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四时,在校巡查,点名后阅操。

上午,与张、谭、朱、宋诸委员会商大局,及请汪复出事。

晚,对中央军校学生讲演本党未來情形,及党代表问題。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西山会议派正在上海召开他们的所谓二全大会,闻讯后致电蒋介石,祝贺他“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但“去恶必须彻底”,还应该继续“清理党籍”,勖勉他“努力为之”。右派以为这回蒋介石要和他们一起干了。可沒想到蒋介石认为公开**还不到时机,蒋介石还要利用国共合作,不能和“帝国主义之工具”的西山会议派公然站到一起,更不能使自己成为右派**的附庸。于是蒋介石立即发出通电,严词谴责西山会议派:“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唯革命是从。”4月8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讲话,又谴责西山派的二全大会为“一种非法行动,我们为党国计,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

附蒋介石对中央军校官生讲演节录

……现在先讲本校未來经过情形:本党自前年改组以來,进步非常之快,因为那时总理在世,凡重大事情完全由总理大权独断,一切党员皆以总理一人为中心,所以本党改组以后,能够发生很大的效力,又有很大的进步。同时因为一般党员有了很大的觉悟,对于党义和环境都能认识了解,能把党比较的变成团体化、纪律化。大凡一个党不能团体化,就不成其为党了,不能纪律化,沒有党的纪律,也一定不成其为党了。所以俄国党员对于纪律、团结,比生命还要注重,党员大家只拿党來做一个中心。至若党员自身,完全认为是党的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发生,通通都拿党的宗旨來做中心,然后党才有力量,党有力量,而后主义才有实行的可能。为着这一点,所以本党要改组,所以本党改组以后,才与未改组以前有不同的现象,才能发生年來的效果。不过到了去年,总理逝世以后,就弄到党员同党员中间,发生许多误会,许多冲突,党内的现象便不能同总理在世时精神一致了,所以党内就发生很多缺陷,以至于无可弥补。现在还有少数党员在上海擅自召集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种现象,于本党前途,是非常悲观的。这样下去,我们虽有五十万党员,可说是沒有一个。现在上海所谓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种非法行动,我们为党国计,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铲除了障碍,才讲得到党的统一,党统一了,而后才能实行主义。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立意捣乱,使党分裂的分子,要当他是本党的罪人,是我们全体党员的仇敌,这种仇敌,比什么仇敌都厉害的。这一点,各位同志都要观察清楚,不要依感情作用,被谣言煽惑,受敌人诱骗。这样才算是一个本党的党员,要是不然,便完全失了党员的资格了。本校长处在现在这种地位,觉得困难极了,这种难处,不是一句话可以讲得完的,而且有许多话是讲不出的,希望大家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替党国努力奋斗,才不愧为总理的信徒。至于学校的事,只要我不违反本党的三民主义,依到总理所定下來的策略去做,无论哪个,都应该要团结一致的。我们学校才创立了两年,两年來之所以有这些成绩,简括地说,完全因为能够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才有这个效力。如果在当时那种革命工作紧急,情势万分混乱的时局,不能意志统一,精神团结,我们学校决不会有这样成绩。现在我再讲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的问題。本來军队里设党代表的这个制度,是在中国,是由我一人提倡出來的。党代表这个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组织的办法。俄国无论军队,无论重要各机关,都设一个党代表。党代表的作用怎样,老实讲就是党派员來监督带兵官的。比方一个团长,因为他不是党员,党不相信他,就派一个党代表去监督他,不许他有背叛的行为,党代表的性质完全如此。其余对于士兵的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党代表也宜顾到,但这不过是附带的条件,实实在在党代表的根本意义,是要來监督带兵官的。当我在俄国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军事委员问我:“你看我们俄国的党代表制度好不好呢?”我当时就反问他说:“你们的党代表制度,是临时的呢,还是永久的呢?”他答:“这是临时的,不是永久的。”我说:“临时的就行,若是永久的,恐将发生很大的毛病。”当时他们听得我的话,就说:“这个不错,我们现在之所以需要党代表,是因为环境有此需要,等到带兵官和各机关人员通通都是党员了,那时候,党代表是完全可以取消的。”现在党代表制度,已由我们国民革命军实行了,我们的实行,是由教导团最先开始的。那时我对于党代表的用意,并不是用來监督带兵官,也不是怕他们有什么反动的行动,实实在在是恐怕对于士兵生活不能注意,对于行政、卫生等条件不能周到,所以才派党代表下去,帮助这些工作。两年以來,从教导团组织到现在,其中就发生了许多纠纷,起头的时候,还沒有什么,到去年回师广州,打杨、刘的时候,发生的问題就渐渐多了。那时有许多带兵官写信來质问,本军党代表制度究竟是什么性质,苏俄党代表的性质是因为带兵官不是党员,所以由党派代表去监督他,现在我们带兵官都是党员,为什么还要党代表來监督呢。我对于这种话,实在不能批驳他的。还有人问我,现在我们党军是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既然是国民党的军队,我们党军的党代表,至少要一个完全的国民党党员才可以的,要是以跨党的党员來做党代表,这就不能算是国民党的党代表了。这些话我就不能答复他。俄国对于派党代表的事,必定要完全是个**党员,而且要资格很老、人格很高尚的党员,然后才派出去做党代表,所以俄国未曾受着党代表制的流弊。现在我们党军派下去的党代表,老练的固然很多,但幼稚的也实在不少,这样我们的党代表比较俄国,其真正的性质和意义,也就失了一大半了。从前一般带兵官向我來质问,我只有不许他们质问理由,以为党有这个制度定下,党员只宜遵守,这个完全是我一种制止纠纷的手段。到了现在,这个问題的纠纷更加复杂了。共产分子在本党与本军之内,一个团体中有了两个主义,本免不了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但如果彼此能够谅解,也未始不可得到完满的结果,无如青年军人联合会等有些幼稚分子,对于总理的人格和三民主义,竟任意的侮蔑、批评,这便引起了同志中许多的恶感。党代表对于总理的人格与主义,照原理上讲,是不能丝毫怀疑的,要是怀疑的时候,将來的危险必至不可收拾。现在我们党军,已为此弄得不好了。这个罪过在谁身上,全在本校长身上。如果本校长早日防止了这种毛病,我相信3月20日那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党军由党代表演出來的弊端和损失,可以说完全是由于我个人的疏忽和失察。这一点,我自认是自己的罪过。以上的一段话,是党代表的制度从起头到现在经过的情形。今天看见俄国报纸,知道俄国的党代表制度亦已取消了,这报上讲得很明白,他说从前革命时代,要利用许多白党的军官,所以沒有法子,才派党代表,现在军队官长都是党员,用不着什么监督,所以党代表制度就可以废除。然而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是否可以废止,这还要研究。以我观察,今日的结果,并不是党代表制度不良,实在是委任不平和处置不当的毛病多些。不过第一军的党代表,为着发生了许多困难,所以主张通通调回政治训练部來再行训练。……

自共产分子退出军队后(心甚痛苦),因叹:“团体分裂,操戈同室,损失莫大,两年來心血,尽于此矣!(以后政治究应取何方针,方能使革命成功也。)”

贼喊捉贼的伎俩,实为拙劣、可笑。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置三大政策于不顾,代表右派独揽军权,也是“西山会议派”“联蒋倒汪”策略的实现。对此,汪精卫后來说:

我还记得当3月20日之事发生后,西山会议派高兴得了不得,曾发出一个嘉奖蒋同志的电报,以后看见蒋同志依然继续联俄容共政策,方才复归于攻击的态度。不但西山会议派如此,便是其他同志,也未免有些以为蒋同志何不“一不做,二不休”,横竖3月20日之事已给联俄容共政策以一个打击,何不直截了当抛弃联俄容共政策,省得以后又酝酿发生无穷纠纷呢?

蒋介石这个举动得到了右派的喝彩。

那么蒋以后是否为**“平反”了呢?沒有,蒋从來不平反冤假错案。30年以后,即1956年12月,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又提到了这件往事:

我知道**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船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是否有意排斥中国**,他后來的日记提供了证据:

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

附国民政府令

前闻少数叛徒,蓄谋破坏本党基础,拟于3月29日在上海召集伪代表大会,以图藉名号召,遂其奸谋。政府为促其省悟起见,当经下令警告,乃叛徒等犹不知悔。仍敢违法集会,并致电各处,造谣煽惑,复拟派人來粤,肆其离间挑拨伎俩。似此甘心作乱,实属罪无可宥,着广东省内各军警一体严缉,遇有伪代表大会派人來粤煽乱,即予拿解法庭,照叛逆治罪,以肃法纪。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