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4）

第一章（4） 第一章（4）

先下手的是袁一平。第一刀就戳进了杨宏全右大腿的内侧。进刀很深，蓝制服棉裤先是翻卷起一团雪白的棉花，随即就被喷涌而出的鲜血浸透了。再后来，整条裤腿都湿漉漉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袁一平缺乏格斗场上的历练。

他或许经常下手打人，也不是第一次动刀子，但远不具备以命相搏、拼刺格斗的经验和心理素质。刺出第一刀以后。那句著名的决斗法则迅即在他身上应验了：先下重手的人必然最先胆怯，除非你真的想杀人！

袁一平当然没有杀人的预谋，而且也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他是学生干部，与人争斗时凭仗的是势力而不是刀子，但是他仍然先下了重手，舍长而用短，这是他的悲剧。

刺出第一刀以后，袁一平和杨宏全似乎都被这个突然变故吓愣了。两个仍傻呆呆地相互扭扯和挣动，又僵持了好一会儿。有人注意到，袁一平此时面色苍白、呼吸粗重、目光呆滞，显得极度紧张和恐惧。刀子还在他的手中，抓得紧紧的。持刀的手臂却高高地举向头顶，血水顺着刀柄流淌到他的手上和脸上，又脏又粘。

“他这时应该扔掉刀子，”陈成后来曾淡淡地评论说，“这样他紧张的心理会得到缓冲。”

而直到这时，杨宏全的那把刮刀仍没有从后腰里拨出来，以至于人们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一把刀。

后来，袁一平先松开了手，这就注定了他的死亡。

据说，袁一平当时哭咧咧地怪叫了一声，同时用双手狠狠地推了杨宏全一把，几乎把杨宏全推倒在地；而他的匕首却在不经意中划破了自己的脸。他又愣怔了一下，竭力挺直腰板，大喘了两口气。但是，他随即就崩溃了。

人们说，他突然转过身，疯子般地向远处跑了。

杨宏全立即就追了上去。

这是一种本能的或下意识的追击，完全是由敌人的突然脱逃而诱发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因为所有的目击者都证实说，他伤得很重，动脉肯定被切断了，流了大量的血。血水灌满了他的鞋窝，每跑一步都溅出一圈血点子。血是热的，地面上飘散起淡淡的白色雾气。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高马大的袁一平竞没能跑掉。而且，根据地面上的血脚印计数，杨宏全仅用了13步就追上了他。

13个血脚印：数字和阴险和色彩的不祥竟组合在了一起。

广场上的人太多了。袁一平钻着人缝猛跑了几步，突然迎面撞在一位中年妇女的身上。应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了人性本能的善良，在与中年妇女碰撞的一刹那，袁一平竟猛地耸身向后顿住了脚步，从而使那位妇女仅被碰得趔趄了两个就站稳了身子，袁一平自己却不得不在原地停顿了下来。当然，他的停顿和迟缓也仅仅延续了半秒钟。

但是，半秒钟就足够了。杨宏全就在这同一时刻扑到了他的身后。前仰而后扑，两股力相向作用，使杨宏全手中那把七英寸刮刀被齐根儿送进了袁一平的后心。他们合力杀死了他们自己。

根据目击者的陈述，这时，袁一平慢慢地转过身来，困惑不解地看着杨宏全；然后，他又缓缓地仰起头，眯着那双已经失去了神采的眼睛，怅惘地望着头顶上方湛蓝的天空和那轮血红色的冬日，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最后，他极不情愿地、慵懒地躺倒在广场高大的水泥砌块上。

他的姿势并不雄壮，四肢松软散漫地摊撒开，但是右腿**了几下之后再也没有伸直，摆成了一个走了形的“大”字。

杨宏全脸色煞白，失血和惊恐使他完全丧失了自持力。他弯下身子干呕着，几缕涎液从嘴角一直挂到胸前，使那张曾经挺漂亮的脸上看上去污秽不堪，像一个白痴。

当人们逐渐围拢上来时，他抬起了头，张惶无助地向人们望去，嘴一张一闭，似乎想解释些什么，但是他终于什么也没说出来。后来，他紧紧地闭上双眼，一颗巨大的泪珠顺着面颊急速地向下滚落，在蓝制服棉衣的前襟上溅落成无数水星。

后来有人说，杨宏全仰倒的姿态近乎是完美的，身板笔直，铿锵有声，像是在演舞台剧。

许多人特意提到，杨宏全倒地的位置恰好在袁一平的头上方，从而为那个不成功的“大”字重重地添了一笔，构成一个难看的、然而却令人心惊肉跳的“天”字。

天。一个没有精确概念的概念。它总让人联想到命运。

此时，杨宏全的老母亲正在广场上转悠着找儿子。

儿子早上是赌着气从家里出来的，他想把家里的洗脸盆带走，母亲没有同意。家里就这一个盆，全家人洗脸洗脚都用它，你带走了，你爸用什么？

儿子刚一走，母亲就掉了泪。她从邻居那里借了两块钱，买了一个新洗脸盆，送到火车站来了。

当所有的人都被这起瞬问发生的血案惊呆了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此时此刻却表现得从容而又镇定。她就是那个戴着一条大花围巾的姑娘。

她从水洼里拎起那只橙色的皮箱，用棉手套揩去皮箱上的泥渍，解下那条花围巾包裹在皮箱的外面，使它不再那么醒目扎眼。然后，她悄悄地又把它放回了行李堆里。

几分钟以后，这件标记着陈成名字的、沉甸甸的皮箱就被装上了行李车，发运到山西去了。

姑娘目送着皮箱被拉走了，缓缓地舒了一口气。她对于袁一平和杨宏全之间的流血惨剧，似乎完全不在意。

后来有人坚持认为这个姑娘就是王星敏，陈成名义上的女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许多材料都可以证实王星敏当时肯定没有在现场。如果在场的话，她应该是可以制止惨剧发生的第三个人。

那么，这个姑娘到底是谁呢？

搬运工人注意到，姑娘的左手有残疾，手背上那道深紫色的疤痕使她的手不能完全合拢。

这时，广场四周的高音喇叭中传出一个甜美的女声，通知赴雁北的知识青年们开始进站登车了。随后。她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一声又一声地代表首都人民向他们表示“最最崇高的敬意”。她的音调高亢而造作，亢奋中掩饰不住局外人的幸灾乐祸。

有一点是清楚的，袁一平和杨宏全都不可能再登上这次专列奔赴他们寄予希望和野心的农村广阔天地了。

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也仅仅多活了几天。他们以死的方式留在了故乡，留在了城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