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向伏牛山、嵩县(河南省)一带我军袭击，并窥伺皖省府所在地之立煌，不断侵犯。 即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仅为扰乱我军与盟军接应之计划，而另一目的，乃牵制我黄河以南各军不能向华北前进。故此时我军必须准备有力部队向华北挺进，以直接打破共军向南之各种企图也。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已经胜利在望。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作垂死的挣扎，为了打击侵略者，**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944年局部反攻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牵制敌人兵力，积极配合正面战场战斗，深入敌后，扩大解放区，解放那里的同胞，这乃是深得民心、功在国家的正义之举。何罪之有？
据1945年5月13日《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一文载，在解放区战场，到此日止，从敌人手中完全解放的县城66座。华中区：阜宁、武康、德青、嘉山、泗阳；晋察冀区：阜平、肃宁、灵邱；晋冀豫区：平顺、涉县、武乡、黎城、榆社、林县、沁水、陵川、沁源、阳城、晋县、左权、和顺；冀鲁豫区：寿张、阳谷、邱县、清丰、朝城、莘县、内黄、濮县、濮阳、大名、南乐、南宫、新河；山东区：海阳、栖霞、利津、沂水、乐陵、文登、荣成、临邑、莒县、蒙阴；晋绥区：兴县、临县、河曲、保德、偏关、岢岚、方山、岚县、五寨；河南：渑池等。
如果再加上“日记”所说的“伏牛山、嵩县”这大片土地和近亿的同胞从敌人铁蹄下解救出來，不是一大幸事吗？
日记中所言“袭击”，这倒也需要考察一番。
其实自1939年4月山东国民党军秦厚荣部制造的“博山惨案”以來，国民党顽军对八路军、新四路，以及抗日根据地人民，一天也沒有停止过“袭击”。远的如“皖南事变”姑且不说，就从1944年算起：
1月28日，阎锡山的61军及杂牌武装共1万余人，侵占太岳解放区之浮山西南塔儿山地区。
8月11日，阎锡山的61军又勾结日军，进攻八路军。
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第三战区令顽“苏皖挺进军”由天目山、孝丰地区进攻新四军苏浙根据地，新四军被迫自卫，经两次反顽作战，歼顽3400余人，并占领了天目山，解放了孝丰、临安。
同年5月23日，第三战区52、79等10个师(有称为14个师)6万人的兵力(内包括美国训练装备之精锐部队)，在浙西以上官云相为指挥官、李觉为前敌总指挥，兵分左中右三路，向新四军苏浙军区进犯。为顾全大局，新四军于****退出新登，8日撤出临安与全部天目山地区。但蒋军得寸进尺，深入解放区达百里。
就在蒋氏日记的第二天，6月10日，国民党顽军傅作义部骑兵1万余人，由河套、伊克昭盟向绥西、绥南解放区大举进犯。
事实胜于雄辩。谁人都知道，“贼喊捉贼”是蒋氏贯用之把戏。
至于日记所提“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云云，盖指江北南下新四军第一师部队。该部队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叶飞。此部并非“侵入”而是奉**中央之命，为对日寇发动局部反攻，收复失地而南下的。同时南下的还有八路军359旅组成的5000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
“南下”如果要说有什么“企图”的话，就是打击日伪军，反击顽固派，扩大解放区，解放那里的苦难同胞。仅此而已。
对**通过敌寇阵地，窜扰我豫西、浙、湘各战区，乃证明其受敌寇指使，以牵制我军反攻之事实，应随时发表。
在日寇先后发动“河南战役”和“湖南战役”，豫、鄂、湘、粤、黔、桂等有千里之地和一百多座城市相继陷落，六千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的时候，**中央基于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做出蕴藻浜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这就是：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抽调部分主力向南发展，有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实行国共合作，向日伪全面反攻。
这怎么能叫“窜扰”，“通过敌寇阵地”不正是消灭“敌寇”吗!难道不穿插、分割、包围就能杀伤敌寇不成？
事实证明：1945年的上半年，中国**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对日伪发动强大攻势，摧毁日伪据点，解放了许多县城和集市，基本上把敌人逼近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公路沿线。从而大大缩小了敌占区，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国会临时会议授其内阁总理以天皇特权，是为其投降之准备乎？然已难矣!
5月1日希特勒自杀，8日德国投降，不啻一颗颗重磅炮弹在日本内阁炸响，于是出现投降与继续抓紧作战之争。主战派冈村宁次要率领“中国派遣军”12个军，百余万人，准备确保中国伪满，放弃日本本土，全力进攻重庆、西安，消灭中国抗日根据地。但日本大本营不同意冈村计划，并指令冈村的总参谋长松井予以制止。然而冈村竟不听大本营的命令，径直命令园部和一郎的第六方面军执行进攻四川计划，发动了湘西会战。
结果此役日军以惨败而告终。6月16日，中**队王耀武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击溃敌第二十军之第六方面军，歼敌近50000人。
与此同时，日本新内阁也在急于考虑对苏对策。
5月11至14日连续三天，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会议，结果认为与苏还有商量的余地，因此决定两项方针：
“一、防止苏联对日参战；二、争取苏联的善意中立”。
随即，外相东乡茂德请曾任首相的广田弘毅和苏驻日大使马立克接洽。
6月3日、4日两天，广田和马立克在箱根会谈，日方提出希望寻求维护日苏平等关系的方法，试探有无签订条约等的可能性；但马立克大使则以广田的提议有欠具体内容而延不置答，后即托病不见。
6月1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为准备“本土决战”而订立的“战时紧急措施法”，授予内阁以天皇专断之特权。
蒋介石估计，权柄易手，是提前开脱天皇罪孽，为投降做出蕴藻浜准备。但蒋认为“已难矣”!
近日忙迫，本托(陈)布雷伐拟，以其病，至今未动笔，故不如自拟为快也。
蒋介石的文章、讲演稿平时大多都是找人代笔，一般都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捉刀。这次，陈患了重病，无奈，只好自拟抗战胜利之广播稿。
“唯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8月10日下午7时50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次广播是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未通过日本军事当局的检查，代表日本政府播发的。
这时陪都重庆的大街小巷，立即贴满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标语，“抗战胜利了!”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重庆《新华日报》也以《山城沉浸在狂欢之中》为題，描写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千千万万的市民涌上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声，连珠炮似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的鼓掌声，震撼山城的热烈景象。
著名诗人柳亚子在这一天，听到日寇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怀着极度兴奋而又无限感慨的心情写下一首诗：
八月十日夜电传倭寇乞降，十二日补赋一首。
“殷雷爆竹沸渝城殷雷：雷声。《诗?召南?殷其雷》米注：“殷，雷声也。”渝城：重庆的别称。，长夜居然曙色明。
负重农工嗟力竭负重：承担着沉重负担。，贪天奸幸侈功成贪天：“贪天之功”的省文。。
横流举世吾湔惧，义战能持国尚荣。
翘首东南新捷报，江淮子弟盼收京。”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中、美、英、苏四国政府也同时接受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
同日上午10时，即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小时，蒋介石亲自來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人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且听蒋氏怎么说：
“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的**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比较的……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蒋介石在这篇广播演说中强调指出：
“中国同胞仍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以到今天一贯地祗识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加不能以对敌人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被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來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演说中所强调的部分，充满了“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恕道。这种恕道成为蒋处理日本投降和有关事情的基本精神，而忽略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战犯严惩的一面。
对外敌或对手，总是手软，“与人为善”；而对本国人民或持不同政见者，则“严惩不贷”，是自清朝以來当权者极为突出的劣根性。这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阶级以天下为私物的一大政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