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
日本皇军，扛着三八枪和太阳旗，已经打进华北來了；中国人芒刺在背。
此时的国际舆论对日本甚多指责。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迅速恢复远东和平，日本恼羞成怒，蒋说得十分形象：
第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一刀。
然而蒋的基本政策不稍加改变。5月31日，南京代表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济南惨案”的元凶，“一?二八”上海战争的发动者之一)，在塘沽日军运输支部签订《塘沽协定》，规定在河北省东北地区划出一大片不设防地带。日军枪刺直指天津。这个《协定》是在大炮前面签字的：就在会议期间，日本海军派了“朝颜”和“夕颜”两艘驱逐舰停泊在海河口外，炮口就对准了会场。
蒋强颜欢笑，竟异想天开，他在6月5日日记上写着：“余豫”之类的话。
蒋得此“余豫”，目光南移，开始了“速剿”，这便是国共关系史上，彼此都念念不忘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
蒋的这次“围剿”不同于以往，它在组织策略上作了周密的部署。
1933年5月2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正式成立，它被赋予处理江西、广东、福建、湖北、湖南五省军政全权。它实质上是凌驾一切权力机构之上的“剿共”总指挥部。
为此，审慎地制定了作战方针，陈布雷概括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
“战略攻势”，就是用3年时间完成它。“因为国际环境之险恶，整个大局之危急，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三五年來剿匪了。”
“战术守势”，就是在军事上实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逐步缩小包围圈；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使“苏区”得不到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甚至企图使之得不到任何情报；在政治上继续推行1932年开始的保甲制度，十户为甲，十甲为保，相互监视，相互告发。陈诚把这些说成是：“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为此，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任陈诚为“副团长”。该团举办了3期，先后训练学员3200余人。
对于该团的训练宗旨，在开学典礼上，蒋说得十分明白：
我们这次召集大家到这里來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的本领來消灭**。
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及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
此次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等师战斗结果，所余官兵不过三分之一，而各团反攻时，有只余六人生还者，其余因伤自戕之官长，不可供仆数。激烈如此，总理之灵，当可慰矣。唯何以慰我阵亡忠勇将士之灵？勉之!
可是长城抗战虽持续两月余，结果带灾难性质。长城沿线全系石山，极难构筑掩蔽部，又缺乏林木荫蔽，是以阵地敌方飞机与火炮之理想目标。参与各军无不死伤惨重，反攻则不见效，只有宋哲元部在喜峰口附近击退日军，并以大刀队夜袭敌营。可勉强称为局部胜利外，战报无喜讯之可言。国民党军队非不英勇，如第二师在古北口南天门之役死伤三千余人，第八十三师当日即死伤一千余人，以后，又称“死伤惨重”，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负伤。
战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综合了当时的情形。
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唯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
管仲提倡礼义廉耻旨在富国强兵。蒋介石提出精神与人格，其着眼在对付日本，此已在与黄郛谈论时道及。我们仔细阅读他当日之演讲词，即可窥见他企图与部下成立协议：如果你们绝对服从我，我可以保证你们打败日本。《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有下面一段：
我们有一个革命的领袖，一定有抵抗外侮复兴民族之革命战略和战术。只要大家能绝对服从革命的统帅，在一个最高命令之下，要我们守就守，要我们攻就攻，要我们退就退，要我们进就进，要我们生就生，要我们死就死，如果能够如此共同一致，服从命令的话，一定可以有革命的战术战略，可以战胜一切，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
以下又有一段，更将第三人称的“革命的领袖(统帅)”换为第一人称的“我”：
我可以相信，如果有60万以上的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老实讲，他们那一般骄妄愚蠢的军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办法可以战胜他们。而最要的条件，就是要指挥统一。
我们无从否定如此之训示与抗战初期中国士气的旺盛有绝大的关系，甚至怀疑以当日的情形而论，若非有此精神上之激励，中国是否敢于与日本作战，又开战后不出六个月而平津京沪相继失守，此战局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但是即在提议作以上口头协议时，蒋并无充分把握。他在讲后数日即在日记中写出关于“御侮抗日”的“妙论”。
卢沟桥事变即在这则日记写出后的4年尚欠20天内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