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统治者对本朝历史非常重视，认为“凡一代之兴，必垂一代之史”[1]。因此，从顺治朝开始，就有计划地组织人力，把大臣章奏、皇帝谕示分门别类进行编辑，作为纂修国史之用。顺治帝曾提出纂修《清太宗实录》的原则：“毋浮夸以失实，毋偏执以废公，毋疏忽以致阙遗，毋怠玩以淹岁月。敬成一代之令典，永作万年之成宪。”[2]康熙帝即位以后，准备纂修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历史，为此任命了监修总裁官、副总裁官。他还就开国功臣传主的先后顺序作出谕示，认为应当以事绩先后定次第，不宜以功绩分次第，避免出现子孙列前的现象。雍正帝即位以后，不仅准备纂修三朝国史，而且准备纂修四朝国史。他谕令有关部门行文八旗，将诸王、贝勒、贝子、公以及文武大臣的册文、诰敕、碑记、功牌、家传等详加查核，汇集成册，作为纂修国史用。雍正帝还任命大学士鄂尔泰为四朝国史、八旗志书馆总裁官。
翰林院
综上所述可见，清前期统治者对修国史的确是非常重视的。正因为此，清朝建立后，便设立了修史机构。“翰林院……掌院……掌国史笔翰，备左右顾问。……修实录、史、志，充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3]
不过应当指出，翰林院不单纯是修史机构。康熙帝曾说：“翰林职掌，专事纂修。”[4]“国家设立翰林院衙门，原以储养人才，娴习文学，以备顾问编纂之用。”[5]由此可知，修史只是翰林院职掌的一个方面。原来，在翰林院中，设有国史馆机构，专门掌修国史。“国史馆总裁，（特简，无定员。）掌修国史。清文总校一人。（满洲侍郎内特简。）提调，满洲、（内阁侍读学士或侍读派充。）蒙古、（内阁蒙古堂或理藩院员司派充。）汉（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官派充。）各二人。总纂，满洲四人，蒙古二人，汉六人。纂修、协修，无定员。（蒙古由理藩院司官充。满、汉由编、检充。）校对，满、蒙、汉俱各八人。（内阁中书充。）”[6]
清前期统治者以翰林院中的国史馆作为修史机构。此外，军机处中的方略馆专修方略，也负有一部分修史之责。众所周知，清朝皇帝在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之后，都编有方略，也称“纪略”，记载这一次军事行动的始末。可见，方略记载的是清朝本朝的历史。军机处方略馆的组织机构及职掌是：“总裁，军机大臣兼充。掌修方略。提调、收掌、俱满、汉二人。纂修，满洲三人，汉六人。（俱由军机章京内派充。汉纂修缺内由翰林院咨送充补一人。）校对，无员限。（六部司员、内阁中书兼充。）有事权置，毕乃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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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以看出，在清前期，翰林院国史馆是常设的修史机构，军机处方略馆是临时的修史机构。此外，为修《明史》，清政府也曾临时组织机构。顺治朝，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范文程、刚林等人曾充任纂修《明史》总裁官，宁完我、朱之俊等人为副总裁官，图海、张端等人为纂修官，石图等人为收掌官。[8]到康熙和雍正朝，《明史》纂修机构的人选又多有变化。不仅如此，为修某一部专书，清政府还要临时组成某某馆，作为该书的修撰机构，比如修“圣训”、“实录”等，就都曾组成修圣训馆、修实录馆。
总之，国家常设修史机构、临时修史机构、不同类别史书修撰机构的设立，既表明了清统治者对历史的重视，也为各种史书的修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