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
抗战初期的超级空军英雄刘粹刚与高志航均未殒身于空战：刘因无夜航设备而触城楼以致机毁殉难，高因警报传递过迟而被炸毙。高志航殉国之日蒋为之悲悼，只因不愿引用哀伤消极文字，仅此日记中书数字纪念此事。而其实类似这样令人扼腕长叹之事迹又何以胜数。
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
尽管九国会议宣言，“语气软弱”，不能使中国满意，但蒋介石“仍不足为虑”，他仍然抱着通过国际调停进行“和平谈判”的幻想。
日本不想使战争长期拖下去，也在寻求“和平之路”，当然，它的“和平”是通过停战议和劝诱和压迫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投降。
虽然双方“各怀心腹事”，但总算是“一拍即合”了。
和谈是在九国公约会议召开之前的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谈的基础上进行的。
此时的德国完全站在日本一边，打着斡旋和平的旗号，充当第三者。
蒋介石对陶德曼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所提出的议和条件。这里所说的议和条件是指11月2日日本外相广天弘毅交给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又由狄克逊转交给陶德曼的那一份，共7项内容(详见对1937年11月7日日记评述部分)。
如此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蒋介石当然不敢全部接受。并对陶德曼讲出中国方面为进行议和的必要原则是：
“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况，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
“日本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现在不对中国采取友好的态度以奠定日后的友善基础，却只顾提出要求。假如日本继续作战，中国也不会放下武器。
“假定国民政府因日本采取的政策而倾倒了，则结果是**在中国占优势。
“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
蒋介石这时对英美各国出面调停仍抱希望，因此，沒有向日本妥协，并要求陶德曼对于这次谈判“一切都不要公布”。陶德曼仍表示：我现在的步骤仅仅是极秘密地通知中国政府。
可是，九国公约会议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并未能决定任何具体措施而闭幕。此时的中国，在华北失太原；在淞沪，由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而迫使中**队撤退。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认为这正是向国民政府诱降的好机会，于是积极促请德国出面调停。
11月28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武汉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晤面。紧接着11月29日，陶德曼又与外交部长王宠惠会谈。进一步提出议和条件，并要求“再次和委员长会面”。
蒋介石经过一番思索，答应接见。
当然，蒋介石的姑且答应，乃为“缓兵之计”。
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能有所觉悟则济矣!
蒋介石之所以同意和苏联交涉，是因为在列强各国对中国断绝援助之际，如果是站在中苏两国平等的基础上订立条约，是有利于集中抗日力量的。
于是，1937年8月21日，蒋介石委派外交部长王宠惠为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
一、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
二、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
三、当一方遭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协助第三国；
四、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在条约期满前6个月不向对方通知废除本条约之意见，条约自动延长2年。
这个条约还附带一项口头约定，即在条约有效期(5年)内，双方承诺：苏联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
8月29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正式公布于世。
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表谈话如下：
“此举不能独对于中苏两国间和平多加一重保障，且为太平洋各国以不侵犯之保证共谋安全之嚆矢。……
“中国今日虽受外來极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然酷爱和平为我国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苟能幡然觉悟，变更其国策，则我国人亦深愿与之签订不侵犯条约，共维东亚之安全，而谋人类之幸福。……”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签订了由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先后签约合计约3亿美元。苏联的军事顾问和航空志愿队，也先后來华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从签约到9月4日止，苏联运往中国的战斗机共72架，轰炸机54架，侦察机20架。此外，还运來大炮、战车、弹药等军火。这些对日本政府來说，无疑是一个当头棒喝!
蒋介石在本篇日记中，希望《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能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政策，“有所觉悟”。
倭俄均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我国又焉能不亟图自强哉!
抗战初期以來，真正支援中国抗日的，在世界各国中只有苏联。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也只有苏联代表李维诺夫伸张正义，坚决主张谴责日本侵华。
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早日参战，10月间，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向中国驻苏大使馆参事张冲表示：“中国对日战争到生死关头，苏联必定出兵，决不坐视”。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91页。
可是，12月，斯大林又说：“苏联如果参战，会被视为有赤化中国之野心，反而于中国不利。”
蒋介石认为苏联出尔反尔，无非是“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这都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经济落后，基础太差所致。因此他想，一味地依赖外援终不是长久之策，应该“自立自强”!
倭寇对德大使所提调停办法，以我不能屈服，彼已决绝乎!
倭军所惯用者为奇袭与包抄而已!
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劝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宜拒绝日本的和平提议，如果迟延下去，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会越大。”
12月2日，蒋介石在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后，生怕“和谈”破产，于是急忙在南京召集了在京军事长官会议，把日本所提的议和条款交给与会者征询意见。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表示可以接受。电商阎锡山，阎也表示赞同。于是就决定了两条原则：
一、不拒绝德国的调停；
二、华北政权需要保存。
当天下午，蒋介石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第二次会谈，特别强调指出如下几点：
“中国政府愿以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我们有两个极重要的条件：(一)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由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
“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假如贵国总理向中国和日本提议停止敌对行动，中国愿意接受。
“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
“虽然贵大使提出來的各点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但不能被认为是像最后通牒一般而不可以改复。”
陶德曼在告别时透露出“能有希望”的语气。
12月4日晚8时，蒋介石召集守卫南京的师长以上高级官员开会。这是蒋介石决定由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固守南京方针后，决定迁都四川重庆之前的善后会议。他说：“守卫南京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大家要在唐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恪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并声称他到达武汉后，将亲率从云南调來的三个装备齐全的师，來解南京之围。
12月5日晨，蒋介石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武汉。12月6日开始，日寇以大批飞机经常轰炸南京城内外的军事要点。
蒋介石在这忧患之中写下了对德国出面调停寄予很大希望的日记，但他为自己确定了一条原则：“我不能屈服”，可又担心日本拒绝“和谈”。
日军登陆施行大小迂回，占领嘉兴、松江，又以汽艇横渡太湖，直逼溧阳，更以一部兵力出安徽，经由广德、宣城及芜湖完成其对南京之大包围，蒋介石对此出奇制胜之策划不表示惊羡，反以轻蔑态度在本日记二则表露。这种矜持的态度也只表示其缺乏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