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旧有的记载把年代全记错了的 例如陶渊明，《宋史》、《昭明太子》、《晋书》各传，都说他年六十三，生于晋兴宁三年，其实都错了。我替他作年谱，从他的诗句里找出好些证据，断定他年只五十六。生于晋咸安二年。这么一来，和旧有的年谱全体不同了。旧谱前数年的事，我都移后数年。这种工作，和《太史公系年考略》稍异。他用的是钩沉的工夫，我用的是订讹的工夫。前人作了不少的《陶渊明年谱》，都不会注意到此。其实无论那个谱主的生年数一错，全部年谱都跟着错了。此外如谱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后次序，前人的记载也不免常有错误，都值得后人考订。例如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作的，其后有许多人说他造谣：这实是一大问题。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后，早有好年谱考定了，便不致引起后人的争辩。专传列传都不能做详细考订工作；年谱的责任，便更重大了。
（3）旧有的记载故意诬蔑或观察错误的 如《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的好处，一点不说，专记坏处，有些不是他的罪恶，也归在他身上了，因为作《宋史》的人根本认他是小人。后来蔡上翔作《王荆公年谱》，把《王荆公文集》和北宋各书，关于谱主的资料，都搜辑下来，严密的考订一番，详细的记述成书。我们看了，才知道作《宋史》的人太偏袒王安石的敌党了，把王安石许多重要的事迹都删削了，单看见他的片面，而且还不免有故入人罪的地方。像这种年谱，实有赖于考订。倘无考订的工夫，冒昧的依从旧有的记载，那么，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但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似乎不免超过了考订的范围，有许多替王安石辩护的话，同时写在考订的话之后；辩护虽很不错，却和考订的性质有点不同了。
总结上面四种年谱种类说几句话，就是我们要想作年谱先要打定主意，想做的是那一种，是创作的呢，还是改作的？是独立的呢，还是附见的？是平叙的呢，还是考订的？主意定了，才可以动手。
乙 年谱的体例
接着的便是年谱的体例问题，我们须得讲个清楚，使学者知道年谱怎样作法。
（一）关于记载时事——谱主的背景
世上没有遗世独立的人，也就没有不记时事的年谱。伟大的人，常常创造大事业，事业影响到当时人生，当然不能不记在那人的年谱上。就是活动力很小的人，不能创造大事业，而别人新创造的事业，常常影响到他身上，那么，时事也应占他年谱的一部分。不过谱主的趋向既各不同，年谱记载时事，自然也跟着有详有简。详简的标准，我们须得说一说：
譬如陈白沙是荒僻小县的学者（我的乡先辈），不曾做过教学以外的事业；生平足迹，只到过广州一次，北京两次；生的时世又很太平：简直可以说他和时事没有直接的关系。倘使替他做年谱，时事当然少记。又如钱竹汀的科名虽然不小，但只做了几年闲散的京官，并没有建设什么功业，到了中年，便致仕回里，教书至死，生的时世也很太平。我们要想把时事多记些上他的年谱，也苦于无法安插。又如白香山的诗，虽很有些记载社会状况的，生的时世虽很纷乱，但他不曾跑进政局和时事还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总算受了时事的影响。倘使我们替他做年谱，时事自然可以记载些。像这类纯粹的学者、文人，和时代的关系比较的少，替他们做年谱，要记载时事，应该很简切，假使看见旁人的年谱记时事很详，也跟样，那可错了。
反面说，学者，文人，也有根本拿时代做立脚点的。例如顾亭林，虽然少做政治活动，而他的生涯完全受政治的影响，他的一言一动几乎都和时代有关系。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不但不能了解他的全人格和学问，而且不能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义。从晚明流寇纷起，满洲人入关得国，到明六王次第灭亡，事事都激动他的心灵，终究成就了他的学问。像这类人虽然没有做政治活动，他的年谱也应该记载时事，而且须记详细些。若谱主正是政治家、当轴者，那更不用说，无论是由他创造的事业，或是有影响于他身上的时事，都应该很详细的记入他的年谱。
有一种文人，和当时的政事有密切关系。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我们竟无法看懂他的著作，认识他的价值，而时事亦即因此湮没不少。例如一般人称杜甫的诗为诗史，常常以史注诗，而不知诗里便有许多史册未记的事。又如顾亭林的诗，影射时事的也不少，其中有一首，记郑成功张煌言北伐至南京的一事，说张煌言曾与李定国定期出兵，因路远失期，以致败走。假使《顾亭林年谱》不记时事，怎么知道这诗所说何事？即使知道了郑张北伐的事，不端详诗句的隐义，也会湮没了张李相约的轶闻。所以谱主的著作，和年谱对看，常有相资相益之处；而年谱记载时事，也因此益觉重要。
大概替一人作年谱，先须细察其人，受了时事的影响多大？其人创造或参与的时事有几？标准定了，然后记载才可适宜。
曾国藩是咸丰同治间政局唯一的中心人物，他的年谱记载时事应该很详细。除了谱主直接做的事情以外，清廷的措施，偏将的胜负，敌方的因应，民心的向背，在在都和谱主有密切的关系，如不一一搜罗叙述，何以见得谱主立功的困难和原因？我们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谱》，实在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欲望。因为他只叙谱主本身的命令举动，只叙清廷指挥擢黜谕旨，其余一切，只有带叙，从不专提。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虽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实际上还不够用。倘然有人高兴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万别忘记旧谱的短处，最要详尽的搜辑太平天国的一切大事，同时要人的相互关系，把当时的背景写个明白，才了解曾国藩的全体如何。
假如要作李鸿章的年谱，尤其要紧的是要把背景的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强国。因为李鸿章最初立功，就因利用外交，得了外国的帮助，才和曾国藩打平太平天国。假使不明白各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如何知道他们成功的原因。后来他当了外交的要冲，经过几次的国际战争，缔结几次的国际条约，声名达于世界。他诚然不善于外交，丧失了国家许多权利；但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事事受制于人，除了明白中国的积弱情形以外，尤其需要明白世界的大势。因为十九世纪之末，自然科学发达的结果，生产过剩，欧洲各国都拼命往东方找殖民地和市场，非澳二洲和亚洲南西北三部，都入了白人的掌握，所以各国的眼光，都集中到中国。那时世界又刚好出了几个怪杰，德国的俾斯麦，俄国的亚历山大，日本的明治帝，一个个都运用他们的巨腕，和中国交涉，而首当其冲者是李鸿章。假使世界大势不是如此，李鸿章也许可以做个安分守己的大臣。所以我们要了解李鸿章的全体，非明白他的背景不可；而且背景非扩充到世界不可。这种责任，不是专传的责任，非年谱出来担负不可。
实际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做了许多事业，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种种不同的批评。我们史家不必问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的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譬如王安石变法，同时许多人都攻他的新法要不得，我们不必问谁是谁非，但把新法的内容，和行新法以后的影响；并把王安石用意的诚挚和用人的茫昧，一一翔实的叙述，读者自然能明白王安石和新法的好坏，不致附和别人的批评。最可笑的是《宋史·王安石传》：他不能写出王安石和新法的真相，只记述些新法的恶果和反对的呼声，使得后人个个都说王安石的不好。最可嘉的是蔡上翔《王荆公年谱》：他虽然为的是要替王安石辩护，却不是专拿空话奉承王安石。他只把从前旧法的种种条文，新法的种种条文，一款一款的分列，使得读者有个比较。他只把王安石所用的人的行为，攻击王安石的人的言论，一件一件的分列，使得读者明白不是变法的不好，乃是用人的不好。像这样，才是史家的态度。作政治家的年谱，对于时事的叙述，便应该这样才对。
上面几段讲的是纯粹政治家的年谱作法，此外还有一种政治兼学问，学问兼政治的人，我们若替他作年谱，对于时事的记载，或许可以简略点，但须斟酌。譬如王阳明是一个大学者，和时事的关系也不浅。但因为他的学问的光芒太大，直把功业盖住了，所以时事较不为作他的年谱者所重。其实我们为了解他成功的原因起见，固然不能不说明白他的学问；为了解他治学的方法起见，也不能不记清楚他的功业。因为他的学问就是从功业中得来，而他的功业也从他的学问做出，二者有相互的关系。所以他的年谱，对于当时大事和他自己做出的事业，都得斟酌著录。
《钱竹汀年谱》，颇能令人满意。因为钱竹汀和时事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年谱记时事很简，自然没有什么不对。王懋竑的《朱子年谱》记时事却太详细了。朱子虽然做了许多官，但除了弹劾韩佗胄一事之外，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也没有受时事的大影响。所以有许多奏疏也实在不必枉费笔墨记载上去，因为大半是照例，和时局无关系。这种介在可详可略之间，最须费斟酌；稍为失中，便不对。
文学家和时势的关系，有浓有淡。须要依照浓淡来定记时事的详略，这是年谱学的原则。但有时不依原则，也有别的用处。譬如凌廷堪、张穆的《元遗山年谱》，记载时事很详，其实元遗山和时事并没有多大关系，本来不必这样详；凌张以为读元遗山的诗和读杜甫的诗一样，非了解时事则不能了解诗，其实错了。但从别一方面看，金元之间，正史简陋的很，凌张以元遗山做中心，从诗句里钩出许多湮沈的史料，放在年谱内，虽然不合原则，倒也有一种好处。
不善体会上面说的详略原则，有时会生出过详过略的毛病。譬如张尔田的《玉谿溪生年谱笺注》记载时事极为详尽，只因他的看法不同。他以为李义山做诗全有寄托，都不是无所为而为，这实不能得我们的赞成。诚然，人们生于乱世，免不了有些身世之感，张氏的看法，也有相当的价值。但是我们细看李义山的诗，实在有许多是纯文学的作品，并非有所感触，有所寄托。张氏的笺注时事，不免有许多穿凿附会的地方。
我们应该观察谱主是怎样的人？和时事有何等的关系？才可以定年谱里时事的成分和种类。不但须注意多少详略的调剂，而且须注意大小轻重的叙述。总期恰乎其当，使读者不嫌繁赘而又无遗憾，那就好了。
（二）关于记载当时的人
个人是全社会的一员；个人的行动，不能离社会而独立。我们要看一个人的价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关系的人。年谱由家谱变成，一般人作年谱，也很注意谱主的家族。家族以外，师友生徒亲故都不为作年谱的人所注意。这实在是一般年谱的缺点。比较最好的是冯辰的《李恕谷年谱》。因为他根据的是李恕谷的《日谱》，所以对于李恕谷所交往的人都有记载。我们看了，一面可以知道李恕谷成就学问的原因，一面可以知道颜李学派发展的状况，实在令人满意。《曾文正公年谱》可不行。因为曾国藩的关系人太多，作者的眼光只知集中到直接有关系的人，自然不足以见曾国藩的伟大。
翻回来，再看《王阳明年谱》。我们因为王阳明的学问和他的朋友门生有分不开的关系，所以很想知道那些朋友门生某年生，某年才见王阳明，往后成就如何。钱德洪等做年谱，只把所闻所知的记了一点，却忽略了大多数，实在令我们失望。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也是一样。朱熹到底有多少门生？他所造就的人才后来如何？我们全不能在上面知道。像朱王这类以造就人才为事业的人，我们替他们作年谱，对于他们的门生属吏友朋亲故，应该特别注意；记载那些人的事迹，愈详愈好。
寻常的年谱，记载别人的事迹，总是以其与谱主有直接的关系为主（如诗文的赠答，会面的酬酢）；若无直接的关系，人事虽大，也不入格，其实不对。例如《朱子年谱》记了吕伯恭、张南轩、陆梭山的死，只因朱子做了祭文祭他们。陆象山死在何年，上面便查不出，只因朱子不曾作祭文祭他。作者的观念以为和谱主没有直接的关系，便不应该记；其实年谱的体裁并不应该这样拘束。张吕二陆都是当时讲学的大师，说起和朱子的关系，最密切的还是陆象山。但我们竟不能在《朱子年谱》看到陆象山的死年，这是何等的遗憾！
从年谱的历史看，明朝以前，记时人较略；清中叶以后渐渐较详了。张穆的《顾亭林年谱》便是一个例证。王文诰的《苏东坡年谱》又更好一点，凡苏诗苏文所提到的人都有，而且略有考证。近时胡适的《章实斋年谱》，记事固然有些错误，记人却还好。他除了零碎的记了谱主师友的事迹以外，单提出戴震、袁枚、汪中三个可以代表当时思想家的人，来和谱主比较；就在各人卒年，摘述谱主批评各人的话，而再加以批评。批评虽不是年谱的正轨，但可旁衬出谱主在当时的地位，总算年谱的新法门。
老实说，从前作年谱，太过拘束了。谱主文集没有提起的人，虽曾和谱主交往而不知年分的人，都不曾占得年谱的篇幅。我将现在尽可用三种体裁来调剂：和谱主关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作一篇小传；和谱主有关系而事迹不多的，可各随他的性质，汇集分类，作一种人名别录；姓名可考，事迹无闻，而曾和谱主交际的，可以分别作人名索引。凡是替大学者大政治家作年谱，非有这三种体裁附在后面不可。
好像《史记》做了《孔子世家》之后又做《仲尼弟子列传》，列传后面有许多人都只有姓名而无事迹，但司马迁不因他们无事迹而灭其姓名。朱熹、王守仁的弟子可考的尚不少，我们从各文集和史书学案里常常有所发现，若抄辑下来，用上面三种体裁做好，附在他们年谱后面，也可以弥补缺憾不少。
我自己作《朱舜水年谱》，把和朱舜水交往的人都记得很详细。那些人名，日本人听得烂熟，中国却很面生。因为朱舜水是开创日本近二百年文化的人，当时就已造就人才不少。我们要了解他的影响的大，须看他的朋友弟子跟着他活动的情形。虽然那些人的史料很缺乏，但我仍很想努力搜求，预备替他们做些小传。像朱舜水一类的人，专以造就人才为目的，虽然所造就的是外国人，但和我们仍有密切的关系，在他年谱记当时人，当然愈详愈好。
（三）关于记载文章
记载谱主文章的标准，要看年谱体裁是独立的，还是附见的。附见文集的年谱，不应载文章。独立成书的年谱，非载重要的文章不可。重要不重要之间，又很成问题。
《王阳明年谱》关于这点，比较的令人满意。因为他虽在文集中而已预备独立。有关功业的奏疏，发挥学术的信札，很扼要的采入各年。独立的年谱很可拿此谱做记载文章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