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军以后军略--如为其南进计,必先取滇越,以隔绝我对英、印之交道,此为其最大之要着:如其攻川,则为敌最不利之战略也。故吾断敌此时必取滇越而不攻重庆也。

这种揣测不无道理。

8月1日,松冈洋右向法国驻日大使安里提出“日军在越南过境及使用其飞机场”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因应世界形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所内定之内容。然而安里指出“这等于要法国对中国宣战”而表示反对。

松冈洋右则强硬表示:“在军事上有其绝对必要”,迫其承认。

与此同时,日军第五师团已集结于中越国境线上,借口须假道越南撤退而对法国当局施加压力。

自近卫登台后,美对倭关系益越恶化。以此,英美在太平洋似有合作之可能,以遏止倭寇南侵之趋势。

这种推测,不无道理。

近卫登台以后,便制定了以武力进攻东南亚为基本内容的“南进”作战指导方针。其目的是:

(一)掠夺南洋地区丰富的战略物资,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二)截断援助中国抗战的一切国际通道,逼迫蒋介石屈服;

(三)夺取南洋重要战略位置,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

日本的军事经济最缺乏的是石油、橡胶和铜,而这些为荷属东印度及其他西洋国家所富有,因此“南进”是掠夺战略物资,克服军事经济困难的重要手段。

日本准备“南进”的南方,正是英美的势力范围,这就自然而然地把英美捆到一个战车上了。

再说逼蒋屈服一节,这也是英美所不允许的,英美之所以“慷慨”援华,其目的就是让中**队拖住日本、消耗日本,而使自己得以缓和,从中渔利。如果中国失败,他们的企图也便落空了。正像后來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报所透露的那样:“如果中国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至于“大东亚共荣圈”显然沒有英美的份儿,日本一旦夺取南洋重要战略位置,英美便成了刀俎之肉。

英美合作是可能的,遏止日军南侵是困难的。

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

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以后,一方面研讨“南进”策略问題,一方面也在抓紧推进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題。

9月9日,德国特使中塔玛和松冈洋右开始秘密交涉。德国向日本提出:“日美战争已经无可避免。当日美开战之际,德国愿以飞机、战车、武器等援助日本。旅居美国的2000万德裔居民也将和日本合作。”日本方面也认为:“为了在法属越南和荷属东印度获得特权,当以和在欧洲得胜的德国同盟为有利。”

1940年9月27日,经过3个星期的秘密交涉,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了结成军事同盟的《柏林协定》,规定三国彼此承认德意在欧洲和非洲,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新秩序”的特权。三国并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援助”。

三国同盟的协定还特别强调指出:“三国之中,任何一国如受到未参加欧战或介入日华纷争之某一国家的攻击,则互相在经济、军事上加以援助。”

这里所谓“某一国家”,指的是美国。显然,三国都在以美国为假设敌了。

《柏林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世界法西斯反动势力的结盟,并促成了侵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对此,蒋介石高兴地写下了这页日记。同时,向各战区宣示了一份手令,蒋介石认为《柏林协定》的出现,是“抗战最后胜利唯一的转机”,“日寇分兵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国际局势的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

蒋介石在此泄露了“保全实力,坐视成败”消极抗日的天机,这便是广州、武汉失守后,也就是抗战第二阶段,他所持的一贯思想。

英美表面虽故作镇静,但其对南洋之准备,必已恐不及而失之晚矣!然余不能不警告:倭寇进攻新加坡、菲律宾之期在即矣!

9月中旬,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日军进占越南即将行动时,会晤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予以警告:“日本的行动是自行破坏其维持远东现状的约定。”

同时,美国助理国务卿米耳兹代表病中的国务卿赫尔强烈谴责日本:“这等于完全占领法属印度的要求,竟以最后通牒强迫对方,如不接受,则立即派兵侵入。实与侵略中国之步调配合一致,侵略及于法国之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对美国的警告与谴责置若罔闻。

1940年9月23日,日军出兵占领了法属越南北部。

日本的一意孤行,刺激了美国。

9月25日,美国决定向中国追加2500万美元借款。

9月26日,美国又扩大规定各级的废铁输出都必须取得许可证,以此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9月27日,日本妄图从德意那里得到支援,于是日德意三国在柏林签订《柏林协定》正式宣告结盟。

英美的确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境地,难怪蒋介石亦为之焦急!

今俄虽未加入同盟,而主动促成者,则为俄斯大林也。此后,如倭不速南进,则斯大林将以俄倭互不侵犯协定促倭南进,自在意中。如此,则美倭战争又为斯大林“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之阴谋所促成。

这乃偏见之词。

且看日苏“互不侵犯协定”签订背景如何?

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很早就怀有极大的侵略野心,只是在中日战争初期与苏联在张鼓峰、诺门坎两次较量中遭到惨败,才不得不推迟了侵苏的时间,何况这时德国又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1940年夏,日军开始南进侵占东南亚和南洋地区,这主要是因为欧战使法国和荷兰崩溃,而英国也大为削弱。这对日本來说是俯拾即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1940年7月,日本政府向苏联主动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从日本來说不过是个策略。日本一面拖延日苏条约谈判,一面又同德意协商旨在反苏的三国协定。

其实谈判双方,都很清楚,签约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作为苏联一方考虑,日本可能甚至肯定会背信弃义,但签约总比不签约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符合苏联政府旨在保障苏联安全和阻止战争地区扩大的基本意图。再者,签约,可暴露法西斯集团内部新的分歧:希特勒德国希望日本在远东尽早开始军事行动,无论是反对英美,还是反对苏联。可日本政府却一意孤行独自决定进攻的对象与日期。

可以想见,同盟国都制约不了日本,苏联与日本的一纸空文能起多大作用呢?说穿了,南进之举,意在避重就轻,是日本政府独自决断的打法,而并非谁人左右得了的。

说“美倭战争又为斯大林‘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之阴谋所促成”,也不见确当。

日美关系到这时早已破裂,且看:

1939年2月8日,美国与中国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这是援华举动,日本政府能看不到吗?

1939年3月,美国禁止对日信用贷款,禁止对日输出飞机零件,同时通过了太平洋设防案。这一切,日本政府能容忍吗?

1939年7月26日,美国又废除了《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使日本军事物资來源被切断。日本政府也能坐以待毙吗?

何况,由于美国的举动,英、法也随之动作。

……

面对美国对自己日益沉重的打击,日本忍无可忍了!于是出现了1940年7月16日不热心于德意日三国轴心联盟的米内光政内阁的总辞职和7月22日近卫第二次组阁。

紧接着7月26日,新内阁为推进“南进”政策和“大东亚新秩序”而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7月27日又决定了《因应世界形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

这样,对中国大西南加紧攻势,逼蒋屈服。开辟太平洋战场,把主要矛头对准英国、荷兰与美国(与此同时并不排除进攻苏联),彻底“解决南方问題”便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决定的中心目标。

顺带说明,上面所提及的都是历史事实,绝非为斯大林者辩护。如果说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带有某些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话,那应另当别论。

一、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后的局势:

(一)中倭媾和为“下策”。以倭对华侵略之野心,及其对中国积极移民之状况,绝非一纸和约所能令其履行与撤兵;而且世界战争未了之前,何能使其对海南岛等沿海岛屿之交还?我能巩固西北与西南之根据地,倭寇亦无力西侵。

(二)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如新加坡或昆明失陷,则我国战线因不能与英美取得联系,完全陷于孤立;而一面又遭俄国嫉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甚至转使倭寇与**协以谋我,此于我最不利也。如果我西南昆明坚守不失,而新加坡、马來西亚与印度等地依然无恙,与我国仍可联成一气,则待美倭战局展开以后,英美需要我陆军对倭参战,届时如俄不阻难,甚或俄已在英美战线上联合作战,则我自可相机参战。

(三)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或其参加战争以后,我乃决定取舍。如此则对美、对德、对俄皆有进退自知之余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动抉择。此独立自主政策,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

二、中倭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故余自去年欧战发动时,亟望加入英法阵线,而英法反置余于不顾;今则英法既败,而美俄能仍未有行动,且倭已加入德意阵线后,余料其必败。倭既参加欧战,则中倭战争自可包括于欧战之内,而我反可无急求参战之必要;此则去年今日中倭两国之地位完全相反,我则可渐入主动地位,而敌则反受束缚,无法脱离其桎梏矣!以后,我国如何能操完全主动地位,是我今日最大的思虑,亦我今日唯一之要务也。

三、如俄倭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倭寇所能抽调东北兵力亦极有限;如其所抽调兵力全部用于攻华,则仍不能达其南进之目的。故其抽调兵力亦必为南进,于我无大害也。

四、倭攻昆明或缅甸,此余早有准备,当可照预定计划进行。若万一滇缅交通完全断绝,我亦有自主自保之实力,以待美倭海战之结果。彼时,当可反守为攻也。

五、将來倭寇实施南进政策与发动美倭战争之时间。第一,在倭本身非南进与非攻美不可之因素与事实俱已存在。第二,在俄允倭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方能促进南进也。故美国欲缓和倭寇,决不能生效,其主因全操在俄与倭也。

六、我如实力再损,则俄必助**组织中国苏维埃人民政府,令其与倭妥协,以遂其消减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阴谋;但只要我能维持既有实力,则俄亦不能积极为害于我。

这是蒋介石在他54岁生日这一天,再次考虑今后应采取的国际战略。

他在权衡利弊,反复比较后,确定只有中立、独立自主政策为“上策”。但似不可能,因日寇南进范围指得很明白:“以日满华为骨干,指在印度以东、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既然如此,中国与南洋便胶在一起,不可能采取“中立”。

倒是参加英美战线比较适宜,可又不是蒋介石所说的那样,“如果我西南昆明坚守不失,而新加坡、马來西亚与印度等地依然无恙,……英美需要我陆军对倭参战,届时如俄不阻难,……则我自可相机参战。”

后來历史证明,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同盟军最高统帅,中国远征军入缅,协助英国作战,菲律宾、马來西亚、缅甸南部早已不保了。如果都“不失”、“无恙”参加英美战线就全无意义。

当然,那“下策”是不能去考虑的下下策。

蒋介石从六个方面总结分析,料定日本必败。

第六方面,暴露出他对苏联与**依然耿耿于怀,放心不下的阴暗心理。

此虽为美国之内政,然有关于世界之安危与人心之振靡者极大。

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此乃出余之至诚,而非可以普通应酬之电文视之也。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领中间”,是“最有才能的人物”。罗斯福从1933年3月4日出任美国第32届总统以來,实行“新政”,使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挽救出來。对国内,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劳动人民采取“怀柔”让步政策;对外,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改变了美国政府过去不承认苏联的立场。另外,对法西斯国家,他采取不支持的外交政策。这一点,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有魄力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1940年11月5日,罗斯福作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第三次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

蒋介石对罗斯福的当选,喜不自胜,当即向罗斯福致电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