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如常，无变化，唯**作祟为可恨耳!
在此期间，日军正忙于导演建立汪伪政权，因此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与此同时，解放区军民遵照**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给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以坚决有力的回击，蒋介石处心积虑策划的第一次“****”，被粉碎了。
蒋介石非但不悔，反而更加耿耿于怀，妄图置**于死地，实为“欺人太甚”!
倭寇一面成立汪逆伪中央政治会，宣言卅日成立伪组织；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者來求和议，以试探我方。其愚真不可及。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汪精卫为获得“临时政府”(北平)王克敏和“维新政府”(南京)梁鸿志的合作，三方于青岛举行会议。汪精卫方面代表有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刘郁芬；临时政府方面代表有王克敏、刘燮元、王揖唐；维新政府方面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日本方面有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获那华雄、清水董三等。会议完全按日方安排进行的。
会议首先通过了废除“临时政府”，变更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之下实行“自治”，废除“维新政府”，两个地方政府均纳入汪精卫所组织的伪中央政府的议案。接着通过了由日本“梅机关”拟定的《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国民政府政纲》、《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秘密谅解事项》、《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机构预定一览表》等。还通过了政府名称、国旗、首都和成立日期等等。
3月22日，在南京召开的伪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了汪精卫的提案--伪政府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并决定于3月26日举行“还都典礼”。伪政府主席，盗用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义，由汪精卫就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3月23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广播讲话，声称自己是“正统政府”并恬不知耻地造谣惑众：
“关于国民政府的组织，我们商量了很久很久。我们现在盼望在重庆的林(森)主席早一点回到南京來，在他沒有回來之前，我们照着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努力去做。”
针对这个广播，林森主席发表严正声明，驳斥汪精卫政权，号召国民不要受汪的欺骗。
3月30日，汪精卫于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成立伪中央政府。
当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各国驻华使节提出照会：
“日本所捏造的南京伪组织完全无效。”
同时，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参加汪精卫政权的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等77人。
3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
“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绝不承认南京伪政权。”
汪精卫集团的投降卖国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延安地区的广大军民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汪精卫的罪恶活动。全国各地纷纷集会，发宣言、通电。在华侨界也掀起了讨汪浪潮，他们接连向国民政府致电：
“汪逆叛党祸国，添颜事敌，罪大恶极类于秦桧，伪组织下之群丑，沐猴而冠，认贼作父，丧尽天良，辱尽华裔，乃抗战当前之大敌，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务恳早张挞伐之师，尽除奸憝，速明顺逆之分，以正视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汪精卫伪中央政府成立日期比他3月22日在伪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布的预定日期延期了4天，何至于此呢？
据说，这是由于日本与重庆方面在香港进行着所谓“桐工作”，日方对其有所期待，所以“还都典礼”延期举行。
所谓“桐工作”，在中国方面沒有证实的记载。日本资料记载：据今井武夫所著《中国事变回忆》一书，对“桐工作”，有很详细的叙述；台湾出版物里也有以此为“事实”的著述，并释为出于“军统”的谋略云云。
据今井武夫著书及其他著述，“桐工作”大体经过如下：
1939年12月下旬，有一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在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面。宋子良向其透露：“我是宋美龄的弟弟，与重庆有密切联络，准备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方将信将疑，于是想派谍报人员前往重庆和国民政府直接接触。
蒋介石所说“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者來求和议”恐怕即是由“桐工作”引起的。国民政府当然不能理会这样的接触，因此所谓“桐工作”自行结束。
由此可见，日寇还是把诱逼蒋介石投降作为最大希望。
**幸灾乐祸，暗示敌军南攻**之意甚明。
1940年春，日寇华北方面军开始执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春、夏“扫荡”。
3月初，日军为维护平汉、平绥铁路交通，调集独立混成第2、15旅团和伪军一部，共计9000余人，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但所到之处，均受到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3月15日抗日军民歼敌300余人，3月下旬歼敌8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3月17日，日军第110师团等部从高阳、蠡县、安平等地出动6000余人，企图寻歼冀中我军主力。八路军采取分散游击战，广泛袭击敌人，使敌“扫荡”连连扑空，不得不于3月30日撤退。
4月13日，大清河以北地区之敌 3000 余人进犯固安、新城、永清地区，企图合击八路军第10军分区主力，又扑空。而后又北进“扫荡”涿县东部地区，遭到第10军分区部队袭击，死伤100余人，于是南窜逃入国民党军防区。
败军向南逃窜，怎能说是“暗示敌军南攻**”？实乃妄说。
国共合作之际，理应协同作战。日军向抗日根据地“扫荡”，国民党按兵不动，隔岸观火。请问，谁在“幸灾乐祸”？
晋北公路为敌军把持，如不能设法击破，则晋冀两省无法联系。**在敌侧背坐视不顾，且时來阻扰，斯诚汉奸之不若矣!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后，日军急欲迫使中国屈服，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准备力量，伺机南进和北进。
日军中国派遣军在政治上加紧对国民党蒋介石诱降，积极扶植汉奸头目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在军事上，继续切断国际援华补给线。同时，为进一步巩固其占领区，对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大“扫荡”。
日寇的华北方面军认为，在华北占领区内的重庆系统军队，由于日军的讨伐及其后方补给的缺乏，势力不断缩小，而共军势力不断扩大，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成为抗日之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清的主要对象，自然是**势力。方面军对**的活动予以深切的注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16页。“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天下。”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3页。据此，华北方面军制定了1940年度肃清建设的基本方针，提出：尽快把华北建成特别巩固的地区，用以示范和指导其他占领区。“应以‘治安第一’为各项施策的基础，将各项工作有机地统一于剿灭共军的前提之下，继续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进行讨伐”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4页。，另外，凡对生产发展有用的铁路、公路、矿山等要极力控制起來。
日寇华北方面军特别强调“讨伐重点在于剿灭共军”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7页。。并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由1940年4月至9月，第二期由9月到年底。随即按照上述方针确定了“讨伐”重点地区和兵力部署，各部队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正当八路军开展粉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向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太行山南部和冀南等地八路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由此可见，八路军正处于“腹背受敌”之中，一方面要对敌作战，一方面还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那“坐视不顾，且时來阻扰”抗战者的到底是谁，不是很清楚吗？!
至于蒋介石日记所提之细节，不足为凭，事实是这样：
5月，日军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周围部署了独立混成第3、9、16旅团和第26师团一部共2?5万余人，抢占公路，增设据点，运输物资，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抗日根据地侦察。第120师针对日军动向，对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补充了作战物资，勘察了地形道路，制定了作战方案，并帮助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决心粉碎日寇的大“扫荡”。(按：蒋介石日记所抓的仅是这时未当即出击的动向，这就叫“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然而这“一点”也抓错了!)
5月底，日军开始兵力调动。针对敌人先占要地并抢占黄河各渡口、切断晋西北八路军通往陕甘宁边区道路的企图，第120师作了具体部署，除打击向根据地县城來犯之敌外，在各被敌控制的公路沿线开展游击，袭扰敌后方，切断敌交通，配合反“扫荡”。6月，各路出击，连连获胜，到7月6日，敌军全部撤退，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这次反“扫荡”，历时月余，八路军共作战250余次，歼灭日伪军4500余人，缴枪300余枝(挺)，收复了晋西北的兴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等县城。东起平绥铁路大同至集宁段和同蒲铁路大同至平遥段，西至黄河，南迄汾(阳)离(石)公路，北至大清山的广大地区，均在我抗日军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