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尾不同于其他器官。首先阑尾位置偏深，加之肠气干扰，B 超很难找到，那个患肠套叠的小男孩就是明显例证。贾立群最早做此尝试，也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后来他不但可以通过B 超诊断阑尾炎的类型，还能看出轻重程度以及是否穿孔，甚至以0.5 毫米的微小差别来判断是否有炎症。
此外对于胆道闭锁等疾病，“贾立群B 超”同样准确有效。这其中最具学术价值的梅克尔憩室和非囊肿型肠重复畸形的B 超诊断，在国外医学界也鲜有提及，而贾立群已经成功地总结了这两种疾病的B 超诊断标准和方法，每年都有数十例患儿要靠B 超确诊。总之在消化道方面，北京儿童医院的B 超相当厉害，直接就能诊断，而且所有B 超医生都能做到。
2012 年，北京儿童医院外科给美国《北美小儿外科》杂志投稿，文章为《小儿结肠息肉临床特点和B 超诊断价值》，其介绍了外科在结肠息肉方面独特的诊治经验，因为这里的手术量堪称世界第一。可审稿人对稿件提出质疑——用超声诊断结肠息肉，在美国儿科医生看来绝无可能。其实在北京儿童医院，贾立群用B 超诊断出了上千例结肠息肉的患儿。事实上，王晓曼与贾立群已在《中华医学超声杂志》2011 年1 月号上共同署名发表了论文《超声在儿童结肠息肉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总结分析了2005 年5 月至2009 年11月342 例经病理证实的结肠息肉的超声声像图特征。后来外科方面补充了详细的数据资料，论文得以发表。
后来王晓曼又给一个1 岁多的患儿做颈部B 超检查，直接诊断为淋巴结炎，美国医生建议再做CT 核实，结果与王晓曼的诊断完全一致。总之最后学生成了老师——王晓曼用带去的B 超图像，为医生和技术员讲解诊断标准。
以上是所谓“诊疗”中的“诊”——B 超不再是一个辅助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诊”的作用。但贾立群更进一步，在“疗”
上同样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贾立群凭借他用到极致的B 超技术，推动了临床医疗技术的发展，在他的B 超引导下创新了一系列临床治疗手段。如果说手术就是用精确制导武器对病灶敌手进行准确打击，那么“贾立群B 超”就是这颗导弹上的高精度制导系统。
阑尾脓肿是儿童常见病之一，排脓是治疗的第一步。过去外科的治疗方法是腹腔引流：在腹部做一个切口，把腹腔内的脓液引出来。弊端是孩子至少要接受一次麻醉，挨一次刀子，脓液还要几天才能排净，恢复时间也较长，给孩子增加了很多痛苦。在国内，北京儿童医院最早改进方法，改为注射器穿刺：无须开刀，直接用注射器把脓液从腹腔吸出来。这样一来，大大简化了治疗手段，减少了患儿的痛苦和家长的经济负担。但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贾立群精准的B 超定位。因为在腹部做穿刺风险很高，稍有不慎就会扎着肠管等脏器。
有一次医院收治了一名患儿，“贾立群B 超”确诊是阑尾脓肿。
在贾立群的引导下，医生一针下去，果然抽出一管恶臭扑鼻的黄色脓液。紧接着一管又一管，浓液装满了600 毫升的可乐瓶子，整个B 超室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臭气。医生看看被熏得够呛的贾立群，有些过意不去，但贾立群则说：“我倒没关系，就怕其他病人受不了。”
后来医生根据贾立群的建议，把阑尾脓肿穿刺安排在最后。
除了阑尾脓肿穿刺，依靠“贾立群B 超”的精准定位，医院还开展了多种超声引导穿刺手术，如肾脏穿刺、肝脏穿刺、肺脏穿刺等。仅肾穿一项，一年就有300 多例，10 年来从未发生过一例失误，这其中贾立群的功劳极大。
对于肾内科副主任医师焦莉平来说，每周三下午都是肾穿手术的固定时间，而这就需要B 超的配合。
尽管焦莉平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20 年，有着丰富的经验，但还是觉得肾穿是一个相当麻烦的手术，不仅在于它复杂，还在于孩子与成人的区别。因为是局部麻醉，患儿还有感觉。大一点的孩子还能配合，10 来分钟就做完了；四五岁的孩子疼得厉害，会哭闹不止。
穿刺手术中最怕孩子哭闹，这样会导致脏器位移，造成误伤，所以要等、要哄、要稳，时间一拖就很长。焦莉平知道贾立群不吃午饭，每次都显得异常疲惫，但也只能为贾立群倒上一杯水，看着他在做B 超中间稍微休息会儿。有时一做就是8 例。
面对哭闹的患儿，贾立群总是有足够的耐心。一名4 岁女孩被倒下的课桌砸中后总喊肚子疼，经诊断是脾脏受损，需要用注射器吸出积液，具体的下针点需要B 超定位。女孩刚躺下就开始哭，不让爸爸妈妈离开。贾立群小心地点好穿刺位置后，和蔼地告诉她：“把脏水抽出来，明后天就能出院了。”由于囊肿较大，总共抽出400毫升积液，当抽完第四管后，刚才还在喊爸爸妈妈的孩子突然喊起了爷爷，而且不要爷爷离开。贾立群则说：“你攥住我的手，我不走，摸我就不疼了。”不到20 分钟的时间，孩子已把贾立群当成了亲人，最后还要爷爷抱。
即便事先的B 超结果十分清晰，手术中还是有可能出现问题。
2010 年春节前夕，一名8 岁的甘肃女孩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她的肚子断断续续疼了6 年，在当地开刀两次都没找到病因。上“贾立群B 超”，发现患儿十二指肠肠壁上有一个黄豆般的囊肿——这就是病因，需要做十二指肠重复畸形手术。
术前外科医生做了充分准备，可腹腔打开后却怎么也找不到病灶了。贾立群赶到手术室，将消过毒的B 超探头经切口直接放入患者腹腔，终于发现小囊肿的位置在胰头后面，被胰头包着。外科医生认为手术难度很大，一旦损伤胰腺或者碰了胰管形成胰瘘，危险极大。贾立群艺高人胆大，凭借探头影像进行准确定位，找到一处距离囊肿5 毫米的部位作为手术切点，引导手术刀一点点划向深层组织……两个小时过去，刀尖终于碰到囊壁，手术获得成功。
有一次，一些来自新疆和广西等边远地区的进修医生学成离去，在送行宴上张潍平叮嘱他们，回去一定要把小儿泌尿外科尽快开起来，他们说没问题，但只有一个条件——把贾立群调过去。
24 小时听班的“缝兜大夫”
自1987 年起，贾立群一直住在离医院300 米的职工宿舍，房屋使用面积只有43 平方米。当初与贾立群一起分房的职工，早已搬进宽敞明亮的大房子，但贾立群怕自己住远了，医院找他无法及时赶到就一直没搬家。平时贾立群外出都很少超过5 公里，春节时老同学聚会都被安排在他家附近。有一次贾立群与妻子到妻妹家拜访，都走到人家门口了，一个电话又把他召回医院。有一天是休息日，贾立群正在理发店理发，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只好顶着理了一半的头发来到医院。至少有两次，贾立群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出了门，走到医院才发现。虽说都是黑色皮鞋，但鞋跟略有不同，感觉有点儿瘸，贾立群这才发现自己穿的不是一双鞋。
贾立群从不抽烟，但偶尔喝酒，而且酒量不小，只是习惯慢饮。
2010 年的世界杯，贾立群曾与朋友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喝到天明。不过为了随时听班，贾立群酒也不敢常喝，免得这边刚放下酒杯，那边一个电话，一身酒气地给患儿做B 超，家属不喜欢。
周六日、节假日和夜间，医院的中层干部都有行政值班任务，每班两人，被戏称为“代理院长”。而在值班时贾立群晚上基本休息不了，始终在忙——这是所有中层干部与贾立群一起值班的感觉。
而每逢节假日或夜间，医院除了值班制度还有听班制度。值班容易理解，所谓“听班”，就是“二线值班”——该回家回家，该吃饭睡觉吃饭睡觉，但别出远门，随时待命，一旦有突发事件，招之即来。
值班、听班，一般一个人每月轮上一次，最多两次。但贾立群不然，他是一年365 天全天候随时听班。
早在B 超科“三班倒”之前，加班对贾立群来说就是一个常态。暑期是北京儿童医院的高峰期，各科医生都忙，B 超检查同样如此，忙到午夜时分也是常事。但再晚也还算是白班——夜间怎么办？
由于人员短缺，北京儿童医院的B 超检查没条件开设夜班急诊，但许多病症又不得不做，于是贾立群就自觉承担起这个不算夜班的夜班。贾立群曾向同事承诺：只要自己在北京，24 小时服务，随叫随到。这一承诺始于20 世纪90 年代初，至今已践行20 多年。
20 多年来贾立群却从未报过一个夜班，从未索过一份报酬。如今科室扩充了，但贾立群心疼手下那些年轻同事：“他们辛苦，他们家远，他们事多，他们孩子小……”总之贾立群依旧独自承担着这个夜班。
这可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夜班。贾立群常常被半夜叫醒，而且还一夜数次，刚一躺下电话又来了。最多的一个夜晚，贾立群竟被叫起来19 次之多！ 1992 年，医院破格给贾立群家装了电话，很多老医生至今记得那个782 的分机号码。有了手机后，找贾立群更方便了，而贾立群偏偏还把电话铃声设成“医院来电话了”。为了及时赶到科室，贾立群把白大褂放在从家到医院的车里，后来干脆就把一件白大褂放在家里。
其实贾立群如此，不仅仅出于医德，还与他的性格有关。从内心里讲，他是一个总为别人着想的人。举几件与医疗毫无关系的例子，贾立群的为人和处事方式可见一斑——大约在2010 年夏天，护士部主任张琳琪换新车后不熟悉操作，在医院停车场倒车溜坡，撞了后面的车辆，车主正是贾立群。张琳琪到保险公司报险，保险公司要求拍现场照片。偌大的医院停车场，第二天很难找到原位。张琳琪对贾立群说了，贾立群一口答应。第二天早晨不到7 点，张琳琪还堵在路上，就接到同事电话，说贾立群一直在车场等她。她到达停车场，发现贾立群把车停好后，站在车前，为张琳琪占了预留的前方车位，以便保险公司过来拍照。张琳琪十分感动。这个感动可不是一般的客气说法，她确实由心而发。
20 世纪90 年代初，贾立群与同事前往张家界参加全国小儿泌尿外科会议。时值旅游旺季，返程车票难买，一行人好不容易坐进了“加”字头的车厢。上车后乘务员告知，加车没有开水，要喝开水需要各车厢出人去打。没人去——谁去啊？但贾立群决定去，同事拦他：“你又何必？”贾立群说：“大家总得喝水。”于是，贾立群去了。开水打来了，车厢里的人纷纷抢在贾立群与他的同事之前来倒水。说实话，贾立群为患儿诊病不收钱物，至少在患儿家属心里落一个“好”字，但是打水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更不会有人记得他。
还有一件事在医院几乎尽人皆知，贾立群的孩子1 岁多时，有一次去医院幼儿园，大冬天没穿鞋只穿着袜子，同事问他怎么回事。
一般人会以为是因为忙、忘了或男人粗心，结果贾立群从书包里拿出鞋来——车上人多，怕孩子鞋上的脏土弄到别人身上。按曾津津的说法：“这事也就贾立群能做得出来。”
——这样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尚且如此的人，在医德方面还会有问题吗？
大约2 年前的一个晚上，外科接诊了一名8 个月大的患儿。孩子从早上8 点开始呕吐，送来时已处于昏睡状态。医生怀疑是肠系膜内疝，这种病病情进展迅速，病死率超过70%，需要立刻开腹检查。但家长不愿给这么小的孩子做手术，一再追问值班医生：“能保证是内疝吗？不能保证就不同意手术。”老实说，在许多疾病面前医生也难下保证。这时值班医生想到贾立群，但那时已是凌晨1 点，贾立群在郊区开会，本该次日返回。不过值班医生最终还是拨通了贾立群的手机，结果贾立群二话没说就往回赶，在寒风凛冽的大冬天开了一个多小时车。经贾立群确诊后，家长才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还有一次，贾立群正在做B 超检查，做着做着眼看**的孩子就不行了，贾立群连忙抱起孩子往急救室跑。把孩子放到抢救**，贾立群告诉医生：“孩子严重血性腹水，需要马上抢救。”此时孩子已经休克，急救后马上实施手术。打开患儿腹部一看，里面全是鲜血，原来是肠系膜血管破裂，裂口竟有1 厘米长。主刀医生感慨：“多亏贾立群把孩子及时抱来，再晚一会儿可能就没命了。”这时贾立群才向家长解释，给孩子做B 超时，原本怀疑孩子是腹水，但检查发现腹水浑浊，仔细一看竟是腹内出血，所以顾不得向家长说明情况，争分夺秒地送孩子来抢救。
对于红包，大多数医生是拒绝的，但有时医生不要而患者坚决给。很多有职业道德的医生选择了无奈的办法：先收下，手术后再退还。首先这样做也未必合适，另外并非对所有医生都适合——并不是所有医生都做手术。
自从贾立群成为一名B 超医生，就有患儿家长给他送红包——为了加号，为了得到精心诊断，更多的是为了感谢。
10 年前，一名来自秦皇岛的患儿要在当地做盆腔肿瘤手术，为此先到北京儿童医院检查，当地外科医生随诊。贾立群用探头一扫，不到一分钟就推翻了此前的诊断，认为只是阑尾囊肿。随诊医生当即与贾立群争执起来，但贾立群坚持自己的判断。他征得家长同意，一针扎下去，脓液喷涌，随诊医生顿时叹服。家长不知该说什么好，掏了半天兜拿出五元钱要给贾立群当零花，简直让他哭笑不得。
屈指算来，几十年里贾立群只收过一个患儿家长送的礼物——一包自家炸的面食“咯吱盒”。面对如此盛情，他实在推脱不掉，却马上打电话让妻子买了一个生日蛋糕送还孩子——那天刚好是这个孩子的7 岁生日。
20 世纪90 年代初，来了一名河北大厂的4 个月的女孩。她生下来肚子就大，就诊时腹部高度隆起，好似一个球，肚皮被撑得发亮，一条条静脉清晰可见，孩子平躺下来张着嘴都喘不过气来。贾立群见孩子病情危重，就加班为她做了检查，发现腹内有一个巨大肿瘤。可是贾立群反复探查就是找不到右肾——肿瘤挤走了肠子，而肠子里又充满了气体，严重影响观察；而让婴儿俯卧的话，由于肿瘤的存在，孩子的呼吸就更困难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依旧找不到。贾立群让孩子趴着，然后让妈妈托住孩子的肩膀和大腿，孩子整个悬空，终于从后背发现了右肾——已经被肿瘤压成了“扁片”，被推移横置于右膈下。这下就可以排除肿瘤与右肾的关系了。这个畸胎瘤实在太大了：两侧紧贴左右腹壁，上边直顶剑突，下缘达耻骨联合，有如婴儿头大小。需要马上住院手术！但手足无措的家长一时慌了，贾立群一边安慰一边帮忙挂号和联系住院。当孩子出院时，家长将1000 元钱塞给贾立群。他却婉言拒绝：“我是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孩子看病需要钱，这钱你留着吧。”
“红包现象”让贾立群十分头疼。拒绝，再给；再拒绝，硬给；又拒绝，直接塞进白大褂口袋。这么三拉两扯，耽误功夫不说，口袋总是被撕烂。2006 年的一天，一名患儿家长非要把2000 元钱塞进贾立群白大褂的口袋，钱推掉了，但一只兜却被扯破了，耷拉着十分难看。无奈之下，贾立群干脆把白大褂下面的两个口袋拆了下来。
拆下来也麻烦，没口袋的白大褂怎么看怎么像厨房大师傅，再说医院对着装也有要求，总不好擅改样式。贾立群只好请同事王景丽把两个兜又缝上，但这次把下面的口袋全都缝死，缝线在兜口下2 厘米处，从外表上看和没缝一样。再有人往贾立群兜里塞钱，塞不进去，贾立群就告诉他：“兜缝着呢。”为此贾立群被称为“缝兜大夫”。
白大褂不能没有口袋，否则连支笔都没地方插，所以贾立群的上口袋还保留着，但能装的东西却少多了。这都是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却没办法。这不算什么，还有更极端的。
首先是检查过程。贾立群再耐心，也有哄不住的孩子，无论怎样都会哭闹不止，于是就产生了一些“非正常”要求，能满足的话贾立群都尽量满足。
经历过医疗过程的孩子都怕白大褂，因为白大褂意味着无穷的检查、痛苦的吃药以及难受的打针。早年间很多孩子一见到食堂的大师傅和理发馆的理发员都会大哭，因为这种服装的样式和颜色让他们引发联想。有一次，面对大哭的孩子，家长恳求贾立群：“能否把白大褂脱掉？孩子见到白色就害怕。”贾立群脾气很好地脱下白大褂。但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家长向贾立群指出：“您羊毛衫上也有一块白色，能否把它也脱掉？”贾立群再次满足了这一要求，又脱下了羊毛衫。所幸贾立群里面的衬衣是蓝色而非更为普遍的白色，否则他恐怕真要赤膊上阵了。
再有就是加号的要求。患儿家长为了加号，无所不用其极。一名来自内蒙古的肾积水患儿腹部经常疼痛，需做B 超检查，但预约时间较长，于是家长在贾立群去厕所时尾随其后，估摸着贾立群正要开始，拽住他的胳膊猛摇：“贾主任求您了，给加一个号吧！”贾立群只好请他撒手：“给您加就是了。”这位家长得了便宜还卖乖，逢人便介绍经验：“你去厕所摇他就给你加号，比摇车号容易。”过了一段时间，又一位家长跟进厕所“摇号”，结果他去早了，贾立群还没开始，家长只好拿着B 超单看着贾立群。贾立群叹口气道：“我给您加就是了，您看着我尿不出来。”这位家长更卖乖：“现在更省事了，连摇都不用了，你就看着他他就给你加。”
兄弟医院经常和沈颖合作一些关于肾脏方面的课题，大多数需要B 超筛查或制定标准，贾立群总是全力帮忙，从不拒绝，而且不要求署名。与他合作过的人都深有感触，有位经常合作的北大医院教授对贾立群赞不绝口。
为方便职工喝水，贾立群把自家的饮水机搬来；当恋爱的职工与恋人闹别扭时，他会亲自打电话帮同事向对方解释；职工家中遇到困难时，他会登门探访、解决问题。
作为一名医生，仅仅有医德是不够的，还要业务精深。贾立群就是一直在追求更高层次，进行不断的钻研与探索。
贾立群很爱琢磨，从他小时候装收音机起就是如此。据说贾立群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经常通宵研读学术期刊，以印证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B 超医生王玉是贾立群非常器重的年轻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专长，他感觉贾立群最高兴的时候就是——一个疑难病，大家都没想到，他突然灵机一动，会不会是这个？最后手术证实了，确实是这个。那就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一位旅法华侨曾带患病的孩子前来就诊，此前法国医生的诊断是肾母细胞瘤。贾立群做了两次检查，总觉得诊断有问题。
在做手术的前一个晚上，贾立群又给患儿做了第三次检查，最终推翻了肾母细胞瘤的诊断，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而第二天的手术证实了他的诊断。还有一次，一名医生接诊了一名出生仅23 天的患儿，申请单上的症状是严重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这是典型的上消化道梗阻症状。再看B 超图像，一个肿物把肠腔彻底堵死了。B 超医生的第一反应是肠道息肉，一种最常见的儿童肠道占位性疾病。但他不确定，把诊断报告交给贾立群审核。
贾立群感觉不对，不像是肠道息肉那么简单。贾立群又给孩子做了一遍B 超，随着探头移动，贾立群的表情日趋严肃，得出不一样的诊断——肠道恶性肿瘤。病理结果出来后，果然与贾立群的诊断一致——绒癌，一种源自胎盘的恶性肿瘤。根据医生提示，患儿母亲也做了检查，发现体内也有绒癌——世界罕见、国内唯一的母婴绒癌转移病例，在贾立群手下得到了准确诊断。
还有一个许多报刊都介绍过的典型病例，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贾立群。
1993 年，一对双胞胎姐妹降临在河北石家庄。仅2 个月后，姐姐就被抱到北京儿童医院。孩子的肚子比正常孩子大，在当地医院做了B 超，诊断是：重度肝肿大；良性肝脏血管瘤——而且医生说没法治。多年之后孩子的祖父回忆说：“当时难到什么程度？孩子这个脑袋就不能直着，光是这么背着，睡觉也整个这么背着，成一个反弓形。前面是一个大肚子，这样睡觉，受罪着呢。我除了给她们俩送饭，平时也不敢见我孙女，一见就难受……”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起来。
外科医生做了初步检查，开出一张B 超检查单，并特别注明：“请贾立群主任做B 超。”当时本该下班了，但贾立群主动提出给他们加号检查：“让他们进来吧。”这一查就是45 分钟。
从B 超显示屏上看，孩子重度肿大的肝脏上布满小结节。贾立群判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良性的肝脏血管瘤，一种是恶性肿瘤肝转移——后者会致命。问题是在这两种病的B 超图像上几乎没有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一个“元凶”——原发瘤。贾立群手拿探头，一遍遍地在患儿腹部划过，终于在无数的小结节中，发现一个直径不到1 厘米的小结节——在孩子哭闹时，它不随着肝脏移动！贾立群意识到，这就是“元凶”。
在这张1993 年8 月7 日出具的B 超单上，贾立群写下了“左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肝转移”的诊断，任何医生都理解它的意思：神经母细胞瘤特殊四期。后来的手术和病理检验证实了贾立群的判断，这是一种恶性但可治愈的肿瘤，及时的治疗挽救了孩子的性命。
一个月后，家长又抱来了双胞胎妹妹。两个孩子病情完全一样，妹妹的肝内也弥漫着微小病灶，可贾立群反复探查就是找不到原发瘤。于是，贾立群钻进文献堆研读了几天，终于找到了答案——国际上确实有过报道：双胞胎同患此病，原发瘤在怀孕时就已出现，一个胎儿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不但本身肝转移，还通过胎盘转移到另一个胎儿的肝脏内！换言之，姐妹俩得的是一种病，只是病根不在妹妹身上，而在姐姐身上。这种情况在中国仅此一例，世界罕见。
自此，姐妹俩经常来北京儿童医院治疗和复查，贾立群的B 超检查伴随着她们长大。她们家中保留的全部B 超单上，都写满了贾立群工整的笔迹。1996 年6 月，妹妹来医院做最后一次复查，祖父母以全家名义送给贾立群一面锦旗：“火眼金睛缉病祸，孪婴奇疾被侦破，求实进取讲奉献，医术精湛称楷模。”1999 年8 月，姐姐来医院做最后一次复查，自此彻底康复。如今姐妹俩都已长大成人。
贾立群其人
1953 年11 月29 日，贾立群生于北京中关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农电局水电专家，母亲是中科院微生物所科研人员。贾立群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妹妹。
或许是由于家庭的影响，或许是由于中关村一小学同学的影响，有一段时间贾立群疯狂迷恋无线电，喜欢照着线路图安装半导体收音机。当时从中关村到西直门的公交票价是1 角，但贾立群经常徒步从家走到西直门，用省下的车钱在那家半导体元器件处理店购买所需材料。小学毕业后贾立群进入人大附中，继续他的“无线电事业”，最高成就是安装了一台四个管的收音机。贾立群本想继续提高境界，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他只好带上他的无线电元器件动身了。
1969 年8 月， 年仅16 岁的贾立群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被分配到一师六团。深夜到达后， 贾立群被拉到了汽车连，地点在德都县（现归五大连池市）。开始贾立群被分配去烧锅炉。贾立群做什么都认真，只要他当班热气就充足——冬天要烤车，没问题；大家睡暖炕，都满意。烧了一冬天后，贾立群被调去开车，这让他很兴奋。贾立群不但学会了开车，还学会了修车——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修车可是苦活儿。遗憾的是没过多久，没人烧锅炉了，大家想起把锅炉烧得格外热的贾立群，又把他调了回来。这一烧就是3 年多，贾立群年年都是模范。后来张潍平曾问他：“为什么别人有啥事求你，你都答应？”贾立群说：“我一直就这样吧。”
说是汽车连，农忙时节也要参与农业生产。麦收时节下雨，地上泥泞一片，收割机无法使用，贾立群他们拿着大扇刀呼啦啦割倒一大片麦子；开春时给大豆除草，小跑着跟不上当地人，除草一天除不到一垄——据说那一垄足有28 公里长！吃5 个馒头都不觉得饱。不过贾立群始终没有放弃文化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父亲。贾立群的父母身在干校——父亲在四川，母亲在河南，但仍关心着儿子的成长。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数理化参考资料，把那些习题逐字逐句地抄下来寄给贾立群。父亲这份辛苦，贾立群觉得不该辜负，就在锅炉房上面搭了一个矮棚，每天晚上就着台灯窝在那里解题。
1974 年9 月，贾立群被选送上大学。当时的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同时也有一个形式上的报名，填志愿时贾立群按照自己的兴趣写了“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不过贾立群没能如愿。9 月25 日，贾立群走进北京第二医学院儿科系。
北京第二医学院坐落在丰台区右安门外，当时只有一栋教学楼和两栋宿舍楼，周围全是农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 世纪90 年代。贾立群非常珍惜这一学习机会，成了每天学习到很晚的人之一。
不过这时贾立群再次显露出自己在学习上的特点：他更喜欢钻研式的学习，而对死记硬背的东西有些怵头。但很多医学知识就是需要死记硬背的，比如人体器官的名称。为了学好解剖，贾立群曾把头颅骨借回住有6 个人的宿舍，抱在怀里反复琢磨，记忆进出血管和神经的不同小孔。看着看着就进了梦乡，再醒来时发现自己与那具头颅骨同榻而卧共枕而眠。
1977 年年底，贾立群自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并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此前儿科系60 多人都在北京儿童医院实习，但最终仅留下了20 人。原定报到时间是1978 年1 月3 日，但大家担心这样一来将来的工龄会少算一年，于是改在1977 年12 月提前报到。
入院后，学儿科的贾立群被分到放射科。按照一般理解，放射科是服务于临床的辅助科室，而且有辐射，很多人不愿意去。开始贾立群也不看好这项工作，不相信在这一岗位能做出什么成绩。他至今也不知道，是不是档案里“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的志愿影响了这次分配？但带他的老师告诉贾立群，这里面还是有很深的学问的。
贾立群在放射科一干就是10 年。
1982 年，当贾立群在放射科干了5 个年头之后，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曾津津来到放射科，此后与贾立群共事多年。开始曾津津也不喜欢这一职业，甚至想找后门儿离开，但老一代医生胡亚美告诉她，这里的资料最全，放射科主任徐赛英是相当有造诣的前辈专家，还是能做出一番事业的。
当时徐赛英比较喜欢3 个年轻人：孙国强，曾津津，还有一个就是贾立群。原因是他们3 个人都很爱学习，工作起来非常认真。
徐赛英有一种观点：检查报告能说清就应该尽量说清，不要模棱两可。这一点对贾立群影响很大。
据曾津津回忆，从那时起就能看出，贾立群工作从来不急躁，凡事一定要认认真真，力求尽善尽美。贾立群看片子都与别人不同，别人插在灯箱上就看，而贾立群不同，他看得非常细致——远看，近看，正看，反看。那时的片子不像现在这样能在电脑上看，只能凭肉眼看；而且当时片子是水洗的，冲洗的不是特别干净，有水印，有时会有“伪影”干扰。别人可能就看一眼，但贾立群看得很细，先插在灯箱上，往后退。房间也就三四米，后面有个水池，贾立群经常退着退着就碰上了，然后他再往前走回来看。
不管是造影还是透视，只要落到贾立群手上，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而且贾立群写的每一个报告都很细致，从来没有烦的时候。
后来曾津津写论文，需要总结以往的病例，发现只要是写得特别认真的，署名一定是贾立群。
1988 年，根据张金哲院士的建议，北京儿童医院添置了第一台黑白B 超机，贾立群被抽调组建超声室。此前贾立群从没见过B 超机，儿科B 超在国内也是一片空白。1989 年9 月，医方选派贾立群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301 医院学习，为期1 年。
贾立群抓住机会努力学习，很快便掌握了B 超检查的基本技能。但成人B 超与儿童B 超毕竟不同。比如从一些症状可以准确判断成人得了什么病，但对孩子却不行，因为孩子在不同年龄段有可能得不同的病。1990 年10 月，贾立群学成归来，他白天做检查，晚上则到手术室观摩手术，与临床医生交流，反复检验自己的诊断，查找实际病例与诊断之间的差距，不断积累经验。当时国内资料奇缺，只能从难以获得的国外资料中采撷点滴。贾立群脱产学了半年英文，借助字典通读了英文版的美国超声学专著《儿科超声学》；贾立群还自学了日文，研读了日文版《小儿外科》杂志的“胎儿型结肠专号”。此外贾立群还把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对照B 超图像仔细比对。多年之后，B 超设备早已更新换代，但贾立群跑手术室的习惯却保持至今。
给孩子做B 超难度比较大，尤其是腹部检查，探头压在孩子身上重不得、轻不得——重了孩子会哭，轻了又看不清病变。为了提高检查速度，贾立群在自己身上实验，最后发现用小器官探头比用常规探头效果更好。这种给成人检查甲状腺等器官的高频探头，虽然穿透力差，但清晰度高，特别适合为孩子做腹部检查——孩子腹壁薄，前后径小，小器官探头可以看到许多不易看到的病变和微小病灶。
高频探头不仅有效，还能减少患儿的痛苦。一名刚满月的患儿反复呕吐，瘦得皮包骨头，像个小老头儿，医生怀疑是先天性幽门肥厚性狭窄。确诊方法是去放射科做钡餐检查。所谓“钡餐”，就是把石灰粉一样的硫酸钡粉末加水冲成奶状让孩子吃下去，这种物质在X 光下可以看到，从食道跟踪到幽门，观察通过的情况以做出诊断。因为孩子的幽门本身已经受阻，胃里再积蓄了这些外来物，在强烈蠕动后就会把它们全吐出来，甚至是喷射状呕吐；而且在呕吐过程中，还可能把硫酸钡呛进肺中，造成吸入性钡剂肺炎。贾立群来自放射科，他知道这一检查有多痛苦：孩子哇哇大哭，家长默默流泪。自1991 年起，贾立群开始用高频探头为孩子做腹部B 超检查。只要怀疑是先天性幽门肥厚性狭窄，不做钡餐，直接上B 超，而且诊断精准。确诊后外科再施腹腔镜手术，孩子痛苦减少，预后也好。
使用高频探头，加温耦合剂……这些看似微小的改进，减少了对孩子的刺激，使检查速度明显加快。后来贾立群把经验介绍给同行，这些做法很快在各家医院推广开来。如今用高频探头给儿童做B 超检查已成为国内儿科通例，但应该记住它最早的发现者和实践者——贾立群。
就这样，贾立群在B 超机前一干就是20 多年。但在这20 多年里，被电话影响的不仅是一个人。所以在贾立群日复一日的忙碌与奉献中，不应该忘记贾立群背后的妻子和儿子。
贾立群1982 年结婚，妻子贾京燕与他同姓，是进修学校的一名教师。贾京燕白天要上课，晚上要休息，夜间反复叫贾立群，不可能不影响她。尽管手机铃声调成振动，但起床总会影响到别人。被叫起19 次那次，妻子难免有些抱怨：“你这一宿光在这儿做仰卧起坐了。除了你医院就没人能做B 超了？”后来贾京燕为贾立群建了一个微博，注册的名字就是“西城夜猫子”。
贾立群太忙了，所以贾京燕一生都在等待贾立群。等他哪天不那么忙了，周末陪自己出去遛遛弯，哪怕只是去趟超市；等他哪天不那么忙了，假期陪自己出去玩几天，哪怕只是北京郊区。说到激动处，说到动情处，贾京燕不禁抹起眼泪。但她从不敢奢求，因为她知道贾立群每天有多累，有时吃完饭恨不得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而贾立群同样不敢有任何承诺，他怕承诺后自己做不到。
2011 年贾京燕退休后，每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贾立群预备早餐。她知道贾立群不吃午饭，晚上也很难按时吃饭，下午可能会随便泡块方便面或找些熟食凑合。贾立群的妻子还担心贾立群有高血糖和高血压，在膳食上也尽量控制。
对于妻子所做的一切，贾立群由衷地感到愧疚，自知对不起她的事情不是一两件。2011 年夏天，雨天路滑，刚退休的贾京燕不慎摔倒，左腿腓骨骨折，在家卧床休息。贾立群本来说好中午给她从食堂买饭，结果她等到晚上8 点都没看到贾立群的影子——贾立群一忙就给忘了。贾京燕哭着打来电话：“你要饿死我呀！再不来送饭，我就要打110 报警了！”不过贾立群脾气很好，有时夫妻俩难免吵架，但只要一吵架，“医院来电话了”的手机就会响起，后来贾京燕才知道，贾立群用另一部手机给自己打电话，以便借机逃之夭夭。
贾立群是一名孝子。有一段时间，贾立群的母亲身体不好，他要经常回中关村那边照顾。有一次他去母亲家，安排好一应饮食，刚匆匆忙忙回来，结果母亲打来电话，说水杯盖打不开，贾立群只好又匆匆忙忙回去，帮母亲打开水杯盖，再匆匆忙忙赶回医院。
贾立群夫妇在1984 年有了儿子贾悦。夫妇俩是双职工，没时间照看孩子，孩子生下来56 天就在医院幼儿园给他报了名——56 天！
几天后就入园了。贾悦上幼儿园时，贾立群还没住上医院宿舍，蜗居在六铺炕的一栋筒子楼里，距医院至少10 公里的路程。为了赶时间，贾立群在鼓楼地铁站和复兴门地铁站各放了一辆自行车。路上十分惊险，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贾立群一手扶把一手抱孩子。
当时地铁里没有本次列车和下次列车到来的时间提示，但贾立群已经掌握了规律：感觉一阵风迎面扑来，说明有车进站，连忙抱着贾悦紧跑两步。假如时间掐算得准，半小时即可抵达医院。
贾悦上学了，贾立群也没时间过问，主要是贾京燕在管。每天上学、放学，贾悦在家和学校之间的往返时间至少两三个小时。每天六七点钟，儿子从中关村上320 路公交车，贾立群骑车在玉渊潭公园接他。但因为加班，忘接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两回。
一天下午将近5 点，肾内科一名3 岁的住院患儿病情加重，多日少尿，初步诊断是急进性肾炎。这种病的特点是发病快，可能在数日或数周内急剧恶化，最终导致肾功能衰竭。病情紧急，需要立即做肾穿活检以确定发病原因，这就需要B 超定位。孩子偏胖，加之哭闹不止，图像不清晰，穿刺不顺利。贾立群一边哄孩子，一边用探头引导医生进针。与此同时，窗外下起瓢泼大雨。穿刺成功后已近7 点，贾立群突然想起，儿子还在车站等着呢！贾立群伞都没拿，骑车冲进雨里。小学一年级的贾悦正孤零零地站在暴雨里，浑身湿透，连书包里都灌满了水。贾立群又心疼又生气：“你傻不傻啊，不知道躲雨啊？”贾悦委屈地大哭：“上次你忘了接我，我差点儿走丢了，你说以后就让在车站等着，不准动！”贾立群的眼泪当即就止不住了。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当年与父亲一起打篮球的小男孩上了大学。读计算机专业的贾悦经常在电脑上为父亲总结病例，制作课件。
贾悦学习非常用功，出国读书也非常节俭，只在随导师来京开会时才回家探亲，平时通过网络与父母联络。贾悦在国外获得了硕士学位，还想再继续攻读博士，但贾立群实在没能力再供下去了——一个从来不肯收一分钱红包的医生，自己孩子的博士学业却无力去供。
好在贾悦非常争气，获得了足够的奖学金，同时为导师兼职工作。
贾立群不仅自己钻研，还注意培养年轻人一起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贾立群把那些年轻的手下当作自己的孩子，而那些年轻人也把他视为父亲。王佳梅每次看到贾立群，都觉得他十分疲惫，头发乱糟糟的，肯定夜里又被叫过来，“说心里话挺心疼他的”。王佳梅出于一种对长辈的心疼，很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休息，同时自己应该好好工作。贾立群对下属并不严厉，从没发过脾气，但他以身作则的态度却是一种无声的激励。
王佳梅刚来北京儿童医院的时候，也不喜欢做B 超医生。她认为做B 超检查不像一名正经医生。学医的人都有一种情结，希望挂着听诊器、手持手术刀为病人看病，她的一些同学宁可选择小医院，也要做一名真正的临床医生。不过在贾立群的影响下，王佳梅渐渐了解，B 超也能打出一片天地。
刚开始独立值班时，王佳梅心中多少有些忐忑，生怕出现自己处理不了的情况。贾立群对王佳梅说：“你别害怕，有事电话找我。”
有一次科里送来一名刚出生的男孩，B 超显示阴囊里没有睾丸，但腹股沟处却有一个大包。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肿瘤，一种是睾丸扭转坏死。若是前者可以等待时机再手术，若是后者则必须马上处理，否则睾丸可能彻底坏死。王佳梅判断是后者，但这么大的事她不敢轻易做主，马上向贾立群求助。从电话里王佳梅就能听出贾立群的疲惫，知道他前一个晚上肯定熬夜了，但他还是匆匆赶来了。
贾立群检查后肯定了王佳梅的判断，但后来王佳梅才知道，贾立群昨晚又被叫来多次，心里特别过意不去。
随着贾立群的悉心培养，北京儿童医院的B 超医生除了能应对各种B 超检查，还都各有专长：王晓曼擅长诊断肿瘤，王玉对髋关节颇有研究，王佳梅专攻胃肠道疾病，其他诸位也都各有千秋。现在出现在临床医生笔下的，除了“贾立群B 超”，还有了“王晓曼B 超”“王玉B 超”“王佳梅B 超”等，产生了新一代品牌检查项目。
目前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拥有高档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12 台，医生15 人左右，年检查量超过15 万人次。据说现在儿科系毕业生对超声科也不像以前那么拒绝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有贾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