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其在各地观察及所得之报告认为：中国行将绝望。其悲观心理一至如此，此乃受其党反动宣传之影响；而我军事之失败，更是增加其失望也。
困处逆境已有半年，而以本月为最甚，不知尚有不测之患乎？推其主要原因，实由于罗斯福总统被亲共分子所包围，以致其态度突变；因之，我国政治、社会心理动荡，继之以军事节节失利，遂致陷今日穷蹙之境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承认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及其领导者**，主张和这股力量合作，去抗击日寇，史迪威是持这种意见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另一种是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而罗斯福则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真正坚持抗日的是中国**；蒋介石不但“不打日本人”，反而“把他大部分最精锐的军队驻扎在西北――红色中国的边境上”。事实尽管如此，但罗斯福还是表示：美国在中国“不得不依靠”蒋介石。（小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v2，第146―154页。他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期间，曾经说过上述的那番话。）
然而，1944年3、4月间中国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正面战场战局不利，政局危机，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打退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后，开始实行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解放区有了迅速发展。
这一切，使罗斯福震惊和失望，当时美军在缅作战正处于艰苦阶段，他担心国共两党势力的消长，会打乱美国的军事部署。为此，罗斯福一方面授意蒋介石与**谈判，并于6月派副总统华莱士，以“调谐国共关系”为名來中国活动，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对**问題寻求“和平解决”，缓和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加强抵御日本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谈判方式诱使中国**把军队交给国民党。
罗斯福的用心可谓良苦，对蒋介石的支持也可谓专注。但蒋反却误解了他，认为“其态度突变”，是“被亲共分子所包围”。
蒋介石所说的“亲共分子”当然是指史迪威。
然而，他判断错了，罗斯福是何等样人，岂能为他人左右？!若说罗斯福听了史迪威的话，也只能使他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激烈斗争的现实。使罗斯福的对华大政方针，还是由他本人來拿，他不过是出于维护其美国切身利益，对政策做了调整。
蒋介石与华莱士6月21日至24日围绕**问題作了四次长谈。
华莱士首先表示美国、苏联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听斯大林说起：苏联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希望国民政府容纳**力量共同抗战。斯大林并明言，中国**无理论之立场，并非真正**者，且与苏联无甚关系。斯大林表示：希望美国介入中、苏关系之改善，但此仅为从中疏解，而并非希望其居仲裁地位。
“美国不轻易放弃对苏联的关系。但美国已向苏联表明：美中关系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石，决心承认蒋委员长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为唯一政府，援助到底。
“关于**问題，罗斯福总统绝无偏袒之意；如果国民政府同意，彼当不惜一试，以公正态度进行国共之调解。”
对于华莱士的这番话，蒋氏依然讥为是“受**反宣传之影响”，于是，他乘机说起**的坏话。他说：
国民政府原望与**合作，但**不愿如此，到处非法乱行，反而宣传‘中央歧视**’；且到处袭击政府军，而喧嚷‘被中央军攻击’；不听中央命令，为所欲为，却叫嚣‘中央不民主’。
**的阴谋目的，有下列四点：
一、乘抗战未胜之前夺取政权。
二、抗战失败，就是**成功。
三、破坏国民政府信用，使中国孤立，以达其俄国独占之目的。
四、使美国政府与舆论压迫国民政府满足**要求。”
这真是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故伎重演。在他向华莱士说明国民政府对**方针时，露出了“赶尽杀绝”的真面目：
一、**军队接受政府指挥，归政府统辖，不准另有其他名目之军队。
二、陕北区域，不得擅设违背中央之别种制度，应于其区域内之商民营业、教士传教不加阻碍。
只要实行以上二项，则中央保障**之地位，保障其受编之军队与其他军队同样待遇，而且还可同其他军队派遣美**官为之训练。
三、只要**无独立之军队，无割据之区域，此等军队与区域归还**以后，则中央可提前实行宪政，不必待至战后一年之内。”
这些话毋须诠解，华莱士听得很明白，但他还是要求国民政府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劝其接受调解与**合作，以加强对日作战。
蒋介石找出种种借口拒绝接受，但在华莱士的坚持下，他勉强同意美国出面进行国共之间调解，但他却向美国特别强调如下要求：
一、中国人民之心理，视**为国际化之第五纵队，而非真正本国之军民。
二、**无信义，唯欺人以达其目的。罗斯福总统在调解方面，应充分考虑其所带來之利害。
三、我政府必委曲求全，对**达成政治解决之方针。
四、甚愿美国不为**之宣传所迷惑，借美国舆论及政府力量，以压迫我政府对**迁就或屈服之阴谋。
五、对中俄关系，甚愿美国从中斡旋，如能促成中、俄，或中、俄、美会议，自所希望。”
对华莱士提出的美**事观察组访问**地区一节，蒋介石也勉强表示同意，不过，他又相应地提出一个条件，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将军。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中国两周的访问时间里，真正体会到“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真正涵义，对蒋氏有了进一步了解，他的印象是：他把国民党比作俄国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认为蒋介石集团“差不多宁愿败在日军手里，而无论如何不愿眼看着中国的旧制度垮台。”
华莱士经过思考后，从昆明向罗斯福发了如下电报：
“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或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将在演变中或者革命中涌现，而现在看來更可能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中涌现。”华莱士虽然对国民党及蒋介石作了长篇大论的批评，但最后的结论却是：“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沒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沒有足够的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美国能够做到的只有设法“影响”蒋介石。
华莱士的结论，來自蒋氏的“自画像”，并非美国“亲”了“共”。
至于，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中的“节节失利”也都算到“亲共分子”所造成的“政治、社会心理动荡”上來，也未勉过于牵强。说到底，不过是自己在中国的一种“遁词”罢了。
本日为七七抗战7周年纪念，美罗斯福总统虽仍來电祝贺，不料其又突來一电，即以中国战局危急，欲派史迪威在我直属之下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并以一切租借物资置于史支配之，言明**员军队仍在其内；是其必欲干涉中国之心，昭然若揭矣!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來决心以缓和处之。
局势至此，若不自立自强，国家民族亡无日矣!今日之事，唯有奋斗图强方能挽救也。
这“突來一电”是指7月6日，罗斯福采纳了史迪威建议，给他发來的口气强硬的电报，电报中说：
“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队和美国部队，包括共产军在内，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是的，“中国的情况”的确“非常严重”!自日本天皇于1944年3月发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以來，蒋的军队连连溃败，日军6月下旬，乘胜南下进攻中国空军基地，交通枢纽中心、战略要地――衡阳。衡阳已是“大火熊熊，万丈红光，全城化为火海，尤以房屋坍塌与生灵涂炭，极尽人间惨状”蔡汝霖：《衡阳保卫战》，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守军伤亡惨重。进而，日军迅速侵占了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打通了北京至长沙的铁路线。
蒋军的这种大溃败，给罗斯福造成很坏的印象，他认识到中**队必须改组，蒋本人指挥无方，于是毫不客气地在“來电祝贺”“七七抗战7周年纪念”同时“又突來一电”。
尽管如此，向一个主权国家指手画脚，并强硬地索取对全**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但是，在此败北之际，急需美援之时，蒋介石不好硬顶罗斯福，而采取了“应付之道”：先是表示愿意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接着婉转地说明要有个“准备阶段”，否则将他的军队交出去，史迪威也指挥不好；最好，他向罗斯福要求派一名美国联络员，由联络员來“全权调整我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关系。”
罗斯福同意了，于是派赫尔利來华。当然这是后话。
对这封不客气的來电，蒋氏大受刺激，感慨良多，他认识到“若不自立自强，国家民族亡无日矣!”他下决心要“奋斗图强”，然而，眼下，他还无法做到“自立自强”，因美援还在召唤着他，他也只能忍气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