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新约不能在元旦如期举行,乃为平生遗憾,更知外交被动之苦也。

蒋介石考虑再三,实逼无奈,最后答应将九龙租借地暂时搁置,以此作为让步,以期1943年元旦能顺利签署新约。可是,时间一到,英国又变了卦,片面地提出要求延期,而美国也亦步亦趋地凑热闹。于是,蒋介石热切盼望的签署新约不得不延期。这实在是令人焦虑的事情。难怪蒋介石在日记中哀叹道:“乃为平生遗憾,更加外交被动之苦也”。

美国对新约一再延搁,以致日汪先行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消息,殊为遗憾。一般人士虽明知伪约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

正当新约延期签署之际,汪伪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抢先演出一幕滑稽戏。汪伪政权于1943年1月9日对美英“宣战”。并于同一天,宣布日本废除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交还租界,并签署所谓新约。

蒋介石见此情况,甚为不快,认为晚于汪伪政权宣布废约大事,“未免因之减色”。于是,他急迫地向美英敦促,并说明其中利害,让两国抓紧与国民政府签署新约。

美英终于在1943年1月11日,与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

在新约上,对于九龙租借问題悬而未决;不过,国民政府在签约的同时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保留收回九龙的权利。

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乃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日本必知之甚明也。

1943年4月,苏联因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开始战略上的反攻,无暇顾及到新疆的问題,加之无意与国民政府弄僵关系,因此同意将驻在哈密的红军第八团与武装警备队撤走。

6月,中**队进驻哈密。

在此期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国家建立起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共产国际决定1943年5月22日宣布解散。6月10日正式解散。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之解散原因是受美国力量的影响。因为美国注意到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各国**(包括中国)所“策动”的“叛乱”工作,故而以对苏联给予军事援助为交换条件,压迫斯大林将共产国际解散。

这是一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基于变化了的形势需要。共产国际在捍卫、宣传马列主义,加强各国**和革命者的联系,培养干部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今日下午约彼來见,问其所说海军兵力数量等之文件带來否;彼答:“此不能交任何人,译文故未带來。”后复转口称:“回去可交商主任代陈。”乃商携其所交來之译文,即罗斯福总统前日寄我电报之同样文字,而未将余所索之海军兵力表呈报。可知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阅之痛恨。余令商前往斥责,彼方将此件随函送來,但仍未完全。史之愚顽、卑陋,实世所罕有;美国有此军官,而其长官马歇尔且视为一等人才,岂不怪哉!

这里所称的“彼”,是指史迪威。蒋介石何以对史迪威那样地积怨,竟说“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阅之痛恨”,“愚顽、卑陋,实世所罕有”!

真是,提起來话长了。

1942年1月3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盟国单独开辟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蒋介石为感激罗斯福,便请求美国委派一位将军來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美国答应了蒋的请求,由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其老部下、好朋友、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此职。

史迪威(1883―1946),美国西点军校步兵科毕业,是职业军人。1920年至1923年,曾來北京学习华语,后來在美国天津驻屯军任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1935年起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去武汉、开封、徐州、台儿庄、德安等地视察,向美国财政部代理人卜凯建议援助中国抗战。由于史迪威先后在华10年,他对中国的民俗风情颇为熟悉,而且粗懂中国语言,能用中文会话,在美国人之中被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1939年5月返回美国。1942年1月奉罗斯福令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治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等职。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赴中国重庆途经缅甸北部要冲腊戍,适值蒋介石和宋美龄由昆明乘飞机來腊戍视察缅甸战线,作战事部署(当时,国民党军第5军杜聿明部和第6军甘丽初部已开进缅甸)。史迪威到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波特酒家拜会了蒋介石夫妇。蒋介石对史迪威表示欢迎。但只简单地聊了几句[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第335页。。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印象是:他看上去同上次见他时沒什么变化,外表显得还是那样严肃而圆滑,活像一尊圆滑的石像,丝毫看不到经受患难或怀有忧虑的痕迹。他总是像过去那样似笑非笑,一看他的眼神就看出是强装笑脸。他身穿一直扣到领子的笔挺的黄军装,为了不让人看到他的灰色头发,他剃了光头。

史迪威上次见到蒋介石,是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驻华陆军武官期间的1938年12月28日,专程去陪都重庆拜会蒋介石的那一次。

当时,史迪威同蒋介石夫妇只会晤了15分钟,但会晤是在愉快中进行的,史迪威记载道:

“非常融洽。俩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都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蒋介石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

然而,这次会晤,史迪威对蒋介石的看法大有转变。他在给美国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报告中概述了自己对蒋的看法:

“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由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

史迪威在他的笔记中还写道:“蒋介石总想让自己的部下耳目闭塞,因为他不信赖他们……因为他们如果全部什么也不知道,就绝对不会凑到一起谋反。”委员长“从來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给各师使用,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手里的任何东西被别人拿去,他只让各个师有机枪和迫击炮。同样,由于他存在着这种由來已久的不信任心理,他不愿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总是盘算如何把军备省下來,留待将來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胁时使用”。

难怪人称“中国通的中国通”,史迪威对蒋介石简直是了如指掌,对其分析得深刻透彻!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了解远在其任武官期间既已有成见。那时,他为给美国参谋部情报部搜集情况,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接触过国共两党许多的军政要员。当时,他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在这些年里,黄埔集团形成了联盟,使蒋介石有了一批门徒。他并不像孙中山博士那样通过政治启发,使人效忠与尊敬他,而是靠使人印象深刻的个人魅力。他身体修长,言谈简洁,脸上毫无表情,但一双眼睛很机敏,好像一个人带着假面具以犀利的目光洞察一切。他的卓越才干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方面。他这种才干是在各个派系和各种阴谋之间玩弄奥妙的平衡术而锻炼出來的,因此人们把他称为“不倒翁”。

史迪威藐视蒋介石及其嫡系高级将领。他背地里称蒋介石为“花生”(可能是因为蒋介石的光头中间有些道棱),称何应钦、陈诚等为“一篮子花生”。

史迪威以“醋性子乔”(意为尖酸的家伙)这个绰号著称。1942年3月6日,史迪威在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报到时,说明其來华职责有六项:

1、美国总统的代表:

2、驻华美军司令官;

3、驻华空军司令官;

4、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

5、滇缅路监理官;

6、中国战区参谋长。

其实,这些官职都是罗斯福任命的,然而,史迪威在蒋介石面前以傲慢的神气强调他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而忽视作为蒋统帅的参谋长这一职务,并提出在缅甸作战的中**队,要他全权指挥,蒋介石当然不高兴。史迪威走后,蒋介石面部阴沉地独坐在会客室里,久久沉默不语。

蒋介石与史迪威分别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合作刚一开始,彼此便有了芥蒂。这预示着双方冷战将愈演愈烈。

1942年3月7日,日寇攻占仰光,滇缅路有被切断的危险,蒋介石急令史迪威赴缅指挥中**队作战。中国远征军第5军入缅作战后几乎全军覆沒。本來史迪威命令杜聿 明部向印度撤退,但杜聿明不听其命令,致使迷失方向,损失惨重。史迪威认为这是蒋介石在遥控,因此中**队不听他的指挥,他大骂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从此,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缅甸作战,既不与蒋介石联络,也不向蒋作任何报告。史迪威认为不听他指挥的国民党军将领,均以“不合作”为名,逐回中国。

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大骂史迪威是“帝国主义者”。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发展到白热化:

1943年2月9日,史迪威向马歇尔拍发电报,建议排除蒋介石。

罗斯福收到马歇尔所转达的史迪威建议之后,考虑到战时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可以牵制亚洲大陆上的百万日军;战后美国还可有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盟国,并可借以抵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势力,同时中国又是美国的庞大贸易市场,因此依然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于是对马歇尔告诫如下:

“我深觉史迪威所提对待蒋委员长的办法大有错误……

“我们知道――蒋委员长经历过多少艰辛,才得为四万万人民的领袖。……他是一位行政首长而兼统帅,岂可用对待摩洛哥和苏丹酋长的办法向其作严厉声口。……”

罗斯福并电告重庆,将陈纳德的空军扩编为第14航空队,使之独立。

3月3日,蒋介石遵照罗斯福的提议,成立第14航空队,特任陈纳德为队长,并晋升其为空军少将,以此压制史迪威的作用。

5月,华盛顿三方会议决定,拨给中国500架飞机。

5月25日,罗斯福将缅甸作战计划通知蒋介石,但未告知详细计划。其中指挥权属谁?以及英国是否出动海军在南缅甸配合作战等问題都不清楚。

于是,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向史迪威索取英美参谋团会议记录,海军使用兵力预定表,但史迪威先是不给海军兵力表,后经商震再次索取,史才全部交出。对此蒋介石极为不满,到了“阅之痛恨”的程度。这便是今天――1943年6月28日日记的渊源。

此一谣言,耸动美国当局。美国参谋首长马歇尔果被其煽动,电询子文以此事之究竟,劝我勿用武力。可知俄国谋我之切。

蒋介石虽对史迪威耿耿于怀,恨之入骨,但也不大敢过分得罪他,因蒋深知史迪威乃是马歇尔的人,马歇尔又是罗斯福所言听计从无比信任的人,积多年之经验,蒋介石知道其中利害,不能因得罪史迪威而得罪美国,因时下他正需要美国的支援。

于是,蒋介石一方面为了安抚中国远征军,派何应钦到印度向中国将领传达他的意旨:现在仍然需要忍辱负重,虚与委蛇,先领取美国的武器装备,并利用美国训练机构把官兵都训练好,团结自己官兵,自己内部暗中保持整然系统。凡中**官与美国人有摩擦者,暂时调换职务……。总之只要把武器装备拿到手,美国人最后总不能把我们的部队带走等等。

另一方面,蒋介石唯恐史迪威的态度影响到罗斯福,尽管罗斯福现已向中国拨來500架飞机。而且罗斯福还于5月18日向宋子文告知四点决定:

(一)自7月1日起,经由印度对中国的空运,每月增加到7000吨,其中5000吨供应陈纳德的空军,其余2000吨属于陆军。

(二)印度阿萨姆机场如能按期完成,则每月空运应增加到10 000吨。

(三)5月、6月两个月的空运物资,除每月以500吨供应陆军外,其余悉数分配空军。

(四)反攻缅甸计划,决定年底会同英军实行。

虽然罗斯福眼下热心援助中国的态度沒变,但难保不受史迪威和马歇尔的影响,今后有所更变。蒋介石出于此,乃给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拍去电报,嘱她不着痕迹地让罗斯福明了其情况,电文如下:

“史迪威在华,如只对余个人之不能合作,则余为大局计,必能容忍与谅解,不足为虑。但其态度与性格对中国全体之官兵与国民成见太深,彼始终以20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中国革命之军民,不只动辄欺侮**,而且时加诬陷与胁迫,令人难堪。……

“彼根本不信华军能作战,更不信华军能有胜利之望。彼之心理既对华军绝无信心,若再欲其指挥华军,以求胜利,岂非缘木求鱼?……

“然余为史事对于一般军官严加劝诫,令与史氏合作,且尊重其意旨,俾史氏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自当用尽心力,维持友谊;唯长此以往,若时时发生此种误会,则有不胜防制之苦。故余为大局之前途,为作战之胜利计,甚望罗斯福总统明了此中真相与现状。”

蒋介石满以为经此番“夫人外交”,可以彻底压制史迪威,坚定罗斯福援华的信心。不想风波再起:

在此之前,史迪威向华盛顿送达这样一份报告:

“中国人在军事上犯有最基本的错误――首先,他们忽视战略战术的基本原理;并不懂得援助武器的用法;轻视军事情报;司令官与暮僚之间沒有明确的命令系统;沒有建立情报网;运输车辆和武器都未具有战备状况。”

接着是,史迪威的助手戴维斯在华盛顿发起“揭露中国真实情况运动”,批评蒋介石集团**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