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的传承
《易》又称《周易》、《易经》，本为卜筮之书，以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卦代表天、地、雷、山、火、水、泽、风八种物象，每卦由三个阴爻--或阳爻—搭配组成，将八卦两两相迭后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此讲说宇宙事物的变化。《易》不知何时被儒家奉为经典，于是有了伏羲氏始作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孔子喜读《易》至于韦编三绝，并作十翼等等说法。儒家的这些说法不可尽信，但将《易》从占卜之书一变而为言哲理的经典著作，其功却非儒家莫属。
对于《易》的主旨，郑玄总结为“三义”，即“易简、变易和不易”。所谓易简，是指它对宇宙物理的高度抽象，将繁杂的万事万物概括为简易可知之理。变易，是指它对事物变化之理的把握。不易，是指它在讲事物变化的同时，又强调变中有不变的东西存在。郑玄的阐述，可说得《易》之精微。
《易》的文字部分有经有传。经又分为讲卦象的卦辞和解说爻的爻辞。传有十种，即上文所言十翼，分别为《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彖辞》是解说经的卦辞的。《象辞》分为解释全卦卦象的“大象”和解释每爻之象的“小象”。因《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篇，所以《彖辞》和《象辞》也分上下。《系辞》偏重说理，大体内容为追述《易》的起源，讲解《易》的作用，或解释卦义以补充《彖辞》、《象辞》。此篇因内容众多而分为上下。“《文言》所谓‘文饰之言’，专解乾坤二卦：因为乾坤为《易》的门户，其他卦爻都由乾坤而出，所以特作《文言》。……《说卦》偏于说象，大致陈说八卦的德业、变化与法象。《序卦》说明六十四卦相承相生的次序。《杂卦》杂举六十四卦的卦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10]
秦始皇焚书，《易》因为是卜筮之书，得以相传不绝。汉兴，田何因系田齐同宗，徙至杜陵，号杜田生，以《易》授东武人王同（字子中）、洛阳人周王孙、梁人丁宽和齐人服生。这四个人都著有《易传》数十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周王孙的《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周王孙授业给卫人蔡公，同门丁宽也曾从之问业。王同传授给淄川人杨何（字叔元）、杨何和周王孙弟子蔡公都有著作传世。[11]王同门人还有齐人即墨成、广川人孟但、鲁人周霸、莒人衡胡和临淄人主父偃。这些人中，杨何曾任太中大夫，即墨成官至城阳相，孟但任太子门大夫，周霸、衡胡和主父偃都任高官。
丁宽字子襄，起初是田何学生项生的从者，因读《易》精敏，过于项生，遂从田何受业。学成东归，田何有“《易》以东矣”之叹。在洛阳，又从同门周王孙受《易》之古父。景帝七国之乱时，任将军拒吴楚之师，号“丁将军”。尝“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12]。
丁宽授同郡田王孙。田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施、孟、梁丘各自名家，都被立为官学。
施雠字长卿，沛人。施雠年少时曾从田王孙受《易》，田王孙为博士，又从之终其业。为人谦让，常称自己学业未成，不授徒。同学梁丘贺任少府，无暇传业，遣子梁丘临及学生张禹等前来就学，不得已乃授之。在梁丘贺推荐下，拜为博士。曾参与宣帝石渠阁经学会议。施雠弟子张禹位至丞相，鲁伯任会稽太守。张禹弟子彭宣任大司空，戴崇官至九卿。鲁伯弟子毛莫如和邴丹皆有清誉，毛莫如官至常山太守。张禹、彭宣传施雠之学。
孟喜字长卿，其父孟卿善治《礼》、《春秋》，认为《礼》多而《春秋》繁杂，使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孟喜好自誉，得到一部以《易》言阴阳灾变之书，诈称其师田生死时枕着他的膝头，单独将此书授给他，诸儒因此看重此书。同门梁丘贺揭穿了他的骗局，说：“田生死时只有施雠在身边，当时孟喜回归故乡东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另外，蜀人赵宾好术数，并以此解《易》。此人善辩，诸《易》家无法将其驳倒，便攻击他所言非古法。赵宾声称自己之说来自孟喜。孟喜予以承认。后来赵宾死，其说亡，孟喜又否认曾向赵授业。由此，他失去人们的信任。博士官缺员时，因口碑不佳未能继任。孟喜授白光、翟牧，二人皆为博士。孟氏《易》有翟、孟、白三家之学。
梁丘贺字长翁，琅邪人，先从太中大夫京房（杨何弟子，非后来立于学官的京氏《易》创始者）受《易》。京房出任地方官，贺改从田王孙受业。宣帝听说京房精于《易》，求其门人，得梁丘贺，拜为郎。一次因占卜灵验使宣帝免于被人暗算，由此得到重用，从太中大夫一步步上升为少府。梁丘贺传业与子梁丘临，临学术精湛，专习京房之法。宣帝选高材郎官十人前来听讲，名儒王吉请求让其子王骏从临受《易》。临代五鹿充宗任少府，授士孙张、邓彭祖、衡咸。士孙张为博士，官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中世代传其业。邓彭祖官真定太傅，衡咸任王莽讲学大夫。士孙、邓、衡三家传梁丘氏《易》学。
梁人焦延寿自云曾从孟喜问《易》。京房从焦受《易》，以为得孟氏之学，而孟氏弟子翟牧、白光却不予承认。成帝时刘向校书，考详《易》说，认为诸《易》家说都源自田何、杨何、丁宽，大义略同，只有京氏之说与之不同，怀疑是焦延寿得到无名高士之说而托名于孟喜。京房以明于灾异之说著称。传业殷嘉、姚平、乘弘，三人皆为博士，京氏《易》立为官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孟氏京房》11篇，《灾异孟氏京房》66篇，《京氏段嘉》12篇。
西汉传《易》者，还有费氏之学和高氏之学，都未立于学官。费氏《易》传自费直。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以治《易》任郎官，官至单父令。其学为古文，号古文《易》。长于卦筮，无章句，只是以十翼解说《易》的经文。其学传至王璜。
高氏《易》传自高相。高相与费直同时，其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传自丁宽。高相将其学传与儿子高康和兰陵人毋将永。高康后因习方术得罪王莽，被斩。
东汉刘昆传施氏《易》。他在西汉平帝时从戴宾受施氏《易》，王莽之世，常教授弟子500多人，常演习儒家礼仪。东汉光武帝闻其贤，征为江陵令，又任弘农太守，以多行仁政，拜光禄勋。受帝命教授皇太子及诸王子弟50余人。其子刘轶传其业。
传孟氏《易》者，有洼丹、觟阳鸿、任安等人。洼丹字子玉，世传孟氏《易》，王莽时，避世教授，东汉初，为博士，渐升至大鸿胪。著有《易通论》7篇，研讨深入，时人称为大儒。觟阳鸿字孟孙，官至少府。任安字定祖，在太学受孟氏《易》，兼通其他各经，教授于家乡。
范升习梁丘《易》，传业杨政。杨政字子行，善说经，京师有谣谚称其“说经铿铿杨子行”，教授数百人。曾舍命救范升出狱，以此知名天下，官至左中郎将。另一习梁丘《易》者张兴，字君上。光武时由孝廉迁至博士。明帝时拜太子少傅，章帝数从之问经术，有弟子近万人，号称梁丘家宗。子鲂，传其业。
传京氏《易》者有戴凭、魏满、孙期等人。戴凭字次仲，建武年间，以直言敢谏累迁至侍中，兼领虎贲中郎将。“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50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魏满，字叔牙，明帝时官至弘农太守。孙期字仲彧，以仁孝著称。
费氏《易》在东汉地位上升。光武帝建武年间，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后来大儒马融也习其学。马融又传给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13]。
二、《书》的传承
《书》基本是虞夏商周时期的训、诰、誓、谟、命等文书汇编，其中也包含部分纪事之文，因为是上古帝王之书，故称《尚书》，因被儒家列为经典，又称《书经》。按照儒家的说法，《尚书》由孔子删定为百篇，并作序逐篇加以解说，《汉书·艺文志》言：“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尚书》在诸经中纠纷最多。其他各经，只有文字字体的异同和经说的争论，《尚书》则经典本身就有真与伪的不同。西汉以来《尚书》出现了五种本子：（1）西汉时立于学官的《今文尚书》；（2）相传西汉时在孔子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3）东汉人杜林在西州所得的《漆书古文尚书》；（4）西汉时张霸伪造的《百二篇尚书》；（5）东晋时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其中第一种29篇，流传至今；第二种较第一种多出16篇，没有流传下来；第三种一卷，贾逵、马融、郑玄等经师曾为之作注，后失传；第四种，当世即明其伪；第五种可能是三国魏王肃的“杰作”，长期盛行，直到清初才正式断为伪作。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真伪杂糅的混合品。
西汉时，立于学官的是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伏生名胜，字子贱，济南人，故秦博士。其藏书始末，前文已有说明。所存29篇篇目如下：1《尧典》，2《皋陶谟》，3《禹贡》，4《甘誓》，5《汤誓》，6《盘庚》，7《高宗肜日》，8《西伯戡黎》，9《微子》，10《牧誓》，11《洪范》，12《金縢》，13《大诰》，14《康诰》，15《酒诰》，16《梓材》，17《召诰》，18《洛诰》，19《多士》，20《无逸》，21《君奭》，22《多方》，23《立政》，24《顾命》，25《康王之诰》，26《费誓》，27《吕刑》，28《文侯之命》，29《秦誓》。（《尚书》原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今文29篇中，《尧典》和《皋陶谟》2篇属于《虞书》，《禹贡》和《甘誓》2篇属于《夏书》，《汤誓》至《微子》共5篇属于《商书》，《牧誓》以下20篇都是《周书》。）
汉初伏生以29篇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除晁错从之受业外，伏生还授业与济南张生和千乘人欧阳生。张生任博士，伏生的孙子也因治《尚书》被征入朝中，后来鲁人周霸和贾谊的孙子贾嘉都很能讲说《尚书》。
欧阳生字和伯，传业给倪宽。倪宽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见汉武帝，通过一番谈话，使武帝改变了对《尚书》的看法。倪宽传业给欧阳生之子，以后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博士。欧阳高之孙欧阳地余在元帝为太子时，以太子中庶子的身份向其授业，后亦为博士。元帝即位，地余为侍中，迁至少府。临死戒其子勿受其属官赙礼，言：“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天子知其事，赐钱百万。地余少子欧阳政为王莽讲学大夫。这是《尚书》的欧阳氏之学。《汉书·艺文志》著录《欧阳章句》31卷，《欧阳说义》2篇。
欧阳高弟子林尊字长宾，宣帝时为博士，官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徒平当、陈翁生。平当官至丞相，授朱普、鲍宣。朱普为博士，鲍宣任司隶校尉。陈翁生官信都王太傅，家中世代传其学，传授殷崇、龚胜。殷崇为博士，龚胜任职右扶风。这是从欧阳氏之学中分出的平氏、陈氏之学。
夏侯胜传业与周堪、孔霸。周堪在石渠阁会议上讲经最高，任太子少傅，元帝即位任光禄大夫，后擢光禄勋，被倚为柱石之臣。周堪授牟卿、许商。牟卿为博士。许商字长伯，善算学，著《五行论历》，四次官至九卿，效孔子故事，号其门人唐林为德行，吴章为言语，王吉为政事，炔钦为文学。“王莽时，林、吉为九卿，自表上师冢，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两，儒者荣之。”[14]吴章和炔钦都是博士，徒众甚盛。夏侯胜门人孔霸为博士，以帝师身份赐爵褒成君。传业与其子孔光。孔光也从周堪弟子牟卿问业，官至丞相。以上分别为大夏侯的许氏、孔氏之学。
夏侯建传业与张山拊。张山拊字长宾，为博士，官至少府。授李寻、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李寻字子长，以好言灾异著称。张无故字子儒，“善修章句，任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秦恭字延君，“增师法至百万言，为阳城内史”。假仓字子骄，以谒者身份参加石渠阁会议，官至胶东相。李寻善言灾异，作骑都尉。郑宽中字少君，“有俊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迁光禄大夫，领尚书事，甚尊重”。死时，谷永上疏称其“有颜子之美质，包商、偃之文学，严然总五经之眇论，立师傅之显位，入则乡唐虞之闳道，王法纳乎圣德，出则参冢宰之重职，功列施乎政事”。以上为小夏侯的郑氏、张氏、秦氏、假氏、李氏之学。郑宽中传其学与赵玄。张无故传其学与唐尊。秦恭传其学与冯宾。赵玄哀帝时任御史大夫。唐尊任王莽太傅。冯宾为博士。
《古文尚书》亦称《逸书》，相传为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壁所得，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篇目为：1《舜典》，2《汨作》，3《九共》，4《大禹谟》，5《弃稷》，6《五子之歌》，7《胤征》，8《汤诰》，9《咸有一德》，10《典宝》，11《伊训》，12《肆命》，13《原命》，14《武成》，15《旅獒》，16《毕命》。孔子后裔孔安国以今文读此书，拟献于朝廷，因巫蛊事发，未立于学官。孔安国任谏大夫，传授给都尉朝。都尉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王璜、涂恽。涂恽授桑钦。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古文学受重视，王璜、涂恽都贵显一时。另外，司马迁也从孔安国问业，《史记》中所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各篇，多取古文说。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15]
东汉《古文尚书》颇兴，《今文尚书》稍绌。传习欧阳《尚书》者，有欧阳歙、陈弇、牟长、宋登、桓荣数家。传习大夏侯《尚书》者，有牟融、张驯。传习小夏侯《尚书》者，为东海人王良。
欧阳歙字正思，为欧阳生八世孙，欧阳家族从生至歙，世世为博士。歙东汉初任汝南太守，封夜侯，教授数百人，后入朝任大司徒。以赃罪下狱，诸生守阙为求情者千余人，至有人上书求代其死。曹曾字伯山，从歙受《尚书》，有门徒三千人，位至谏议大夫。其子曹祉传习父业，官河南尹。
陈弇字叔明，从司徒丁鸿受欧阳《尚书》。牟长字君高，少习欧阳《尚书》，不仕王莽世，东汉初拜博士，迁河内太守。任博士及河内太守期间，从之学者常有千余人，前后共达万人。本欧阳氏之学，著《尚书章句》，俗号之为《牟氏章句》。其子纡隐居教授，门生也达千人。宋登字叔阳，少传欧阳《尚书》，教授数千人。善为政，官尚书仆射，顺帝时“以登明识礼乐，使持节临太学，奏定典律，转拜侍中”。又出为颍川太守，死后“汝阴人配社祠之”[16]。
桓荣字春卿，沛郡人，西汉末入长安从博士九江人朱普习欧阳《尚书》。贫穷无资，常为人作工以自给，15年不归家园。朱普去世，桓荣赴九江奔丧，留其地授徒。王莽之乱，抱经书与弟子避于山谷，修业不辍。光武帝知其名，召入朝，为欧阳《尚书》博士。后任太子少傅，拜太常。明帝即位，优礼甚至。其子桓郁字仲恩，传其业，门徒常数百人。明帝时，入授皇太子经书。和帝即位，迁长乐少府，入宫侍讲，后为太常。“郁经授二帝，恩宠甚笃，赏赐前后数百千万，显于当世。门人杨震、朱宠，皆至三公。”起初，桓荣从朱普受章句40万言，文辞冗长，入宫授明帝时，减为23万言，桓郁又删成12万言，这就是《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郁传其中子桓焉。焉字叔元，授经安、顺二帝，两任太傅，永和年间任太尉。弟子传业者数百人，显贵者有黄琼、杨赐等。桓焉孙桓典字公雅，传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以节义著称。桓荣弟子丁鸿字孝公，年13，受欧阳《尚书》，明章句，善论难。参加白虎观经学会议，论难最明，时人称“殿中无双丁孝公”[17]，官至司徒。门下弟子甚众，远方至者数千人。
传《古文尚书》者，有尹敏、周防、孔僖、杨伦、张楷等人。
尹敏字幼季，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春秋穀梁传》、《左氏春秋》。以非图谶著称。周防字伟公，从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32篇，40万言。由博士迁至陈留太守。孔僖字仲和，孔安国后人，其家自安国以下，世代传习《古文尚书》、《毛诗》。孔僖章帝时任兰台令史，后迁拜临晋令。杨伦字仲理，师事丁鸿，习《古文尚书》。讲授于大泽之中，弟子至千余人。安帝末年特征为博士，任清河王傅，后以直谏不合去职。张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数百人。尝被诬，在狱二年，“恒讽诵经籍，作《尚书注》”[18]。
东汉一代，研习《古文尚书》的学者很多，与西汉时期形成很大反差。贾逵、马融、郑玄等东汉经学大师都对此书作过专门研究。章帝好《古文尚书》，贾逵多次对之讲说《古文尚书》与其他经传及《尔雅》训诂的相和之处。章帝命他撰写出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尚书》的同异。逵撰为三卷，得到章帝赞赏。但因《古文尚书》无师说，传承缺乏系统，最后还是没有流传下来，以致清代今文学家多怀疑此书出于刘歆等人伪造。
另外，杜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徐巡）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19]可惜此书后来失传，杜林之志竟不得遂。
三、《诗》的传承
《诗》又称《诗经》，是古代传下来的诗歌总集。相传经孔子删定，共311篇，其中6篇有目无诗，所存为305篇，举其成数，人称《诗》三百篇。
《诗》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
风，是由各地采集的民歌，《诗·大序》解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风按来源分成15部分：1《周南》11篇，2《召南》14篇，3《邶风》19篇，4《鄘风》10篇，5《卫风》10篇，6《王风》10篇，7《郑风》21篇，8《齐风》11篇，9《魏风》7篇，10《唐风》12篇，11《秦风》10篇，12《陈风》10篇，13《桧风》4篇，14《曹风》4篇，15《豳风》7篇。
雅，是士大夫美刺朝政之作，分《小雅》、《大雅》两部分。《小雅》共74篇，有：1《鹿鸣》之什10篇，2《南有嘉鱼》之什10篇，3《鸿雁》之什10篇，4《节南山》之什10篇，5《谷风》之什10篇，6《甫田》之什10篇，7《鱼藻》之什14篇。《大雅》共31篇，有：1《文王》之什10篇，2《生民》之什10篇，3《**》之什11篇。《诗·大序》言：“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周颂》共31篇，有：1《清庙》之什10篇，2《臣工》之什10篇，3《闵予小子》之什11篇。《鲁颂》有4篇，《商颂》有5篇。颂是祭祀、庆典时用的庙堂诗歌，《诗·大序》讲：“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除从体制讲《诗》有风、雅、颂外，人们还从艺术手法上为《诗》总结出赋、比、兴三义，二者合称“六义”。朱熹在《诗传纲领》中解说：“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
《诗》有《大序》，在首篇《关雎》之前，是《诗》的总论；有《小序》，在各篇之前，论各篇宗旨。《大序》、《小序》以儒家思想解《诗》，不乏精到之论，也有不少牵强附会之词。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所云，《诗序》为东汉卫宏撰写。
《诗》因为是韵文，容易记诵，秦焚书对之影响不大。《诗》今古文的分歧，主要在于解说而不在于原文的同异。
今文《诗》分为鲁、齐、韩三家。《汉书·艺文志》评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
汉初传《鲁诗》者为鲁人申培。战国末年，荀子传《诗》与齐人浮丘伯。浮丘伯授申培、刘邦少弟刘交、穆生、白生。刘交子郢亦与申培同从浮丘伯受《诗》。文帝时，申培以治《诗》为博士，“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20]。弟子千余，为博士者十余人，官至大夫、郎、掌故者以百数，孔安国、周霸、夏宽、鲁赐、缪生、徐偃、阙门庆忌皆任高官。汉武帝初立，申培弟子王臧、赵绾皆受重用，力荐其师。武帝安车驷马迎之入朝，拜为太中大夫。
弟子瑕丘人江公（人称大江公）尽得其传，徒众最盛。江公传子至孙，皆为博士，世代为《鲁诗》宗主。许生、徐公也守师说以教授。韦贤从大江公后人小江公、许生受业，官丞相，传其业与子韦玄成，后亦为丞相。韦玄成与兄子韦赏以《诗》授哀帝。这是《鲁诗》的韦氏之学。
王式字翁思，从徐公、许生受业。为昌邑王师，昌邑王被废，当治其不谏之罪，对以素以《诗》三百篇当谏书，得免罪。归家不复教授，原弟子张长安及唐长宾、褚少孙来问学，亦不授。后唐、褚应博士弟子选，礼仪与应对超凡出众，自言受业于王式。诸博士共同荐举王式，朝中下诏征王式为博士。王式不得已前来，旋即谢病归家。张生、唐生、褚生都任博士。张生官至淮阳中尉，唐生官楚太傅。他们分别为《鲁诗》的张、唐、褚三家之学。张生兄子张游卿官谏大夫，以《诗》授汉元帝，他的弟子王扶官泗水中尉，许晏为博士，所传为张家的许氏之学。起初，薛广德也从王式问学，薛广德又传龚舍。薛广德以博士身份参加石渠阁论议，官至御史大夫，龚舍官泰山太守。
传《齐诗》者为齐人辕固，景帝时以治《诗》为博士。武帝时，年已90余，与公孙弘同被征。尝告诫公孙弘：“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21]齐人以治《诗》而显贵者，都是辕固的弟子，其中夏侯始昌学术最明。夏侯始昌通五经，董仲舒、韩婴死后，汉武帝对他特别器重。始昌授后苍。后苍字近君，通《诗》、《礼》，为博士，官至少府，传业与翼奉、萧望之、匡衡。翼奉字少君，善言灾异，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子及孙皆以学儒为官。萧望之以通经为一代名臣。匡衡任丞相。匡衡授师丹、伏理、满昌。师丹官大司空。满昌字君都，官詹事，授张邯、皮容，二人皆至高官，徒众甚盛，伏理字斿君，官高密太傅，家族世代传其业。以上分别为《齐诗》的翼、匡、师、伏之学。
《韩诗》的创始者为燕人韩婴。韩婴兼通《易》，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其《内传》后失传，《外传》今犹存。当时燕、赵之间言《诗》者，都传自韩婴。韩婴传淮南人贲生，河内人赵子。赵子传同郡人蔡谊，蔡谊官至丞相，授同郡食之公、王吉。食之公为博士，授泰山人栗丰。王吉官昌邑王中尉，授淄川人长孙顺。以上为《韩诗》的王、食、长孙之学。栗丰官部刺史，传山阳人张就。长孙顺为博士，授东海人发福。张、发皆至高官，徒众甚盛。
古文《诗》，传自毛公，人称《毛诗》。关于《毛诗》的传授及其作者，有多种不同说法。《汉书·儒林传》言：“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小序中称“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也说《毛诗》传自子夏，还理出了从子夏到大小毛公的传承顺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
《汉书·儒林传》对小毛公以下《毛诗》的传承，记述比较清楚：“（毛公）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
东汉习《鲁诗》者，有高诩、包咸、魏应等家。高诩字季回，家中世代传《鲁诗》。曾祖父高嘉以《鲁诗》授元帝，父高容，传嘉学，西汉末为光禄大夫。高诩，王莽时不仕于朝，东汉初征为博士，后任大司农。包咸字子良，少从博士右师细君学《鲁诗》，王莽时流落东海，立精舍讲学。东汉光武帝时，入宫授皇太子《论语》，明帝时任大鸿胪。魏应字君伯，东汉建武初年，从博士学《鲁诗》，教授山泽中。明帝时，为博士，累迁至光禄大夫，弟子达数千人。章帝时参加白虎观经学会议。
习《齐诗》者，有伏恭、任末、景鸾等家。伏恭字叔齐，入继从父伏黯，受其学。伏恭建武年间拜博士，迁常山太守，在任兴学校，教授弟子，其地多为伏氏之学。伏黯明《齐诗》，曾改定章句，作《解说》9篇。伏恭认为伏黯章句繁多，便删减浮词，定为20万言。任末字叔本，少习《齐诗》，在京教授十余年。景鸾字汉伯，少时随师学经。通《齐诗》、施氏《易》，以明图纬灾异著称，作《诗解》等书50余万言。
习《韩诗》者，有杜抚、召驯、杨仁、赵晔、张匡等数家。杜抚字叔和，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有弟子千余人。建武年间官公车令，“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召驯字伯春，少习《韩诗》，博通书传，以节义称乡里，后任骑都尉，侍讲章帝，入授诸王。杨仁字文义，光武帝时从师学《韩诗》，明帝任其为北宫令，以正直称于世。赵晔字长君，从杜抚受业，著《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张匡字文通，习《韩诗》，作章句。
《毛诗》西汉时未立于学官，但盛行于东汉。初传者卫宏，字敬仲。谢曼卿善治《毛诗》，并为作训，卫宏从之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22]。《毛诗序》在《诗》学传承上有重要影响。经学家郑众、贾逵也都是传习《毛诗》的重要人物。以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都是研究《毛诗》的重要著作。
四、《礼》的传承
《礼》本指《仪礼》，后来人们又把《周礼》、《礼记》二书与之并列，称为三《礼》，都视为儒家经典。《仪礼》本称《礼》或《士礼》，《仪礼》是汉以后出现的名称，是记载古代礼仪之书。《周礼》本名《周官》，是记载古代官制之书。《礼记》内容比较庞杂，有对典章制度的记载或考证，有对《仪礼》的解说，也有政治、学术、教育等方面的论述。
关于三《礼》的作者，有不同的说法。今文学家认为《仪礼》是孔子所修，古文学家则认为修于周公。《周礼》是古文学，称出于周公，其实可能是战国甚至汉代的作品。《礼记》为汉代今文学家戴圣编纂，就学派说属于今文学，但内容又可说是今古文杂糅。
《仪礼》有今古文之分。《汉书·艺文志》著录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其中《古经》指古文本。《汉书·艺文志》礼类小序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经》指今文本，即现传《十三经注疏》中所收汉高堂生传本。
西汉立于学官的是今文《仪礼》。《汉书·艺文志》言：“……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西汉传今文《礼》者皆以高堂生为宗。高堂生传徐生。徐生在文帝时，为礼官大夫，由子传至孙徐延。徐延和徐生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任礼官大夫，而萧奋以明《礼》至淮阳太守。萧奋传孟喜之父孟卿。孟卿传后仓、闾丘卿。后仓在曲台殿著书数万言，称为《后氏曲台记》。后仓授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戴德字延君，为信都太尉，号大戴。戴圣字次君，为戴德之侄，号小戴，宣帝时为博士，后任九江太守。庆普字孝公，为东平太傅。以上三家为《礼》的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都立于学官。庆普授夏侯敬，又传族子庆咸。大戴授徐良。徐良字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中世代传其业。小戴授桥仁、杨荣。桥仁任大鸿胪，家中世代传其业。杨荣任琅邪太守。这是大戴的徐氏之学和小戴的桥氏、杨氏之学。
东汉大、小戴《礼》仍立于学官，可是“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23]。庆氏《礼》的传者有曹充、董钧等人。董钧字文伯，博通古今，永平初年为博士，参与制订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当世称为通儒，常教授弟子百余人。曹充建武年间以习《礼》为博士，从封泰山，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诸礼仪。传其业与子曹褒。曹褒字叔通，章帝时为博士，建议修《汉礼》。“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曹褒以博物识古，为儒者宗，“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24]。
《礼古经》也称《逸礼》，汉兴重现于民间。共56篇，较今文《礼》多出39篇，古文家据此攻击今文《礼》残缺不全。这39篇《逸礼》没有留传下来，《汉书·艺文志》称：“……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周礼》，《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周官经》6篇，另有《周官传》4篇。《周礼》6篇为：《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但《冬官》一篇早已亡佚，当时补以《考工记》，称《冬官·考工记》。此书据说是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所上，《经典释文叙录》言：“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大概奏上后，此书即藏于中秘，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时，才被刘歆发现，并介绍出来。王莽时，刘歆为国师，为《周礼》置博士。刘歆传其学与杜子春、贾徽。杜子春传郑兴。郑兴传其子郑众。贾徽传其子贾逵。贾逵奉诏作《周官解诂》。其后马融、卢植、张恭祖等，都治《周礼》，有所述作。“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篇，通为三《礼》焉。”[25]《周礼》是古文学重要的典籍，但对它的争议颇多，可说是众说纷纭，至今未决。
《礼记》49篇，关于此书的来源，有多种不同说法。《经典释文叙录》引晋陈邵《周礼论序》谓：“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礼记》的传授，没有明文可录。从《后汉书》等书的零星记载中，我们可知：传《小戴礼》的桥仁，又兼传其《礼记》，著有《礼记章句》49篇。曹褒除从其父受《庆氏礼》外，又传《礼记》49篇。汉末马融传小戴之学，郑玄从之受业，为《礼记》作注。此后《礼记》始与《仪礼》、《周礼》并称三《礼》。
五、《春秋》的传承
《春秋》本为春秋时各诸侯国史书的通称，当春秋末年天下大乱之际，孔子在四处游说受挫之后，为了表达自己王道政治的理想，以干预现实社会，对鲁国旧史《春秋》加以改造，修成六经之一的《春秋》。此后所言《春秋》，一般即专指孔子所修《春秋经》。
《春秋》依鲁国隐公到哀公十二公的顺序编年纪事，共记242年史事，所记涉及各诸侯国史事，而以鲁国为主。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修《春秋》，贯彻了“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的宗旨；笔法严谨，寓有微言大义，具有“约其文辞而指博”的特点，以至于“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产生了“《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26]的效果。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春秋》作了集中评述，代表着汉代人对《春秋》的基本看法：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春秋》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着重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有《公羊传》、《穀梁传》二家，先后立于学官。古文为《春秋左氏传》，着重补充有关史实。另有邹氏、夹氏，其中邹氏无师承，夹氏有录无书，二家之学遂失传。
《春秋公羊传》是汉代的显学，以创传于公羊氏而得名，徐彦《公羊传疏》引东汉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以上传承顺序不可尽信，但到汉初此书著于竹帛的说法大体无误。
胡母子都以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齐之言《春秋》者以他为宗主，公孙弘也是他的学生。董仲舒精于《春秋》公羊学，为一代儒宗，著有《春秋繁露》。弟子著名者有褚大、段仲、嬴公、吕步舒等。褚大任梁相，吕步舒官丞相长史。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
孟卿兼善《诗》、《礼》，已见上文。眭弘字孟，昭帝时官符节令，因言灾异获罪被诛。眭弘弟子百余人，“唯（严）彭祖、（颜）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因而，眭弘有“《春秋》之意，在二子矣”之叹。严彭祖与颜安乐各专门教授，由此《公羊》学有颜、严两家之学。
严彭祖为宣帝博士，后迁太傅。性廉直，尝言：“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27]彭祖授王中。王中为元帝少府，家中世代传其业。王中授公孙文、东门云。公孙文官东平太傅，徒众甚盛。东门云为荆州刺史。
颜安乐字公孙，官至齐郡太守丞。授泠丰、任公。泠丰字次君，官淄川太守。任公官太府。二家是颜家的泠、任之学。另外，贡禹事嬴公，其学成于眭弘。贡禹传业与堂谿惠，惠传冥都。疏广事孟卿，授业与筦路。筦路、冥都又从颜安乐问业，所以颜氏又有筦氏、冥氏之学。筦路传孙宝。孙宝官大司农。泠丰传马宫、左咸。马宫官大司徒。左咸官至九卿。
东汉《公羊》颜氏学似不及严氏学兴盛，传其学者为张玄。张玄字君夏，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光武时为《颜氏春秋》博士。“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
东汉传《公羊》学的还有李育和何休。李育字元春，因班固荐举而名重一时。对古文学有所涉猎，以为《左传》虽有文采，但不得圣人深意，针对时人多引图谶不据理证之弊，作《难左氏义》42事。建初年间为博士，参与白虎观经学会议，“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28]。
何休字邵公，可说是《公羊》学大师。《后汉书·儒林列传》介绍他“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妙得《公羊》本意。……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
《穀梁传》，《汉书·艺文志》著录“《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颜师古注：“名喜。”其他各书则有穀梁子名嘉、赤、寘、俶、淑等多种说法。大概此书本口耳相传，后著于竹帛。
汉初传《穀梁》学者为治鲁《诗》的申公。申公传瑕丘江公。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论《公》、《穀》二传，江公不善言辞，加上丞相公孙弘也治公羊学，武帝便让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通《公羊春秋》后，又私下向江公请教《穀梁传》。江公传子至孙皆为博士，又有荣广、皓星公从之受业。荣广字王孙，尽得江公之学，多次与《公羊》学大师眭弘辩论，常常取胜，扩大了《穀梁》学的影响。
周庆字幼君，丁姓字子孙，二人皆为博士。丁姓官至中山太傅，授申章昌。申章昌字曼君，为博士，官至长沙太傅，徒众甚盛。尹更始字翁君，为谏大夫，作《穀梁章句》，授其子尹咸及翟方进、房凤。翟方进宫丞相，尹咸官大司农。房凤字子元，官五宫中郎将，因支持刘歆立《左氏春秋》而外放九江太守。以上是《穀梁春秋》的尹氏、申章氏、房氏之学。另外，江公孙传与胡常，胡常授萧秉。萧秉字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这是《穀梁传》的胡氏之学。
后汉以来，《穀梁》学远不及《公羊传》、《左传》流行，其传承情况也难得其详。
关于《左传》，争论颇多。现在较多的人相信《左传》本是独立于《春秋》的一部史书，经刘歆改造才成为解经之著。按《经典释文》之说，其最初传承的顺序是：“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御史大夫张禹。”此处所言汉以前《左传》的传授或多臆度之辞，汉兴之后的传承，大体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相同。《汉书·楚元王传》说：“（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可见刘歆对《左传》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在他之后《左传》始大行于世。经刘歆努力，平帝时《左传》立于学官。
东汉《左传》之学大兴。刘歆传《左传》学与贾徽、郑兴。贾徽撰《春秋条例》，传其子贾逵。贾逵受诏奏《公》、《穀》二传不如《左传》四十事，名为《左传长义》，又撰《左氏解诂》。郑兴传其子郑众。郑众撰《左氏条例章句》。另东汉陈元从其父陈钦受《左传》，陈钦则受业于尹咸。建武年间，“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
东汉末传《左传》者，有服虔、颍容、谢该等人，马融、延笃、郑玄也治《左氏》学。郑玄撰《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三书，以驳何休。服虔字子慎，“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颍容字子严，著《春秋左氏条例》5万余言。谢该字文仪，善《左传》，“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