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救济难民，不遗余力，于此稍得**寸心。然悲惨与忧患并集，不得不特别努力也。
真可说是“悲惨与忧患并集”!
这里，中国守军节节向西败退；敌机反复轰炸不已，成千上万的市民死于轰炸之中。
那里，汪精卫集团脱离重庆。
4月25日，汪精卫之流在日本影佐祯昭等人保护下，乘小船，逃出河内。
5月6日，也就是蒋介石写这篇日记这一天，汪等到达上海。在船中与日本今井武夫举行了密谈。
倭势将加入德意联盟，以缓和其内部之冲突；然其外交必更陷入绝境，德意决不能因其同盟而远助东亚也。
5月22日，德意两国等得不耐烦了，提前在这一天缔结了沒有日本参加的军事同盟(钢铁协约)，形成了柏林和罗马的轴心关系。
正当此时，又发生了日苏大规模军事冲突--“诺门坎事件”。
诺门坎，位于中国东北西端与外蒙边境附近的边地。
5月中旬，从骑兵联队为主力的日本关东军企图将推进到诺门坎的外蒙军击退。不想，却被在这里驻防的苏军战车部队所包围，结果，全军覆沒。这即是所谓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而后，败下阵來的关东军竟不顾日本军部的劝阻，接二连三地发起大规模的反攻，以示报复(这是蒋介石写这篇日记以后的事情了)。
6月23日，日军对外蒙的塔穆斯克大举空袭。
7月1日，以小松原道太郎为师团长的第23师团进行大规模反攻。
初战，日军获胜。
接着，苏军出动飞机作战。机械化的大部队在朱可夫率领下，在8月下旬展开全线总反攻。
最后，以日军第23师团在各地被围歼而告终，日军伤亡共计11000多人，约占该师团全部兵员的73%。这即所谓的第二次“诺门坎事件”。
战后，日苏双方于9月15日在莫斯科达成停战协定。
共军窜入鲁西南，乃图打通其冀鲁皖与新四军联系之大阴谋。**之假抗战，真作乱，又一例证也。
抗战开始后，在中国**的积极促成下，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好局面。但是，国民党并未打算放弃“**”的政策。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阵；而**领导的抗战力量不断壮大。蒋介石对此心存恐惧，处心积虑地“防共”与“**”。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简称五届一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題是，制定抗战与“**”方针。
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由于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影响，会上对日主和空气甚浓。会上，蒋介石一面表示要抗战，并作了《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演说；但他另一面又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
“党魂是党的主义，党德就是智仁勇，党基就是包括党魂、党德、党史、党纪四要素，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若不唤醒，不发扬、不巩固，国民党的命运就危险。”《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第四分册，264页。(浙江省中**史学会编印)。
显而易见，蒋介石所说，就是企图以此來巩固强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会上，根据蒋介石的报告通过了整顿党务的决定案，规定了国民党在新阶段的新任务是以“防共”与“**”为中心。为此必须“加强组织的发展和思想的统治，特别是对青年和基层的控制，力谋新生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中之发展”，“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以此來推行“溶共、限共、防共、**”的方针。
全会极力制造**舆论，说什么：“本党领导全国从事抗战，已届年半，乃异党假借抗战之名，阴分壁垒，分化统一，破坏团结，谋夺政权，已造成党国莫大隐忧。”李宗黄等13委员提案，见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蒋介石也在会上扬言道：“对**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他，但也不迁就他，现在对他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我们就容纳他。”同上。
会议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即“防共委员会”。
会后散发了一系列的“**”秘密文件，如《**问題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
在《**问題处置办法》中诬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存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冀中、冀南两地的主任公署“与国家整个行政体制不合”，“应遵令撤销”；**在敌后建立的各地方政权，都必须移交给国民党的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领导；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也要停办或归国民党接收。
在这份“**”秘密文件中还说：“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俾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之发展。”“中央党政军高级长官每月会商一次，研讨对**问題之处置，地方党政军每月或一旬开联席会议一次，战地则由党政军委员会分会协同当地最高军事机关，随时协商或规定例会。”《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294-29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9月版。
蒋介石公然说：“我做不到的事是不想的，我融化**是一定做得到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记录，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的政策已由抗战初期的比较积极的国共合作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
五届五中全会以后，蒋介石立即将其**方针付诸实行。在全国各地挑起许多“**”摩擦事件，掀起了“**”浪潮。
1939年5月30日，蒋介石密令军令部部长徐永昌：
“根据**在平江嘉义岭一带，大肆活动，其负责人为黄耀南、徐正坤，以游击为号召，……且密藏多量军火，其活动范围即在该乡西郊之吾、汤口，专以平江为根据地等情。查值兹抗战紧张之际，该黄、徐等竟于后方秘密活动，相应函请查核办理。”国民政府军会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旋即，蒋又密电陈诚、薛岳：速将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人员黄耀南、徐正坤等一一解决。
于是，发生了残杀**和革命群众的大惨案--平江惨案。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27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副官罗梓铭等6人。
这一惨案破坏了团结和抗战，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延安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并通电全国强烈抗议。
与此同时，国民党调兵遣将，部署兵力，进攻解放区。
6月20日，蒋介石密令西安程(潜)、蒋(鼎文)等国民党军官员：
“一着暂编骑二师(马禄)全部调驻陕北，归阎长官指挥，巩固河防。二该师调陕北后，可控制于满堂川、义和镇、延家川地区，或李家沟、枣林、坪镇虚而郁地区，由程主任与阎、蒋两长官就近洽定之。”同上。
程、蒋奉命后，率部在边区周围构筑工事，建立封锁线，企图隔绝边区与外界联系，拘捕进入边区的爱国青年。
谁是“假抗日，真作乱”不一目了然了吗？!
蒋氏此篇日记，纯属颠倒黑白，贼喊捉贼。
美国对倭商约，宣告6个月后无效，此其表示乃对英国承认倭寇谈判为不当，以显明美国外交独立之精神。美国有此一着，其或可挽回英国对倭之妥协乎!
7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国大使堀内谦介提出“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的照会，宣告这一条约将在6个月后的1940年1月26日期满失效。这无疑是对日本的一个致命打击。这个条约失效，将使日本丧失经济保障，不仅对战争发生影响，而且国民生存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美国之所以对日本采取这样严厉的经济制裁，主要是由于日本对英国施加压力而引起的。
日本对美、英两国援华，耿耿于怀，总想采取点措施报复一下。
它首先选准了英国。
1939年4月9日，北平伪临时政府的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的爱国志士刺杀了。日本正好找到一个报复的借口，于是便向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的领事杰梅逊要求引渡犯人。
6月10日，日本用通有电流的铁丝网封锁了天津英租界，对于通往哨卡的英国女性，也要实行严格的周身检查。
对此，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召见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提出抗议，但日本方面表现出强硬无礼的态度，反而指责英国有意纵容“反日分子”的刺杀活动。
7月15日，日、英两国代表就天津事件在东京举行会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竭力给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施加压力，迫使克莱琪对日本提议原则接受。
7月22日，双方达成“英国已确知在中国的现实事实，并无意于对妨碍日军达成其任务的行为与措施给予认可”的谅解。
7月25日，日、英两国缔结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区内公安之目的，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意“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并保证“凡有妨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国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随后，英方将在天津英租界被捕的中国4名抗日志士引渡给日本占领军。
美国对倭取消商约后，我外交与金融皆得转危为安，相差不过数日耳，是益可证明余以“政治当努力今日，不忧明日”之哲理为不误也。
日本在英日缔结《有田--克莱琪规定》之后，还不甘心，接着以此为借口，提出禁止中国法币在租界内流通等要求，逼迫英国接受，但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予以拒绝。
对日本政府逼人太甚的做法，美国对日给予了强有力的经济制裁的同时，英、美均与中国签约贷款。这样，使中国的外交与经济得以转危为安。
蒋介石认为，所有这一切的取得，都是与他的不屈服、不妥协、坚持抗战的“政治”原则有关，也是与他争取国际援助有关。蒋介石向來是以美、英为靠山的，今日见其付诸行动，心中有底，“不忧明日”了。
昨敌国陆军三长官会议后，又召开五相会议，商讨对欧外交政策，就美倭关系恶化、满蒙边境冲突，及英倭会议等问題交换意见。虽其内容不详，但余以意度之：此后，倭军部必更鞭策其政府加入德意同盟之运动。
8月3日，日本陆军三长官会议排除众议，独自决定：
“在8月下旬以前，无条件缔结三国协定是绝对必要的。”
看日本军部的陆军三长官如此强硬的态度，可想而知，“此后，倭军部必更鞭策其政府加入德意同盟之运动。”
日记所言“美倭关系恶化、满蒙边境冲突及英倭会议等问題”，确实是日本政府所最感头痛的问題。
此时，美国对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方案的反响是对其的一系列经济制裁。
这便是“美倭关系恶化”说。
“满蒙边境冲突”即指已经结束的第一次“诺门坎事件”和正在交战中的第二次“诺门坎事件”。
所为“英倭会议”，是7月15日，在东京举行的英日会谈。这是日本对英国援华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最后，以英国的妥协达成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