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3）

第一章（3） 第一章（3）

为什么没有人出面劝止呢？广场上有那么多人，为什么都袖手旁观而不及时制止这场斗殴呢？

26年后笔者曾无数次地问被采访者，你们究竟是什么心理？

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回避，不是麻木，而是不理解。这样的问题还要问吗？

完全没有道德上的责任，似乎一切发生过的不仅极其自然，而且相当合理。于是，平平静静地看着它发生，无动于衷地看着流血和死亡的降临。

最直爽的是一位北京某大学的副教授，他自称目睹了凶杀的全过程。此公在讲述这个过程时，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污言秽语随口而出，使人不由得不怀疑他那高级职称的真实性。然而一旦谈到凶杀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时，副教授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

“无法劝止，”他说，“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打架斗殴，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归类于仇杀。他们拼死争夺的东西，是命运。”

命运？为什么？

“命运不仅具有可变性，而且具有直接可比性。因此，对它的争夺只发生于同一类别的人之间。命运的可变性发生麻烦时，人们会奋起反抗社会的不公正，但直接可比性却导致同类相残……”副教授循循善诱地对我讲述着命运的主题。

我无语。对命运这个概念，我一向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从不轻易涉足其中。

“因此，你只要找出袁一平和杨宏全之间的联结点，也就找到了他们命运的分歧点，”副教授说，“你要注意，这个联结点应该是形式和本质的完全统一。”

他们之闻当然有联结点：他们是一个学校的同学，而且就在这天的上午，他们将要登上同一列火车奔赴山西雁北地区的农村插队落户。这就是说，在注销了北京市的城市户口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但是，这难道能成为残酷殴斗甚至是凶杀的理由吗？

不幸的是，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

可是，他们从此不是也就具有了共同的命运吗？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不是应该忧患与共、相扶相济吗？

应该？那么这个社会将无法驾驭和统治。

副教授竭力以一种学者式的淡漠语气回答我。但是透过他那副水晶眼镜的镜片，我还是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难以掩饰的伤感和冷酷。

另一位当年的目击者，现在辞去公职蹬客运三轮车的仁兄也认为无法劝止。采访他的那天，他让我坐在车上，拉着我沿着二环路整整走了两圈，给我讲了许多旧人往事。他说：“能够阻止凶杀发生的人都不在现场，一个死了，另一个还在狱中。”

我知道他说的是周奉天和陈成。他们都是青年湖中学高二。七班的学生，又是当时全北京市有组织的黑社会集团的两个最重要的首领。

他说，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在场，这件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唉，人不是像传闻的那么坏。

说这番话时，他停住了车，久久地望着路边成片的高楼大厦出神，似乎是第一次看见这些建筑物似的。神情凄清、茫然。

“北京变了，完全变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