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即具有地域性的多元文化的特点。在新石器时期，有处于黄河流域的黄河中游和黄河下游两个文化区，前者经历了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发展阶段，后者经历了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发展阶段。同时，在长江流域有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两个文化区：前者以江汉平原为中心，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后者以太湖平原为中心，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有这些文化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得到统一，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夏文化。同时，在中原的四周还有被称为蛮夷戎狄的诸族文化。后来，发端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商人灭掉夏朝建立了商王朝，他们在继承夏文化的基础上又有所“损益”，创造了甲骨文字，为以后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商亡后继起的是周朝。周族原居于西方，却建立了比夏、商两代统治地域更为广阔的王朝。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周公旦，不仅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而且还在继承夏、商两代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礼乐制度，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华夏文化初步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但是，由于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建立了许多相对独立的诸侯国，且各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经济文化的交往也不十分密切，因此，周王朝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制国家，各诸侯国有着很强的地方独立性，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并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也日趋明显，并最终形成了这样几个具有浓重的地域性特点的文化区：以法家思想为主的秦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邹鲁文化，以道家思想为主的楚文化，以道家、法家、儒家等综合性思想为主的齐文化。这些文化就其地域文化而言，实质上是史前时期就已开始形成的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两大系文化的延伸。同时，当时还有属长江上游文化的巴蜀文化和地处西南边陲的西南夷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地域文化的昌盛与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文化分裂的标志，恰恰是地域文化统一的象征，它为秦汉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与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秦皇朝。从此，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的辽阔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统一的秦皇朝的出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秦皇朝建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以巩固和促进国家的统一与文化的发展。如在政治制度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统一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以诸侯为郡县”；又“治驰道”[2]，“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3]，把首都咸阳与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秦朝还统一文字、度量衡等。这些措施的推行，无疑对各地文化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过，由于秦皇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决定了它在民族文化统一的深度和广度上必然是有限的。终秦之世，它所实行的可以说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秦国文化在空间上的扩张，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而秦国的文化，众所周知，它与东方诸国的文化发展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它产生伊始，就与西周文化联系较少。它所继承的西周文化，主要是文字、天文、占卜和诗歌等，并没有接受多少西周文化的价值观念。在秦文化的发展史上，先受戎夷文化影响，后来以三晋法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要理论。其中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的秦穆公时期和前4世纪中期的秦孝公时期，是秦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奴隶制发展到全盛期；在文化上，则主要向西戎学习。秦穆公所用的人物由余，“其先晋人，亡入戎，能晋言”[4]。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对西周文化和戎夷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在价值观念上，由余否定西周的宗法伦理，而推崇戎夷氏族部落文化，称颂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赞美其为“圣人之治”[5]。秦穆公重用由余，表示秦国文化的当时发展状况与戎夷近似。后一时期，秦孝公重用商鞅，厉行变法，采取了一系列迎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家政治、经济措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6]，使秦国一跃而成为屈指可数的强国，为随后百余年秦国的发展以至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法家文化渗透到秦国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7]的局面。秦皇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本人，就对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学说推崇备至；他所重用的丞相李斯，是韩非的同学，也是一位法家学说的力行者。因此，秦文化可以说主要是吸收古朴的戎夷氏族部落文化和三晋法家文化的发展结果。在秦朝，重功利、轻伦理的法家文化又更为突出。韩非在《五蠹》篇中所说的：“上古逐于道德，中古竞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可以说正是当时法家的宣言。由于秦文化中过分重视功利而轻视伦理，使它最终走上了迷信暴力的歧途，从而导致了秦朝的覆亡。

秦朝存在的历史是短暂的，它在中华民族统一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是有限的。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是如此迅猛，以致它根本没有时间为刚刚诞生的统一的大帝国创造一种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帝国的大厦就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轰然倒塌。尽管如此，秦国的文化以及秦皇朝所采取的一系列统一措施，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政治方面，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形式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并开创了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模式。因此，有人评论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8]“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9]在经济方面，自秦开始，基本上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秦朝广泛地、彻底地推行法家路线，在我国历史上开创了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的先河，并对尊孔读经传统的形成，从反面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秦皇朝的灭亡，宣告了法家政治的终结。它充分说明了以法家文化为核心的秦文化已不可能成为民族文化的唯一代表，法家思想也不能作为巩固封建统一帝国的统治思想。继秦而起的西汉皇朝，其统治者大多来自楚地，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在缺乏可以依靠的统治思想理论的前提下，为了巩固新成立的封建中央政权，迅速恢复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他们需要寻找自己的统治文化。西汉初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邹鲁文化首先作了尝试。其重要表现就是博士叔孙通向汉高祖刘邦进言，确立朝仪，并得到了刘邦的采纳。但是，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将儒家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思想。面对连年战争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所造成的破坏，人民要求安宁，汉初统治者根据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张，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自汉初直至武帝上台执政，黄老之学取代法家，成为汉初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黄老之学大约产生于战国中期，盛行于当时齐国的稷下，其思想主要是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道家思想，同时又兼采儒家的礼义、名家的形名诸说。因此，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与发展，本身就是各地思想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其总结性著作为《淮南子》一书。

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朝的国力趋于强盛。但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也日渐暴露，有时还很尖锐，加之周边匈奴等民族的侵扰，统治者再也不能采取所谓不干涉人民生活的“清静无为”的统治政策了。黄老之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需要一种更符合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根本利益、能起长治久安作用的思想学说。于是，由春秋时期鲁人孔子首创的儒家学说，经过改头换面，便粉墨登场。这种经过改头换面的儒家学说，就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董仲舒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先秦孔、孟、荀诸派儒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大量地融合了“百家争鸣”中的阴阳五行家、法家、道家等多家思想，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文化的创造性工程。由于新儒学吸取了各地、各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提出了“三纲五常”学说，集中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伦理关系和宗法制度的需要，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适应了巩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需要，因此，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当即得到了汉武帝的首肯，此后儒家地位越来越高，成为汉皇朝的官方哲学，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从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看，它也意味着自春秋战国以来各地区文化特点在统治思想文化方面已基本实现统一。并且，与秦皇朝的文化统一不同，它主要不是采取暴力形式，而更多地是文化本身发展的结果。

有必要指出，在汉武帝时代，儒家虽然在学术上被定为正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学派均已消亡。西汉皇朝虽然是在推翻秦朝后建立起来的，但在其推行的政治制度上，却大部分继承了秦代的制度。法家的思想仍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法家人物不仅在社会上广泛活动，还活跃于政治舞台。如汉武帝时期，在中央有以治淮南王刘安之狱而起家的酷吏张汤和法家出身的著名理财家桑弘羊，他们都掌有实权。在地方，则有许许多多“好杀伐”的酷吏，著名的有杜周、宁成、周阳由、赵禹、王温舒等。黄老之学与儒家的斗争也始终存在。汉武帝晚年也有向黄老之学返归的趋向，昭宣时期所采取的许多统治策略措施也明显具有黄老之学的思想痕迹。汉宣帝曾对“柔仁好儒”的太子刘奭厉声训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10]这是汉朝统治者有意识地综合运用各家各派思想的明确表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原本存在的秦、晋、齐、鲁、楚等区域文化在统治思想文化上，其差异性已不再重要了。

秦汉时期是我国区域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经过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大融合，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大格局已基本形成，并走向成熟。在政治上，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在经济上，形成了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在思想文化上，奠定了以董仲舒新儒家为主，辅以道教、佛教（佛教系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格局。秦汉时期形成的这一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大格局，一直延续至中国近代，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把这一文化大格局比作一株树干，那么由此而派生的诸如政治体制、政治思想、宗法伦理、价值观念、文学艺术、饮食起居等，就是伸向各处的树枝，在这些纷繁的树枝上又结满了丰硕果实。在我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尽管也有无数次与周边各族、海外诸国的文化交流，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文化营养，但是，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大格局却始终未变，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核心没有变。而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这一大格局之所以能延续那么久，撇开其他因素不说，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积累与融合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