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胡汉民、廖仲恺书，筹虑援桂军事。
附其复书节录
叠接函电，领悉一是。稽迟未报者，有以邮达迟误，及弟见时，他友已为我代答者；有以传闻不一，致滋误会，不敢冒昧陈复者；而疑窦丛生，易招恐怖，因成刺激触发牢骚者，又是一端。元冲来书，约我赴欧，引起我最初之兴趣，而徘徊今日之行者，是亦不无影响也。季陶造舍，详悉粤情，心始释然。本可摒挡一切力疾粤行，而季陶爱友过切，专横太甚，不容弟置一喙，因之激成愤怒，又起我不愿问世之心。事后思之，实堪自笑耳。总之弟对党对友，不敢存一分偷安之心，亦不敢作丝毫矜张之气，而于爱我诸公，更不愿有些敷衍客气之意，以自暴弃。即对仲兄之函，时形不逊之词，殆亦自居挚交，率性直书，无所隐饰，不敢效世俗泛浮之状，以自负良知。兄等爱我，谅能曲宥愚拙，不即以此见外乎。弟对粤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孙先生督师，更不放心。如以此主张，由孙先生自动，以为将来改组军府地步……(后佚)
在城舍拟就军事意见书，邮呈总理暨诸同志。
附军事意见书
(一)对时局之意见：平桂后先解决四川问题，对熊之用舍，当视其能否诚意归附为断。对于闽浙暂主怀柔，以为日后北伐之声援，如欲使其即行明白表示响义态度，则声势固大，而弊端亦不可不防。(二)对于军事准备之意见：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故军事准备，概以粤蜀相提并列。四川解决后，粤蜀二省除警备本省之军队不计外，三年内应各编四师六混成旅及湖南二师二混成旅，共练为十师与十四混成旅。(三)对于北方出师准备之意见：根本解决之计划，当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东北为假定目的地，以后作战计划，虽因时而定，但不可不以此为大纲。吾意对北作战，以四川六旅先平西北，再由陕西出井陉之道，以其三师出湖北，上京汉铁路。以广东三师平定东南后，即由南京向津浦铁路前进，以其余六旅，由海道出秦皇岛，而以湖南二师二旅为总预备队，并为镇摄西南内部之用。(四)对于处置四川之意见：四川问题未决之前，当派遣三混成旅，以助川人治川，大则可以平定西北，镇摄西南；小亦可牵制川中北洋军队，解决川滇纷争。而广东之对东北东南二方面，仍照三年内练成四师六旅(除派遣四川之三旅外)计划进行。如四川不能对湖北出兵，则以湖南二师二旅，另加粤军若干，出湖北上京汉路，则西北问题，只可另谋进行。(五)军费之预算：以三年内编成四师六混成旅计算军费，每年约需二千五百万元，加之兵工厂及军事教育费等，共计当在三千万元左右，而省内警备军及海军费尚不在内。但三年之后，对外发展可不须此负担矣。(六)对于军制之意见：粤军除现在四师逐渐整顿外，凡新编各军，皆以旅为单位，至于军制，当参考劳农兵制，而适于中**队性质者酌定之。(七)关于外交之意见：不宜以东北军阀为目的敌，须视中国东北之作战以为解决东方问题之导线，故我军作战计划，不能不慎重出之。(八)对兵工厂之筹备：当购备每日制枪百杆、每月制炮四门之机件。(九)对于粤汉铁路之建筑：赶造粤汉铁路，以二年为筑成期间。
奉总理电催赴粤。即复之。
附孙中山电文
转介石兄鉴：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盼复。孙文。阳印。
蒋介石电文
今莅粤五旬，未闻发一动员令，中是以有待。如果出师期定，当不俟召前来效力也。中正叩。侵。
复陈炯明删电。
附蒋介石复陈炯明电
删电奉悉。川中乱兆已见，战端必启，吴军窥伺湘鄂，恐为吾国第一目的敌，然其患较迟，本军战略似宜先桂后川，再规长江，故援桂援川，动员时须相提并论，先授密令，不致战局停顿，且吴军较强，不宜轻视。师出长江，须先平蜀，得此则对鄂势成犄角，战局较稳。对人问题，当置缓谈，实因川祸急于吴患，对川易于对鄂，不得不尔，如为根本解决计划，则西北重于长江，而蜀为重心，尤不可不急图之。所虑者，援桂未成之前，吴军窥湘为难，故本军动员以分四部为当，以二部援桂，一部防湘，余为总预备队。中正决于10日内以个人名义前来驱驰，至所事委任子荫为宜，中正决不敢奉命，公知我者，请勿以此为推辞应有之虚文也。中正叩。马。并上书纵论全局战略。书曰：删电谨悉。中正决于2月2日搭中国号来粤，攻粤之计既定，以后关于全局战略，亦须确定，兹谨陈意见如左：蜀中消息纷传不一，唯其内讧必起，战机之发近在眉睫，无论其胜负谁属，终是西南之好音。吴军窥伺湘鄂，其心未死，彼与吾军联络，无论有否诚意，然终为吾国发展之障碍，故本军将来之目的敌，当假定为吴军也，唯蜀乱迫不及待，而吴患犹在酝酿之中，以时间论，则对蜀当先于对吴；以地势论，则当先图蜀而后可以统一长江。盖得此则对鄂豫(京汉路)作战，势成犄角，较易为力，若为根本解决中国计，尤当以西北为根据，四川为西北与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争图之。如谓对人问题，则只求其于事实有济，以诚意与吾人之主张相接近，无论其为刘为熊，似无不可容纳也。至于以势而论，则吴军强于川军，对吴难而对川易，以兵力论，亦不可不有先后强弱及难易之别，由此言之，本军战略以平桂为第一期，平蜀为第二期，而以进取长江为第三期也。故此次动员令，对桂对蜀宜相提并论，不致于平桂之后，战机再演停顿也。如先出长江之计，则当于平桂后临时酌定，作为第二之考案也。唯中国情势变幻莫测，横于目前者，即有奉直冲突及宣统复辟二问题，又有直皖相联及直派内讧二问题，前二问题与后二问题，皆二而一也，如前二问题发生，则吴军无意于湘鄂，吾军或可进而图之，后二问题之发生，则对吾无甚利益也，总之对吴与出长江是同一问题。如吾军之力不足以制吴，则以鄂当置为缓图，盖出长江以引起全国战斗，惹人疑忌，不如借先决西南内部问题为名，暂避其锋，养足精力，以待时机也。未知公意以为何如。对桂作战与向来战略须稍变其方式，故本军兵力当分为四部，以二部援桂，一部防湘，恐吾军平桂未定之前，而吴军已入湘窥粤也。然以现在北方近况及财政观之，此时当不易办到，唯不可不防耳。其余一部乃作为总预备队，甚恐平桂之军滥兵多而精兵少，失一著而坏全局也。总帅名义，中正以为非吾公自任不可，否则号令不行，进退不一，将何以持其后耶。中路军指挥之职，中正自量材辁，谨谢不敏，务请另选贤能为宜。吾公知我甚深，想不以此为虚文也。
抵广州。迭谒孙总理，晤陈总司令、许军长、邓师长，决定援桂作战计划，与第二军前进及攻取地点，觇知各方意见未趋一致。省署会议，铿避怨，炯明争地，又使余窘苦。
1月21日，蒋介石给陈炯明上书，纵论全局战略。后又经陈炯明来电催促，并在电报中要任蒋介石为援桂中路军总指挥，他才于2月6日抵达广州。可是在召开平定广西作战的军事会议上，陈炯明与许崇智为各自部队进攻地点而争吵起来，邓仲元又避不出席会议，这三位实力派人物意见不合，作为手中无一兵一卒的蒋介石，在其间无以置喙，感到地位异常窘迫，于是，2月14日又离开广州经香港回奉化老家去了。
迳归至香港，写寄邓铿书。
附蒋介石复邓铿书
昨议作战计划，以兄不在座诸多未决，援桂之迟速，计划之当否，是兄一人之事，始终不能辞其责也。弟以为今日之局面，正兄任劳任怨之时，而非避难之日。兄以为避怨可以全交，殊不知适足以害事；兄以为避嫌可以远怨，殊不知适足以招怨，当言不言，应断不断，此习一长，小之足以障碍粤军之进行，大之足以败坏全局之基础，吾知上下同人皆将不能为兄恕也。吾辈天性质直，染俗未深，如能力矫世之所谓权术与手段者，则终有见谅于人之一日。弟此次来粤，拿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忠之主意以对上对友，又拿定不生内部纠纷不失个人情义之主意以待己待人。而兄之地位与弟不同，虽亦不可不以此为心，唯尤当不顾私交，不避私怨，开诚布公，遇事立决，而以顾全全局、调剂内部为今日唯一之责任也。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三二月之后，大势一变，必悔今日准备之不早、迁延之误事也。盖目前粤军唯一之方针，乃在从速援桂，向外发展，则内部之团结则可坚强，广东之根据地即可巩固。激进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迟缓一日，即增一日之损失，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数十百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奈何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也。吾只知于大处、远处帮竞公、吾只知以直接帮汝兄者，即所以间接帮竞公，亦即所以帮吾兄。吾又只知粤军局部之不安全，即为全部之不安全，如不为局部谋安全，即不为粤军全部谋安全也。吾以为千百琐微之务帮竞公，不如以一二重大之事帮竞公也。今日援桂，将来之靖国，谋粤军之展拓，策全军之安全，即重大问题也。至于局部之得失，锱铢之出入，是非兄今日之所急耳。吾甚恐兄终以保守为主义，则彼此界限太明，前途无进取之望耳。以兄今日之政策，非特妨碍孙先生之前途，亦所以限制竞公之事业，岂可不猛然改变乎?今日之言，兄必以为责兄太苛，或以弟为偏护汝兄而发，然弟对二兄之感情与关系不相上下，以私交言，则对兄或有过之无不及者，而汝兄之办事无绪 ，重内轻外，弟所素不满意。如为我个人计，固绝无有所希望汝为者，故弟为此言，毫无左袒之见，亦无自私之心。若二兄易地而处，则弟对汝兄亦不能无言矣。处此患难时期，所可共事者屈指能有几人，兄与弟更非泛泛之交可比，又岂忍隐默无言，自昧天良，故不得不为兄罄情一吐。是非美恶，信从与否，固非弟所计及也。援桂之计既定，准备之缓急，事实之能行与否，此责不在他人，而在吾兄之主张何如。弟此来面面受屈，处处见怪，徒伤固有之感情，而无益于事实，自悔来之太早行之太莽，如动员下令而后来粤，则当此难题者固不在我而在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