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是相继出现的大一统政权，在制度和文化上存在着传承关系，有很多共同点。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集中论述。这里着重评述由于统治方针、指导思想、文化政策的不同，秦汉在文化事业上表现出的差异和产生的不同社会影响。
秦皇朝以法家路线治国，实行的是文化专制主义，其文化特征和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统治者以法家为统治思想，崇尚法律，迷信暴力。在建立和整顿社会秩序时，用严刑峻法保证社会机制的运行，确实有显著的作用，法家的主张有合理性的一面。柳诒徵之言“实则始皇时代之法制，实具伟大精神，以一政府而辖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19]，很有道理。但从为政出发点上看，他们习惯于把民众当作对立面，倾向于实行暴政。司马谈对法家弱点的评述“……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20]，真是一针见血。从秦始皇的施政上，我们看到由严刑重法到暴政虐民仅有一步之遥，而这正是强秦二世而亡的最主要原因。
2．文化统治政策具有促进统一的正面作用。从统一的大局来看，当秦面对六国初平，天下扰攘的混乱局势时，采用强制手段以建立统一的秩序，确实起到了抚平天下的效果。细致分析起来，“书同文”和“行同伦”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也都相当深远。“秦代统一文字，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的字体，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在秦以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过割据局面，各地方言亦不一致，但文字却始终是统一的，而文字的统一对经济、政治的统一和发展则起着重要作用。”[21]秦统一前后一直很注意端正风俗，建立正常有序的伦理关系。刻石上对会稽**泆之风的整饬是典型反映：“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22]风俗的整齐，是社会井然有序的有力保障，秦对家庭伦理的强制规定，实际上为汉代对民众的教化扫清了道路。另外，共同的伦理习俗，对于共同民族心理的形成关系甚大，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下牢固的基础。
3．秦文化总体上表现出高压文化的特征。兵马俑气吞山河的气势、铜车马美奂美轮的精湛工艺，让人们叹为观止，可在民间文学艺术上，至今却很少见到高水平的张扬个性的作品。以焚书坑儒为代表的专制主义文化政策，造成很多消极后果。它沉重打击了思想学术文化，除法家学说和法律事业畸形发达外，其他学术文化事业严重萎缩。典籍的残损给后人研究先秦历史文化带来严重影响。而且，“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23]。
4．秦皇朝维护统一的政策法令起到的效果是表面的，并没有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当时实际上新与旧的斗争很激烈，在社会心理上表现为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丞相王绾等大部分朝臣赞成分封制、淳于越在朝堂公开颂扬商周分封之制而非议新政、陨石上有人刻写“始皇帝死而地分”等事实都说明旧的习惯势力很强大。秦始皇之所以要焚书坑儒，最根本原因是要抹掉人们的历史记忆，从根本上消弭反抗意识。可惜事与愿违，当反秦烈火席卷神州大地之时，六国旧贵族大多得到拥戴，乘时而起，成为反秦斗争的主力。甚至到刘邦建汉之时，还不得不向传统势力妥协，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对六国后裔和军事领袖用封王的手段进行笼络。
汉代的文化政策，以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正式确定的标志。它对文化事业和社会历史的影响比之秦代有诸多不同：
1．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始皇“焚书坑儒”，目的都是实现思想的统一，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但在手段上，二者却有很大不同。汉武帝用政权的力量扶持一种学说，以禄利作诱饵使社会形成习儒风气，让其他思想学说自然衰息，比秦始皇对民间学术活动强令禁绝、严酷镇压的做法要高明得多。从实践效果看，二者更不可同日而语：秦始皇的高压，造成文化事业的萧条，也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武帝之举，却调动起人们的高度热情，促使士人民众同心同德地为大一统政权建功立业，形成文化全面繁荣的局面。
2．儒家学说强调由亲亲及尊尊，以放大血亲联系的方法，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金字塔结构，十分适合巩固大一统政权建设的需要。汉武帝崇儒本身反映了当时巩固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也建立了中华民族长期统一的牢固思想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当然，在以一种思想为主导时，排斥其他思想学说，有很大的弊端。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符合当时统一意识形态的要求，起到了促进大一统政权建设的积极作用。但是儒家思想的独尊，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影响了民族思维与民族创造力的正常发挥，也造成了民族封闭性心态，妨碍了对外来优秀思想文化的吸收，造成了严重后果。当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者把它作为苟延残喘的救命法宝时，更显出它消极有害的一面。顾颉刚先生之言：“……换句话说，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这比之始皇的以高压手段统一思想还要厉害。两千余年来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24]道出了要害所在。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文化。这种基本格局，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大特色，保存两千余年。我们将在第二章集中对此进行论述。
4．汉武帝提倡儒家学说，重视教化的功用，却没有忘记以刑立威。在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的同时，对外大用甲兵，对内放纵酷吏，实行的是恩威并施的两手政策。这一施政要诀为后来帝王继承，汉宣帝之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25]是最好的表白。一张一弛的为治之道在武帝、昭帝、宣帝的执政上表现明显，且效果显著。他们同样杂霸王道而用之，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武帝在文景时期多年实行宽弛政策之后，任用酷吏，以猛为治，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好多长期积存下来的社会问题。昭帝时霍光秉政，去武帝奢靡极弊，及时调整政策，在尊儒的同时，兼采黄老之学，务在安静养民，缓解了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宣帝前期继续休养民力，后期则渐于儒术中杂以刑名，励精图治，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
5．汉兴以来适当的政治与文化政策，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时人逐步培植出对大汉政权的深厚思想感情，与秦朝时人们“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式的怨恨情绪形成强烈对比。不但班固这样的正宗史学家有宣汉的自觉使命感，就连司马迁、王充等以异端著称的思想家也把宣传汉家的功德，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读罢《史记》、《汉书》、《后汉书》，人们很容易从刘向、朱云、陈蕃、范滂及太学生群体的事迹中体味到士大夫阶层对汉政权的真诚的爱戴。“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26]这样的民间谣谚，又生动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汉室的深深眷恋。正是汉人的锐意进取精神，与对大汉多民族国家的自豪感、责任心，形成势不可当的伟大力量，创造了汉文化的辉煌。
注释
[1]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2] 《汉书·王子侯表序》。
[3]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
[4] 《汉书·食货志》。
[5] 《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
[6] 《后汉书·冯岑贾列传》。
[7] 《史记·秦始皇本纪》。
[8] 《史记·秦始皇本纪》。
[9] 《史记·太史公自序》。
[10] 《史记·平准书》。
[11] 《汉书·景帝纪》。
[12]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儒林列传》。
[13] 《汉书·董仲舒传》。
[14] 《汉书·武帝纪》。
[15]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16] 《汉书·昭帝纪》。
[17] 《汉书·魏相丙吉传》。
[18] 《后汉书·张衡列传》。
[19]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289～290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
[20] 《史记·太史公自序》。
[21] 林剑鸣：《秦汉史》上册，1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2] 《史记·秦始皇本纪》。
[23]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4]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6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5] 《汉书·元帝纪》。
[26] 《汉书·五行志》，此谣谚流行于成帝末年，桂树喻汉室，黄爵喻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