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愧而已!
1941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为中国抗战四年半而重申敬意，并呼吁共同努力打倒日本。
12月10日，蒋介石发出肯定团结与友谊之意的复电如下：
“际兹文明遭遇悲剧之时，美国亦受狡诈侵略者之攻击。中国对于美国所曾给予之援助与历史传统之友谊，重申其永志不衰之感。现时我国已对共同之公敌而作共同之奋斗，中国自当贡献其所能及其所有，期与友邦美国以及各国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必使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类正义在野蛮暴力与无穷诡诈之空前劫运下获得解放而后已。”
12月11日，美国对德、意两国宣战。
同日，德意两国向美国宣战。
至此，欧洲大陆的战局和亚洲太平洋的战局，已经名副其实地形成“一个战争”；而中国的抗战，也从此具有反轴心国联合战线的性质。
就在美与德、意两国互相宣战的当天(12月11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提议召开反轴心国联合军事会议，并通过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转达建议如下：
(1)请美国提出五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联军政治与军事中心。
(2)在苏联未对日宣战以前，请美国提出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联合军事行动具体计划。
(3)五国初步谈判的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待讨论决定之。
(4)由美国提出五**事互助协定方案。
罗斯福立即复电同意，其电文如下：
“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抵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建议：由阁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南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本人并建议：参加该会者，应为英、中、荷、苏及美国代表；同时本人可立即派勃兰德将军为美国代表，由马格鲁德将军副之。本人并希望――此等初次会议，或可产生一永久机构，以设计及指挥我等共同之努力。”
对于联合军事会议的提议，丘吉尔也复电表示赞同。
斯大林复电云：“苏联现负对德抗战之主要任务，不宜将力量分散于远东。”从中可以看出态度是消极的。
荷兰也流露出不甚积极的态度。
但中、美、英还是坚持召开，会期定于12月30日在重庆举行。
1941年12月30日，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如期召开。苏联、荷兰未到会，只有中、美、英参加。
会议由蒋介石主持。
在预备会议上，英**事代表魏菲尔将军提出三点要求：
1?加强在缅甸的空军力量。
2?请将美国根据军火租借法案已运到缅甸援助中国武器中的一部分拨供保卫缅甸之用。
3?请中**队协助保卫缅甸。
这三点要求反映出英国只重视它自己的利益，并且表现出轻视中国国防的态度。但蒋介石为顾全大局，还是采纳了魏菲尔的提议，并重行说明联合军事会议的意义如下：
“魏菲尔将军报告之三点，皆属专门技术问題，余兹同意其原则。盖余主张集中器材与集中人力为制胜之必要条件。英、美之战争，即为中国之战争，反之亦然。
“此次开会动机，系最近由罗斯福总统來电建议，今该会已正式在重庆成立矣，此实为太平洋各国代表第一次之正式会议，此次集会之主題，则为研究在东亚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此即为罗斯福总统來电最后之一句。
“故除业已‘讨论之三点’(魏菲尔提议)而外，本会主要任务为按照罗斯福总统建议――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
联合军事会议上，中国主张：规划是以兼顾整个亚洲地区的战略，向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报告。
会议经过长时间讨论后，达成协议。将美**事代表团团长勃兰德将军的草案修改为“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1?仰光与缅甸和中国继续抗战关系重大，使免受敌方攻击为当前要着，目前应尽现有实力，对日军发动空军攻势。
2?继续以器材供给中国。
3?中**队继续对日发动军事行动，牵制日军于其战线。
4?希望在美国组织之总机构能早日实现。
(另外两项从略)
在华盛顿方面，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与丘吉尔自12月22日起连续举行会议，制订同盟国合作体制，并拟就联合国宣言草案。
1942年元旦，联合起來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共同宣言》，在宣言中相约：
“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和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
这与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向美、英、苏三国所提建议书的内容是一致的。
1941年12月23日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并在宣言上签字。宣言在开列签字国顺序时，罗斯福最初亲笔把中国排在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再下面是苏联和英国，后來，他又把英国改排在第二位，把中国排在第四位，再后面则是其余22个国家，依字母顺序排列签字。即使这样，中国也成为《联合国共同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
1月3日，罗斯福建议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
蒋介石在这天日记中表达了自己欣喜得意之情。在1月份反省录中此情此意更是跃然纸上：
“26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容，能不戒惧乎哉。”
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來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这是指第三次长沙会战之胜利。
这次会战于1941年12月17日开始，至1942年1月15日结束，历时28天。
湖北、鄂南之日军在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唯矶指挥下，以第三、第四十师团和独立第九旅团为基干，配以炮兵、工兵、战车和舰艇部队，约7万余人。这时的日军，由于全力倾注于太平洋战争，不仅阿南所部已被抽出一部分兵力，而且从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武器弹药均未得到补充。在兵员减少、粮弹均缺的情况下，阿南唯矶仍然决定日军冒险深入。
1942年元旦，敌两个师团主力，猛攻长沙，国民党军李玉堂部沉着应战，同时，我岳蒙山炮兵也适时予以火力支援，重创敌军。
1月2日，敌增兵长沙，激战4昼夜，我阵地屹然不动。
1月4日，国民党军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之下，以第十九、二十七、三十集团军为主力，吸取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教训，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日军诱至长沙附近后，自三方面对日军形成反包围，并切断其后路。敌陷重重包围之中，死伤惨重。
1月4日夜，敌开始突围撤退，我军紧追不舍，大量杀伤敌人。
经过10余天苦战，将长沙周围之敌全部肃清，恢复到会战前的态势。这次战役歼敌5?6万多人，缴获机枪115挺，步枪1138支，炮11门，马270多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美国海军部长兴诺克斯说：“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胜利。”
蒋介石在《**入缅作战经过和决心与我军对世界战局演变应有之认识和准备》中总结如下：
“敌人此次……不仅要占领长沙，而且希望进一步侵占衡阳，打通粤汉铁路。……
“现在，敌人对于香港、越南、泰国等地军队补给，都靠海上运输，将來必然遭受英、美各友邦空军的威胁；如果它打通了粤汉路，就可以从朝鲜的釜山由火车直达广州、香港，就不怕补给被截断，这是敌人最高的战略。……
“赖薛长官以下各军、师长及一般官兵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卒使敌人始终不能窜进长沙市区一步。
“现在，我们增援各部队亦已经在长沙东南北三面开始攻击敌人的侧背；同时，在敌人后方我军更有强大部队布置就绪，准备随时袭击敌寇。到昨天为止，敌人的阵线已经全部动摇，今后在300公里以内的地区，他要想退出去，绝不是容易的。……
“当此反侵略各国战事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能获得如此空前的胜利，不仅可以安慰全国民众，而且可以告慰于世界友邦。”
英印交涉，已经破裂。英人宁让倭寇侵印，而不许印人自由，以为于战后我同盟国胜利时仍可无条件统治印度，是不愿印度自由参战以增加同盟各国之实力，此种自私之心，恶劣极矣!
随着欧战的爆发，特别是日本攻占了英美在太平洋上的领地之后，印度作为英国的经济、军事基地的作用更加增强了。
在英军中有200多万印度士兵。印度把粮食供给300万人的英印军、南非军以及美军和中**队。印度工业为这些军队生产被服、装备、弹药和轻武器。英国政府把军费重担转嫁在印度人民的肩上，战争使印度几乎耗去30亿英镑。除物资损失外，战争还夺去了印度许多人的生命。
然而，由于战争而产生的客观因素，军队对于工业品、武器装备和被服的大量需要及外国列强忙于战争而竞争的削弱，印度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印度大资产阶级的积累大为增加。
苏联和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博得印度人民的极大同情。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当中反法西斯情绪日益增长。
然而，印度人民与英国共同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斗争愿望受到国内殖民制度的压制。印度有识之士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民族的无权地位，因而在反法西斯情绪增长的同时，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对抗情绪也在增长。因此，进步人士和国大党提出，印度人民站在反法西斯联盟方面参战的条件是准予印度独立，作为走向独立的第一步是成立责任制国的政府。
英国当局想要利用包括国大党成员在内的一些社会人士的反法西斯情绪，为了同他们建立合作于1941年12月把一些国大党领导人释放出狱(这是1940年10月，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领袖依据本党决议宣布开展不合作运动。就在运动刚开始时，几乎全部国大党的领导人遭到逮捕)。
1942年1月初召开的国大党会议与英国当局期望的相反，重新宣布拒绝在战争中支援英国。会议决议指出，在印度成立真正的国民政府之前，国大党将不同英国政府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乘此机会妄图像在缅甸和马來亚所干的那样，利用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仇恨为自己利益服务。高喊什么“把英、美赶出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等口号，对印度人民施展怀柔政策，扶植印度的“亲日反英”势力，在缅甸建立以亲日派苏?钱?鲍斯为首的“自由印度”政府，并在他的指挥下开始把被俘的印度士兵编组成“印度国民军”，打算利用这支军队入侵印度。
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日本移兵攻击印度，则失去民众支持的英军，将立即土崩瓦解，甚至如果印度民众脱离同盟国或是站到反同盟国的立场，则对于同盟国來说，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基于此种紧急情况，蒋介石于1942年2月4日至21日偕宋美龄出访印度。
蒋介石访问印度的目的，一是加强在印度方面的中、英协调；二是站在同盟国领导者之一以及同为亚洲人的立场，要劝说英国和印度国大党双方冷静地促膝会商，一致协同抗日。
蒋介石分别会晤英国驻印度总督林里资哥与印度国大党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甘地、尼赫鲁等人。但双方都不肯让步。英方对蒋介石的劝说拒不接受，不肯变更其一向对印政策；印方列举英殖民主义者自统治印度以來的各种迫害事实，详细说明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起源与成效，并表示：自此之后，仍将坚持此一主义，斗争到印度获得自由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