷，就坦然面对，能用幽默的方式化解尴尬会更好，像相声大师马三立曾说：“模样长得惨了点，对不起几位，还让您花钱买票。”他的幽默反而让人觉得他的缺陷也显得可爱。
与人相处，适度地把自己“包装”，等于打出了自己的“产品形象”。他人的青睐，证明你已成功地推销了自己，别人可以了解你，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就会很容易获得。
在仪表、谈吐、举止等方面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会使你在他们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有助于你的事业。赢得第一次，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幽默迂回“指出”上级的失误
在《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宋太祖对臣子张思先说过大话：“看你这次为君为国做出这么重大的贡献，我决定让你官拜司徒。”
张思先见许久没有消息下来，又不好当面询问，让皇帝没有面子，也可能此事就吹了。左思右想，只能幽默一下，来个皆大欢喜。
有一天，张思先特意骑一匹奇瘦之马从太祖面前经过，并惊慌下马向皇帝请安。皇帝问道“你这匹马为何如此之瘦，没有善待它?”张思先答：“一天三斗。”太祖又问：“吃得这么多，为何还如此之瘦?”张答：“我虽然答应给它一天三斗粮，可是我不给它那么多。”二人大笑不止。
太祖是个聪明人，马上有所领悟。次日，就下旨任命张思先为司徒长史。
《三国志》中也有一件有趣的事：
曹操之子曹植思敏捷，才华横溢，深得喜爱。因此曹操便想废长子曹丕的世子地位，而改立曹植做世子。这一天，曹操叫来谋士贾诩，让左右都退下，向贾诩说起自己打算废丕立植之意，并问贾诩：“你有何意见？”
贾诩心中不同意，可直截了当地否定曹操的心愿，这样一来太煞风景。贾诩听完曹操的述说后，沉默不言，也没有回答曹操的询问。曹操见他很久无言，便问道：“和你说了半天，可你却不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为何?”贾诩慢悠悠地回答说：“臣在思索，因而未能及时回答您的问题。”曹操又问：“你在想什么事?”
贾诩沉思很久，回答道：“我在想刘表父子、袁绍的事呀!”袁绍与刘表都是东汉末年称霸一方的豪强，袁绍因为很喜欢小儿子袁尚，就让他代替了长子袁谭做了世子。袁绍死后，袁谭、袁尚各树一帜，相互斗争，最后都被曹操灭掉了。刘表也同样很喜欢小儿子刘琮，后来便废掉了长子刘琦，让刘琮做了继承人，最终也被曹所灭。贾诩特意点出这两个废长立幼而最终又被曹操攻灭的人来，意在表明废长立幼终不可取，很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劝谏。
曹操听了贾诩的话，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深意，大笑一声，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过改立世子的事了。
上级有失误不是不能批评，而是要讲究批评的方法。英国大豪毛姆在其名著《人性枷锁》一书中说过一句亘古名言：“身居高位之人，就算请你批评指教，他所真正要的还是赞美。”因为，这是人性所在。所以，你要含蓄、幽默，要让人感悟，而不觉得伤面子，这样才能皆大欢喜。
对于如何批评，管理学家有这样的建议：
1批评的效益在什么时候都是和被批评者对你的信任成正比关系，不然将适得其反。
2当犯错的人能有改正的可能，才值得批评、才有批评的价值与意义。
3要选择批评的时机，要避免含混不清和类似讽刺的言辞，特别不能对他表现出完全置身事外的态度。
4在批评过程之中要客观求实，一切言词都要公正得体，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夸张是大忌。
上级有失误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注意方式，要善于用幽默迂回的方法，很巧妙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下属护短，主动分担责任
魏扶南大将军司马炎，命征东将军胡遵、征南将军王昶、镇南将军毋丘俭讨伐东吴，同东吴大将军诸葛恪对阵。毋丘俭与王昶听说东征军兵败，就各自潜逃了。
朝廷将惩罚诸将，司马炎说：“我不听公休之言，才导致这样，这是我的过错，诸将何罪之有?”
这一年雍州刺史陈泰请示同并州诸将一同征讨胡人，雁门与新兴两地的将士，听说要远离妻子去打胡人，都纷纷造反。司马炎又引咎自责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是玄伯之责。”老百姓听说大将军司马炎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承认错误，都非常佩服，都想报效朝廷。司马炎引二败为已过，不但没有降低他的威望，反而使他受到更加多的尊敬。
若司马炎讳败推过，将责任推下边必然不会团结，哪还会有日后的以晋代魏的局面呢?
由于统帅在治国、治军时严于律己，所以他们在军民心目中有极高的威信，做到了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军队的士气强盛、战斗力强。
威信，便是威望、信誉，是霸主们必须具有的素质。有威信的霸主，其指令计划任务容易被下属接受。他的指示、意见使下属信服，他领导的团体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机器，高效地、快速运转起来。否则，决不会有所作为。
树立威信的因素很多，严于律己最为重要。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圣贤也不一定无过。主要是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
将帅的威信从严于律己中得来，是非常浅显又深奥的道理。“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对于雄霸天下的人来说，有了这种威信，就有了号令天下的力量源泉。
在一个团体中，你既然是领导，你的下屑犯错，就等于你的错，起码你是犯了监督不力或用人不当的错误。
以下推荐几种宽容下属的方式：
在下属偶尔犯错误，懊悔莫及，已经悄悄采取了补救措施没有造成重大后果，性质也不很严重时，就应该假装不知道，以避免损害下属的自尊。一项工作、一项任务完成以后，便要充分肯定下属为此付出的努力，把成绩讲足，客观分析他们的失误，把问题讲明白。这样其工作得到承认，不足也得到指点，便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扬长避短，提高效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那些勤恳工作、超负荷运转与善于创新的下属要格外爱护。一般而言，他们的失误可能多些，他们更需要关心与支持、理解。
在马上将交给下属非常重大任务时，为了让下属放下包袱，放松心情，领导者不要急于结算他过去的过失，可以采取暂不予追究的方法，再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甚至可视具体情节的轻重，减免对他的处分。
护短之前，不宜过度张扬，护短之后，也无须把话说得太明白，更不需要主动找下属洽淡，让下属感谢自己，只有一切照旧，最好的办法是若无其事。
当下属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受到责备，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时，作为领导者，不应落井下石，更不要抓替罪羊，而应勇敢地站出来，着实地为下属辩护，主动分担责任。这样做不仅拯救了一个下属，而且还将赢得更多下属的心。
至关重要的时刻要为下属护短。当下属处于即将晋级、提拔的时候，往往会招致众多的挑剔、苛求和非议。这时候，作为一个正直的领导者，必须站在公正的法码上，奋力挫败嫉贤妒能者压制冒尖的歪风邪气，勇敢保护那些略有瑕疵的优秀人才。
当下属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受到大家责难，处于难堪境地时，作为领导者要勇敢站出来，实事求是为下属辨护，主动分担责任。
不要让优秀的人才撞车
南宋的张浚协助赵鼎管理枢密院，配合相当默契。很多人猜测他们两人会一起担任宰相，只有史馆校勘喻樗说：“他们两人只适合同知枢密院，将来赵鼎退休，张浚就可以代他继续留任。成就事业任用人才，两者关系紧密，那么政令就可以不变地延续下去。若两人同为宰相，万一意见不合而离职，原来的政策必然发生大幅度的变动，那就会是很可悲的事情。”
喻樗的言论很有意思，大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味道。无论有多少优秀人才，对于政治或管理组织而言，最后都以领导为中心，其他人必须围绕他进行工作。机关单位里都讲究“一把手”和“二把手”的职责区分，毕竟组织的事务比较复杂，工作量很大，不可能万事躬亲，也不可能让领导层的人员都参与全局性的问题。应该有所安排统筹，各人根据自身特点负责不同的事项，单独决策；才能够达到“人和”的完美效果，自然可以顺利进行工作，避免出现内耗。
张浚与赵鼎都是优秀的人才，不过毕竟年龄上差了十一二岁，若都在枢密院任职，按照正常的交接秩序，双方可以合作愉快，也不会出现意见不合导致的摩擦。如果一起担任宰相，因为官集团的决策权力通常是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两方很可能会产生分歧，而且分散权利，不利于政府本身的运行。贤者应该有自知之明，尽量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
这个道理可用“分槽喂马”来打比方。据说大宛马善奔跑，蒙古马能负重。某家刚好养有大宛、蒙古二马，喂则同槽，卧则同厩。但是，相互踢咬，两败俱伤，主人非常烦恼。请伯乐帮忙，伯乐看后，建议分槽喂养。主人从此轻松驾驭二马，家业慢慢兴旺。
领导者在培养骨干与接班人的时候，也想考虑人才的搭配问题。“分槽喂马”，不要让优秀人才撞车，内耗不利于团队的团结与工作效率。
2001年3月，联想集团宣布“神州数码”、“联想电脑”战略分别拆进资本分拆的最后阶段，同年6月，香港有了神州数码。分拆后，联想电脑由杨元庆接过帅旗，继承原品牌，主攻pc、硬件生产销售；神州数码则由郭为领军，另外开创新品牌主营系统集成、代理产品分销、网络产品制造。
到这里，联想接班人问题以皆大欢喜落定尘埃，深孚众望的“双少帅”，一个握有联想现在，一个开往联想未来。以前长期困扰中国企业的接班人问题，在联想老帅柳传志的“世事洞明”中，一笑而过。
李嘉诚也是如此选定家业接班人的。他让沉稳内敛、作风踏实的长子李泽矩做长江实业集团新掌门人；而崇尚自由创新、同时喜欢作秀的次子李泽楷另创tom事业。
在培养接班人时，同时可以培养很多接班人，让他们在相同的游戏规则下分出高低。如果有两匹以上的赛马难分高上，万万要珍惜，不要轻易把宝马送人，尤其是送给敌人。把跑道划开，一定要明白、清晰、严谨地划开，假如一方受难，另一方可以马上出手相助。
对资深下属要尊重
在工作中应与同事处理好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工作发展的前提。有这样一位职员，工作年限不长，但能力很强，很受领导喜欢，很快被提升为部门主管。但是下属中有位老职员，仗着自己是前辈，以前有功劳，对他不服，让他很难办。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去做呢?
要想改变这种境况，必须明白：人们往往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对别人不服气是正常心理。所以，年轻主管必须遵循一条准则：承认他人的优势，尊重他人的优点，使他人的内心达到平衡。
战国时候的廉颇与蔺相如就曾有这样的矛盾。蔺相如原本是赵国一名宦官的门客，地位不高，因为偶然的机会才为赵王所知，赵王派他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他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任务。从此以后，他平步青云官路畅通。最后官拜上卿，名字排在廉颇之前。
这下廉颇很不服气了，说：“我是赵国的将军，有保卫国家、攻城野战的汗马功劳，可是蔺相如仅仅靠耍嘴皮子立了一点功，他的爵位却在我之上。况且，蔺相如出身低微，他原来不过是太监总管手下的一个舍人。我同一个出身低贱的人担任相同的职务，有辱我自己，而且现在还要我做他的下手，真叫人难以忍受。”他对外扬言：“我若碰到相如，一定要羞辱他一番。”
蔺相如听到这些话，总是避免与廉颇见面。每次朝会的时候，蔺相如常常假托有病，不愿与廉颇争位次的先后。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看见廉颇来了，蔺相如立即把车子掉转方向躲避。
后来蔺相如对自己的门客说：“我不是怕廉将军，我是为了国家着想啊。如今强秦之所以不敢发兵来攻打我们赵国，只是因为我与廉将军两人还活着。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之所以忍辱退让，是因为我首先考虑到国家的患难与安危，而把个人之间的仇怨摆在次要地位。”
这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廉颇终是个正直的人，深感惭愧，觉得自己的境界实在太低了，于是真诚地负荆请罪，两人终于和解。
新主管对待老资深，要以敬重的态度对待，在聚会时，趁机表示敬重之意，真诚地赞美他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在工作中不懂的事要同他商量，不能因为对方职位不高或生性老实而不予尊敬，这种人最清楚明白公司的事，听他讲讲公司的历史，对新主管也是有益的。如此一来，年轻主管非但加深了对公司的了解，而且在老员工及众人心中，也留下好的印象。
若职员在晋升之前，和资深下属搞好关系，那么便可免去晋升后的麻烦。比如，表示出你对他的关心，在他需要帮助时，尽力出手，并让他欠你的“人情债”。让他觉得你做主管会更有助于他的自身的发展。
最重要的一点是：业务上要胜过他，让他心中服气，让他清楚你的晋升靠实力，而不是靠关系爬上去的。
对下属某些缺陷要容忍
盂尝君是礼贤下士、广聚人才的“战国四君子”之一，其宽容大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美名。
孟尝君的门客当中，有一个暗恋他的夫人。有人把这事告诉了盂尝君，并说：“食君之禄，却爱君之夫人，这个人太混蛋了，阁下何不杀了他?”孟尝君说：“悦人之貌，产生爱慕之情，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提起。”
过了一年，孟尝君召来那个爱慕夫人的门客，对他说：“你在我处时日也不算短了，一直未能为先生谋求好职位。小职不就，田又不敢委屈大才，恰好如今的卫君与田是布衣之交，田愿替先生准备车马钱币报效卫君。”这个门客去到卫国以后，很受卫君的看重。
后来齐、卫两国关系非常紧张，卫君常常想纠集诸侯进攻齐国。此时那个门客站出来对卫君说：“孟尝君不知臣无能，把臣推荐于王。臣曾闻先王之事，过去齐、卫两国君王杀马宰羊，彼此立下盟约：‘齐、卫子孙，不得刀兵相向，如果违背誓言出兵攻伐的，下场好像此马此羊!’如今大王约集诸侯，以备攻齐，正是违背先君盟约，同时也欺骗了盂尝君。臣希望大王息怒，不要再计划伐齐的事了！大王听从臣的劝告也好，如若不听，像臣这样不肖的，也会把自己颈项之血溅在您的衣服!”卫君于是打消了伐齐的念头。
齐人闻此，都赞叹道：“孟尝君善于待人处事，因此能够转危为安。”
“海纳百川，有容则大”，没有足够的气量与胸怀，是做不成一个领导者的。藏污纳垢、容忍下属的某些欲求与缺陷也是一种容忍，才能使下属由衷地尊敬你，才能为你所用。凡是小肚鸡肠、心胸狭窄者，不仅无法具备领导才能，反而会同下属搞僵关系、反目成仇。
华人首富李嘉诚做人的气量很大。他谈到自己的成功之道时说：“能让利的地方就让利。要使你的合作者得到的比他预想的多，让人坚定合作的信念。”
美国总统林肯也很善于包容别人，对有缺点的人也能包容。1860年，林肯当选为总统。而一向自视甚高的蔡思本来也想入主白宫，却输给了林肯，只能屈居财政部长之位。因此，蔡思一直怀恨在心，非常气愤。不过，他的确有些能耐，在财政预算同宏观调控方面很有一套。林肯一直十分器重他，并通过各种手段尽量减少与他的冲突。
有一天，《纽约时报》主编亨利雷蒙顿拜访林肯的时候，特地告诉他蔡思正在上蹿下跳，谋求总统之职。林肯以他向有的幽默对雷蒙顿说：“亨利，你不是在农村长大的吗?那你一定知道马蝇是什么了。
有一次，我与我兄弟在农场里耕地，我吆喝马，他扶犁。偏偏那匹马很懒，老是拖磨时间。但是，有一段时间它却在地里跑得飞快，追都追不上。到了地头，我才发现，有一只非常大的马蝇叮在它的身上，于是我把马蝇打落在地。我的兄弟问我怎么要打掉它，我告诉他，不忍心让马被咬。我的兄弟说：哎呀，正是有那家伙，这匹马才跑得那么快。”然后，林肯非常深邃地对雷蒙顿说：“现在刚好有一只名叫‘总统欲’的马蝇叮咬蔡思先生，那么，只要它能使蔡思那个部门不停地跑，为什么要将它打落呢。”
这个小故事对管理者用人很有启示。下属在你手下做事，他们的欲求是千差万别的，你要善于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一起把事做好。
不得人心事莫为
如今社会，倚仗自己财大气粗与背后有人，肆意妄为，耀武扬威的人有很多。这些人无视游戏规则，有的是犯了众怒，有的是撞上政治的高压线，最后都摔得很惨。人可以有三分狂气，但不要太过，分寸一定要把握好。
袁术出生于显赫家族，他的高祖、太祖、祖父与父亲四代中都有人出任太尉、司徒与司空“三公”之职，他从小就有优越感。“嫡出”的他非常看不起“庶出”的哥哥袁绍，当各路豪杰归于袁绍的时候，他大骂他们有眼无珠，不依附于他这个真正的贵族，却去追随丫鬟的儿子。这种过分的举动激怒了袁绍，两人反目成仇。袁术想当皇帝想得心急，听说孙坚的手上有传国玉玺，就不顾一切地将孙坚的夫人绑票，让孙坚用玉玺来换回。目的达成，他便确认自己真的要当皇帝了。他手下的谋臣劝他不要称帝，“出头的椽子先烂”，再说取代汉献帝也没有道德基础，他却一意孤行。
当时谁都愿意当皇帝，但谁也不敢表白自己的皇帝梦，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都不表态，谁都不愿意做跳梁小丑。当孙权要曹操称帝时，曹操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娃娃要把我放在火上烤。袁术不管曹操反应怎样，他觉得只要有贵族身份和玉玺作为专利，就可以申报皇帝商标，这实在太一厢情愿了。
袁术生性骄纵，不修法度，他的统治已经使得百姓相食，士兵大都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而他则美滋滋地玩着玉玺，品尝着山珍海味，骄傲自得。
殊不知，刘备、曹操、孙策、吕布四路人马已经杀向寿春城，一交锋就仓惶而逃，仍然悠悠摆着坐北朝南之姿，虽然没有多少人会买他的账。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要当统领诸侯的皇帝，就得有雄厚的实力，大抵如同曹操，而有了实力也不一定就当皇帝，要不丢了那个名分，要么也得假意地推辞、谦让，直至无可奈何，才能勉强登基，这是封建社会长期的化习惯。袁术不懂，看来他离当皇帝的素质相差甚远。
曹操继续讨伐他，袁术这时已经骑虎难下，他知道无法继续在汝南，他只得北上投奔袁绍，此时也不再提人家是“庶出”了。袁绍也还算比较大度，并未帮他，因为那样几乎等于助纣为虐，可也不愿意拒之门外，怕传出去名声不好。很可能有人在说袁术是混蛋的同时，间接说袁绍这个哥哥其实见死不救，做大事的人没有容人之量是举步维艰的。
很不幸，他没有如愿，在投奔的路途中，他被尚在曹操手下的刘备击溃，只好先回到淮南。逃到安徽江亭的时候，终于在恐惧与疾病中倒下了。这时的他已经是弹尽粮绝了，回顾三年来的当皇帝生涯，他觉得非常失败，原来日子过得还算比较舒服，大家也承认他是贵族，看中他的身份，怎么称帝之后，就被人看成臭狗屎呢?看来他是真傻，不知当皇帝自己太嫩了。这个唱不出“志在千里”的皇帝最后却得了悲惨的结局，临终之前问厨房还有什么吃的，答曰只有麦屑三十斛，他非常想喝蜂蜜，可是到哪里去找?绝望中的他大声惨叫“袁术至于这样吗”之后吐血而亡。袁术之所以败亡，一方面因为他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没有积蓄足够的实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无视当时的游戏规则：谁要胆敢称帝谁就会成为大家都攻击的对象。这两点就注定了袁术的最终结果。
不要在做违背良心事的同时还违背游戏的规则，否则你会输得很惨。袁术自恃是贵族之后，目中无人，为人狂妄，自不量力，还没有当稳皇帝，就成了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