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洽(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惟虚矫粉饰是尚，肇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为以叹息痛恨也。
被日寇侵占五十年之久的我国领土台湾，在国民党接管之后，其处境与大陆的国统区同样，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与美货的倾销市场。台湾省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和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被国民党集团所劫收。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贪污腐化成风，致使台湾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八万多工人失业，三百万农民陷于绝境，广大市民破产。1946年间，台湾也出现了“抢米”风潮和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抗暴”斗争。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的专卖局武装缉私员殴打女烟贩林江迈，并开枪击毙一名抱不平的群众陈文溪的暴行。国民党军警又向游行请愿的民众开枪，当场死三人、伤三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武装起义，几天之内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3月2日，蒋介石电令驻江苏的二十一军全部开台；限8日前到达，镇压“台湾乱民暴动”。3月8日起，国民党军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群众被杀达三万余人，3月13日起义失败。3月16日，蒋介石说：这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惟虚骄粉饰是尚”云云。蒋介石还给陈仪发去一封电令，全文是：“台湾，陈长官：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中正。”蒋介石这是杀完人装作慈厚，并将逼人民造反的责任推卸给旁人。
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20周年(指1927年3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4日，由胡宗南亲自指挥七个师约15万人的兵力，向陕北解放区大举进犯。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狂妄地说：“要作战到底!”3月19日晨，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城。
蒋介石当天就接到胡宗南的报捷电报，电文是：“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3月20日晨，蒋介石回电嘉奖：“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八年來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讲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南京与西安等地的商店和居民接到命令，3月19日的当天晚上一律要悬挂国旗、燃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美、蒋报刊，大事宣传，中外记者纷纷要求战地采访。
这可急坏了胡宗南。因为延安是**中央主动撤出的。“经七昼夜激战”之说，纯属“天方夜谭”。胡宗南大军攻占的延安本是一座空城，哪里去找“五万共军的俘虏”和缴获的无数武器弹药给记者们参观。急中生智，在延安周围设战俘营十座，抓來五百名村民，再从**中挑选出一千五百“伶俐”士兵，加以排练。十座战俘营全由这二千名“战俘”來扮演战俘。这些“战俘”刚在第一个战俘营给记者参观完，又马上赶运到下一个战俘营去，围着记者团忙得团团转。尽量搜集一些三八式和汉阳造的步枪送到“战绩陈列室”，但数量太少，只好把警备延安的部队的武器也送进陈列室，白天送去，晚上还要取回來，因为要防备“八路”夜袭。但弄虚作假之事，总不免露出马脚。当记者提问：“这些新式轻重机枪、中正式步枪共军由哪里得來的？”；“咦？在昨天那个战俘营我不是见过你吗？”排练时沒设计回答这样问題的台词，但对扮演战俘和充当解说参谋的人，都事先规定了应急措施：“当你无法回答时，要挺起胸脯，规规矩矩的立正，一言不发。”
蒋介石“光复中国赤都”延安之后，**与周恩來并沒有离开陕北，正指挥解放军以“蘑菇战术”即同敌人周旋，使其精疲力竭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在陕北一个旅一个旅的消灭着国民党军队的精锐。
至于山东方面，国民党军于2月间自江苏北上采取“**”、“南北对进”扑向鲁中地区，依照蒋介石的“硬核桃”和“烂葡萄”的战术，迫使解放军刘伯承部西退，陈毅部向北后退到沂蒙山区，国民党军又占领到泰安。
蒋介石以为这样一來，可以万无一失，必将取得更大胜利。
胜利带來喜庆。
3月29日，为“实施宪政”(实际上是要求人们承认国民党**的合法)，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十分顺利地选举蒋为总统，几经周折地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李当选为副总统，是凶是吉？白崇禧有一段回忆：“中央虽予于右任、程潜、李宗仁等为竞选机会，但认为在党团支持下，孙科定可当选。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结果却是李宗仁登上副总统宝座。推李虽告胜利，非但于党国不利，于其个人亦无好处，而于其有关者或支持者，更系一大损失，此为始料所不及者。”白与李友好共事20余年，最后在台湾又坐了10余年“冷板凳”，写來甚是辛酸。
国民政府从此又称为“中华民国政府”。
蒋介石自从得了延安、雪了“积愤”、当了总统以后，从此，在他的军政生涯中，再也见不到或听不到什么更好的消息了。
须知得不到多数人拥护的总统是当不稳当不长也当不得的，袁世凯、曹锟等人所走过的道路便是前车之鉴。“居安思危”，此时蒋也是有些预感的。于是在5月10日的日记中，他写这番话。
果然，5月中旬便发生了“孟良崮战役”。是役也，解放军陈毅、粟裕的华东部队，在鲁中沂蒙山吃掉了**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阵亡。
7月18日，国府又公布“动员戡乱”“纲要”。
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7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次日，颁布了“总动员令”。蒋介石在这个方案中诡称：“决心戡乱，实出万不得已”，诬称**“大量扩充其叛国武力”，“欲以武力颠覆国家，已极彰著”，使“政府和平建国之国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决”。从而把挑起内战的罪名强加于**头上，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捍卫者，借以欺世惑众。但它却不得不承认其军事上所遭到的失败。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共18条。这个《纲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更疯狂地搜刮人力、物力、财力，为其发动的内战服务；以“戡乱”为名，使其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合法”化。《纲要》第3条规定：“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及妨碍征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第4条规定：“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购征用，妨碍征购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第5条规定：“凡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总之，对于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游行、居住、通讯等各项自由和权利，都随时可以妨碍“戡乱”之罪名“依法惩处”。
不知蒋氏之军心如何“一振”，其民心又怎样“一致”？天晓得。
据报：“东北日侨俘在匪军工作者，有技术官兵5万人。匪党虽对日人待遇力图改善 ，然大多数日人均厌恶**所为，切盼早日归国。”
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当时，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发表谈话如下：
“**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早为世人共知；近更勾结韩共，利用日俘军，來戕祖国。于法不容搁置不理。”
这真是“立见功效”，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叛乱方案》，18日，复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8月初便“戡”了一个**的首领，这可能是“擒贼先擒王”罢，其罪名吓死人，其不知，“欲加其罪，何患无辞”，为达以武力平定“内乱”之目的，只得采取倾注国家全力之措施了，如此厉害!看谁敢不听我的？!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刘邓大军于1947年8月11日跨过陇海线后，经过激战再次冲过黄泛区、颍河、沙河、湛河、汝河，淮河等一道道防线，于8月27日，到达大别山，开辟新解放区。至9月底，歼各县国民党保安团队和正规军一部，共八千八百余人。10月9日至27日，歼敌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建立了金家寨、潜山、太湖、朱屋庙、望江、宿松、黄梅、广济、浠水等三十二个民主县政权，于武汉至南京之间，给蒋氏插进一把钢刀。把陕北和山东蒋军，中间拦腰砍断。
刘伯承比喻山东为蒋军之头，陕北为蒋军之足，而刘、邓大军进据中原后，则把敌人拦腰砍断。***则比喻山东和陕北为哑铃的两个铁锤，中原地区为铃把，此举正好把铃把砍断，使敌首尾不能相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