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准备了两套说辞来应对徐卫东，但当我走到他虚掩的办公室门口时，我犹豫了，或者说，是胆怯。

因为我发现不管怎么说，都是多余，检讨只会让我显得虚伪，而照实陈述却显得我无能，无论哪一种结果对我而言都是不能承受的。

因为只隔着一道虚掩的门，所以我能清晰地听得到他在门内翻阅纸张和掀开茶杯盖喝水的声音。

我站在门外，大气不敢出，积攒着敲门的勇气。

勇气还没有攒够，就听到他说：“你就算是在外面补妆，也不用这么久吧。”

原来他早就知道我来了，而我还像个傻瓜一样在门外踌躇不定，突然听到他的声音，我居然觉得有些委屈，我整了整手中写好的报告，举手敲门。

他依旧声音低沉着说：“进。”

推开门，发现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桌后，而是端着陶瓷茶杯，坐在办公室会客区的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厚厚的几叠文件。

我戳在门口，屏住呼吸等待着暴风骤雨的降临。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处分的心理准备，包括被他踢出特案组，我甚至连重返学校都觉得是个奢望。

他快速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看上去有些吃惊地说：“站那干吗？伤好利索了？”

我说：“都是皮外伤，小意思，我是来复命的。”

他放下茶杯说：“你确定是皮外伤？里边没事吗？”他说着用大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我刚要说，没事。可转念一想，他这么问一定是另有所指，一时间我百感交集待在了那里。

他用下巴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坐。”然后拿起面前的一摞文件翻看起来。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刚坐下，他就将茶几上一包拆开的香烟丢给我，说：“自己拿。”

我木讷地点了一支烟，机械地一口接一口地抽。

他抬起眼皮说：“这烟挺贵的，你好歹稍微品品可以吗？”

我“哦”了一声，这才注意到他丢给我的是一包软中华，想仔细抽一口“品品”时，才发现因为刚才抽得又快又猛，烟已经着到了过滤嘴。

徐卫东有些不耐烦地叹了口气，啧了下嘴说：“你要是来复命的，就开始吧，你要是来扯别的，就别浪费我的时间和烟。”他说完点了一支烟看着我。

“我是来复命的。”我把手里的报告递给他。

他二话没说打开就看。此时的我像一个交了考卷等待成绩的孩子，屏住呼吸不停用余光瞄他的脸色，显然，又是徒劳，我还是没有从他的脸色上，猜测出他心思的万分之一。

“嗯，”他认真地看完后，说，“你的报告，比我了解的情况更加详尽。”

见到他如此冷静，没有丝毫我所预计的狂风暴雨的影子，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他又说：“我的总结是，你们在这次任务中勇敢、果断、不怕牺牲，尤其是郑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沉默了一下，接着说，“这次你们吃亏吃在经验上，这也有我的责任在里面，对形势预估不够，希望你能在这次任务中总结经验教训，今后不要再吃同样的亏。”

他低头想了想，又说：“我的意见就这些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变得陌生的徐卫东，就像是第一次见到他。若不是他低沉的声音和眼神中的锐利，我会怀疑，眼前这人只是长得像徐卫东的另外一个人而已。

我第一反应是他刚才一定话里有话，可在仔细结合他的表情，回味了一遍那番话之后，我又找不到任何挖苦或讽刺我的痕迹。

他似乎看出我的疑惑，递给我一支烟，看着我点燃，语重心长地说：“还有很多任务等着你去执行，没有任何一个人，尤其是那些与你并肩作战并牺牲的战友，会愿意看到你一跟头栽在这里，就再也起不来。你将要面对的敌人也会越来越凶险，但你最大的敌人永远是你自己，为此你可能会穷尽一生的勇气和智慧。”

我沉默了好久，说：“我没有把我的搭档全部带回来，郑勇的牺牲我有很大的责任。”

徐卫东说：“责任你有，但是仅靠你的内疚和自责是担不起的，要么你继续这么自责下去，要么总结战友牺牲的经验教训投入到将来的任务中去战斗。郑勇的牺牲大家都很痛心，但是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一种力量，而不是累赘，你应该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希望你还能做到。”

徐卫东的这些话几乎字字戳到我的心里，因为在这之前我的确真切地思考过，并得出这些结论。但是这些道理仅靠我自己想通是没用的，我需要别人来证实我这些想法的正确，更需要上级的肯定和鼓励。现在他的一席话将我心里所有的顾虑全部消除。一股暖流从心里涌出，湿润了我的眼睛。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是不是给你丢脸了？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徐卫东说：“我的任务就是在两难时作出决定，而你的任务是照我说的去做，不该考虑的问题，你不用想。”

我点点头，又说：“洪古跑了，只有宁志和他打过照面，我想继续一追到底。”

徐卫东说：“这个任务已经结束，也是成功的，这次行动，对该团伙的打击是致命的。另外，洪古的线索太少，不值得耗费太多精力，特案组的人力应该用到更关键的任务上去，你回去待命，顺便抽空儿去看看宁志。”

次日，特案组内部专门为郑勇举行了追悼会。宁志还在医院，到场的人只有我和徐卫东，还有几个不认识的领导。

整个追悼会很简短，领导介绍完郑勇的生平后，全场默哀。从头到尾徐卫东都没有说过一句话，紧锁着眉头。末了，他朝郑勇的遗像敬了个很长的军礼，然后低着头离开了。

出了总部的大门，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一条胡同里，狭窄的道路两边尽是各种小店。想起郑勇特爱吃煎饼果子，我们还说过什么时候休假一起去趟天津，去尝尝最正宗的。我走到一个煎饼摊前，要了一套煎饼，咬到嘴里的那一刻，再次泪流满面。

2

从徐卫东办公室复命出来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医院看望宁志。他的气色明显好很多，不再像那晚那个废弃矿场中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本想向他询问有关洪古的事，但想起徐卫东说这个任务已经结束，况且我不确定，宁志的“内伤”到底有多严重，就忍住了。

待命的这段时间，我基本上有空儿就去医院陪宁志。我给宁志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九指琴魔。原因有二：

一、他在平凉一战中牺牲了右手无名指，只剩下九个指头；

二、他从前没事喜欢摆弄个吉他，少了一根指头后，弹吉他的功夫居然一点儿没落下，不过风格完全变了，变得神神叨叨的。

休养的这些天，宁志添了些新的毛病。比如在冬日午后，让护士帮他泡一杯茶，坐在病房的床前怀抱着吉他，轻轻地抚弄琴弦。他拨弄得很轻，若不是凑近根本听不到声音，若不是看他，根本不知道他每到此时都会闭着眼。意到浓时，他总会轻叹一声，睁开眼，目光透过窗户，望向辽远的天际。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问问：“你，没事吧？”

他看都懒得看我一眼，说：“说了，你也不懂。”

起初我以为是他因心理有了创伤，所以变得这般多愁善感。他好像也明白我的困惑，再次奏完一首在我看来毫无旋律的曲子之后，轻叹口气，才放下吉他，面对着我，目光悠远而深邃，又不乏真诚地对我说：“小川，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我真的没事，而且从来没有这么透彻过，反而你自己才更值得担心。”

我正要答话，一个护士推开门对宁志说：“体温计给我。”

宁志从腋下摸出体温计递给护士，护士看了看说：“烧完全退了，一会儿把药吃了。”说完将一个纸包放到床头柜上。

我问：“他真的不烧？”

护士白了我一眼，把体温计甩了甩说：“你别勾着他抽烟啊。”

宁志站起身说：“放心，不抽。”然后冲我摆摆手说，“咱出去走走。”

护士问：“你没吃药呢，干吗去？”

宁志说：“出去抽根烟。”

我和宁志第一次出现了分歧。我认为需要激情和热血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宁志却认为要泰然处之。我终于没忍住，嘲笑他因为一次任务而变得消极。他并没有生气，冲我微微一笑，反倒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第二天我来接宁志出院的时候，他的病房里多了一个人，正和他聊着什么，见到我进来，他们的谈话戛然而止，看上去极不自然。这让我对此人第一印象很不好。或许我只是不太习惯一个陌生人和一个与我出生入死的战友聊一些不愿意我听到的话题吧。

宁志对他说：“这就是秦川。”

他听闻眼里明显亮了一下，站了起来，对着我立正站好说：“你好，我叫齐林。”

我冲他点点头，朝宁志投去疑惑的一瞥。宁志清了清嗓子说：“来不及了，边走边聊吧。”说着提起打好的包，对齐林说，“你帮我拿着我的吉他。”

齐林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动作很利索。他提起宁志的吉他跟在宁志身后就往外走，路过我的时候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我跟在他们后面出了住院部大楼。

齐林小跑了两步，将停在住院部门口的一辆轿车后备箱打开，接过宁志的行李，与吉他一并小心放好，就坐到副驾上，车内等候的司机随后发动了车子。

我只当他是派来接宁志出院的，也没多问，拉开车门与宁志坐到后座上。

车子并没有朝总部方向走，而是一路向东上了机场高速。我问道：“这是去哪？”

宁志说：“不知道，人家手里有命令。”

我心中顿时有些不悦。大家都是平级，我没在的时候你们鬼鬼祟祟地谈话，见我来就不吭声，现在突然告诉我有新任务，搞得我像个外人。我看着副驾的齐林心想，老子和宁志出生入死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哪儿转筋，这会儿神秘兮兮地装什么孙子。

没等我再问，齐林将一张盖着红戳的纸竖在我的眼前说：“紧急调动，去机场找个人，目标人物下午六点飞乌鲁木齐，找到后直接拿下。”说完又不由分说递过来一张照片。我一看照片，眼前豁然一亮，照片上是个女人，拍照的背景应该是某个酒店的大堂，她穿着职业套裙很优雅地坐在沙发上，很漂亮，看起来特别清纯，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就二十二三岁的样子，我说：“这也太可惜了。”

“嗯，手上四条人命，全是边防武警。”齐林坐在副驾头也没回地说，“她叫刘亚男，三十二岁，籍贯杭州，学历高中，自幼父母离异，她判给了父亲。父女俩一直在中俄口岸做服装生意。去年她父亲在俄罗斯死于车祸。她改行开始做棉花生意，在新疆产棉区收购棉花销售到内地。具体什么时候跟贩毒组织勾结上还不清楚。只知道她利用正当的棉花生意做掩饰，帮俄罗斯贩毒组织跟金三角一带的组织牵线搭桥。一旦这个毒品网络在内地架构成熟，中国大陆将成为毒品重灾区。除此之外，她旗下的公司还帮境外一些非法组织洗钱。”

“三十二了？完全看不出来，确实牛逼。”我对齐林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很是不屑，于是看着照片中的刘亚男满不在乎地说。又看了眼宁志说，“这上面没老徐的命令啊？”

宁志说：“他可能不知道这事，我接到的是总部另一个领导的命令。”

我心里更加不悦，潜意识里我已经默认自己是徐卫东的兵，并且只接受他一个人的调遣。而且我心甘情愿为徐卫东下达的任务指令拼命。这莫名其妙来一个我还不知道见没见过的领导就这么给我下命令，这在情理上也不合适。

我说：“要不要跟老徐打声招呼？”

不等宁志说话，齐林抢着说：“这次行动我们三个只向部里一个领导负责，对其他人全部保密，另外此次行动由宁志领导。”

我看了一眼开车的司机。齐林忙说：“我们的司机都是聋子、哑巴。”

我冷冷笑了下，说：“你刚说什么部？”我翻了下那纸命令，其实我早看清楚了那上面的红戳是公安部的，我故意问齐林，“公安部？你是公安部的？”

齐林“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我笑笑说：“我不归你们管。”

齐林有些尴尬，回头看看我，见我没有丝毫好脸，于是说：“你们上级知道，这次行动由宁志负责，一些问题，还是他给你解释比较好。”

我嘴角一抽，像是看一个叛徒一样看着宁志说：“首长吉祥。”

宁志没理我这茬儿，他异常严肃地看着我说：“跪安，没什么好解释的，命令是咱们上级直接下达给我的，至于为什么不是老徐，我想这不是我们该问的。你还有问题吗？”他说完看了下手表，又看看我，像是在作什么决定，最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军线手机丢给我说，“要不？你自己给老徐打个电话？”

看到那只手机我傻了。这种军线手机只有领导级别的人才有，我见过徐卫东有一只，而此时宁志居然也配备了一只。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置身于某件事之外的傻子，具体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人，包括邻居家的那条狗都明白，只有我还蒙在鼓里。

我拨通了徐卫东的内线电话，响了两声对方接通，是我熟悉的徐卫东低沉的声音：“嗯，说。”

一时间我哑了，徐卫东的语气不耐烦起来：“说话。”

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是我，秦川。”

徐卫东明显迟疑了一下，说：“嗯，这个案子你由宁志领导，有什么话回来再说。”他好像还想说些什么，但始终什么也没说，沉默了一下又说，“先这样吧。”说完挂了机。

我收起电话，盯了宁志一会儿，说：“我没问题了，您尽管吩咐。”说这话时，我的鼻子有点儿酸，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远在我想象之外，我像是在特案组高速运转的离心力下被甩开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螺丝钉一般，被抛在空中，不知道将要落向何方，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热血澎湃地想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之后。

这种从九天到深渊，从炽热到寒冷的转换像极了我孩提时代的一个噩梦，梦中我与母亲被陌生的人群冲散，我想大声哭泣，却怎么也发不出声，我看到好似熟悉的脸孔，可那些脸孔却只给我冷漠。

我觉得好冷、好饿，而孤独如同一只猛兽在阴暗处觊觎着我的血肉。

宁志手搭上我的肩膀，叹了口气说：“和以前的任务一样，面对的都是穷凶极恶之徒，我们的价值是铲除这些人，我不知道这次是害你还是帮你，无论如何，我只希望咱俩能并肩作战，至于谁领导不重要。”

有件事我想我可能有点儿明白了，就是不论我怎么安慰自己，不论徐卫东怎么为我开脱，在上一个任务中，我的确失败得很惨，既然失败，就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冷静地想想，此刻我就是一个配合公安部门围歼逃犯的普通战士。我只是接受不了因自己的无能，才从特案组探员到一个普通战士的变化。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对宁志挤出一个微笑说：“提要求吧。”

宁志说：“活着。”

车内沉默了一会儿，我觉得气氛被我内心的一些疙瘩搞得有点儿别扭，于是开玩笑地说：“那我活着回来有什么好处？”

宁志冷冷看着我说：“我升官呗。”说完转过头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分外刺耳。我没忍住，狠狠地在他肚子上来了一拳，刺耳的笑声戛然而止。宁志忍着疼挺起腰，缓了缓说：“别他妈闹，我说真的，上面说人员伤亡率不能超过一点五个。”

“一点五？”

这次车内彻底的沉默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说：这次行动，我们三个，有一个人回不来是正常的。

我们三个坐在行李传送后台巨大的监视屏前，守候着这位身上背着四条边防武警的命，而且估计还会再多加我们其中一条命的姑娘。身边蹲坐着我们的三个同行——三条个头不大，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警犬。

按照指令警犬们开始挨个儿嗅着传送带上缓缓吐出的行李，摇头晃尾还伸着舌头，怎么看都觉得它们是在对你笑，这种工作态度让我觉得这很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