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代，政治的重心，既然不在天子而在列国，则欲知其时的政治，非兼知其时列国的情形不可。而欲知列国的情形，又非先知古代的封建制度不可。

封建制度，当分两层说：古代交通不便，一水一山之隔，其人即不相往来。当此之时，即有强大的部落，亦不过能征服他部落，使之服从于我，来朝或进贡而已。这可称为封建制度的前期。后来强大之国，更强大了；交通亦渐方便，征服他国后，可以废其酋长，而改封我的子弟、亲戚、功臣、故旧。则所谓共主的权力更强；而各国之间，关系亦日密。这可称为封建制度的后期。从前期到后期，亦是政治的一个进化。“众建亲戚，以为屏藩”的制度，莫盛于周代。要明白周代的封建制度，又不可不先明白其宗法。

社会的组织，本是起于女系的。所以在文字上，“女”“生”两字，合成一个“姓”字。后来女权渐次坠落，男权日益伸张。权力财产，都以男子为主体，有表明其系统的必要。[1]于是乎姓之外又有所谓氏。所以姓是起于女系，氏是起于男系的。[2]再后来，婚姻的关系，亦论男系而不论女系，于是姓亦改而从男。一族的始祖的姓，即为其子孙的姓，百世而不改。如后稷姓姬，凡后稷的子孙都姓姬之类。是之谓正姓。氏则可随时改变。如鲁桓公系鲁国之君，即以鲁为氏，而其三个儿子，则为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之类。是之谓庶姓。[3]正姓所以表示系统，庶姓则表示这系统内的分支。宗法与封建，是相辅而行的。凡受封的人，除其嫡长子世袭其位外，其次子以下，都别为大宗，大宗的嫡长子，为大宗宗子。其次子以下，则别为小宗。小宗宗子，直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小宗宗人，则直接受小宗宗子的统辖，间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凡受统辖的人，同时亦得蒙其收恤。小宗宗人，受小宗宗子的统辖和收恤，都以五世为限。大宗宗子则不然。凡同出一祖之后，无不当受其统辖，可蒙其收恤。所以有一大宗宗子，即同出一祖的人，都能团结而不涣散。故其组织极为坚强而悠久。[4]此制为什么必与封建并行呢？因为必如此，然后大宗宗子，都是有土之君，才有力量以收恤其族人；而一族中人，都与宗子共生息于此封土之上，自必同心翼卫其宗子。而各受封之人之间，亦借此以保存其联络。因为受封的人，在其所封之地固为大宗，若回到其本国，则仍为小宗。如季氏，在其封地为大宗，对于鲁国的君，则为小宗；周公在鲁为大宗，对周朝则为小宗是。所以《诗经》说：“君之宗之。”而公山不狃（niǔ）称鲁国为宗国。[5]这可见君臣之间，仍有宗族的关系。

不论宗或族的组织，[6]都由古代亲亲之情，限于血统相同，或血统上有关系的人之故。而封建制度，则是一族征服他族之后，分据其地，而食其赋入，而治理其人的办法。一族的人，分据各处，则可以互相藩卫，而别族的人，不易将他推翻。这种精神，要算周代发挥得最为充足。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国十五，同姓之国四十。[7]还有齐、楚等国，或是亲戚，或是功臣故旧。当初原是一族的人，分据各方，以对抗异族，以压制被征服之人。然而数传之后，各国之君，相互之间的关系，已渐疏远；更数传，即同于路人了。而各国的权利，又不能无冲突。于是争斗遂起于国与国之间。这还是说始封之君，彼此本有关系的，若其并无关系，则其争斗的剧烈，自更无待于言了。所以封建制度不废，兵争终无由而息。但是封建制度之废，亦必要待到一定的机运的。

区别诸侯尊卑的是爵，而封地之大小，即因爵而异。《白虎通义》说：周爵五等，殷爵三等，[8]而地则同为三等。地的大小，今文说：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9]古文说：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10]大约今文家所说，是西周以前的旧制。古文家所说，则东周以后，列国都扩大了，立说者乃斟酌其时势以立言。但无论立说定制如何，实行之时，总未必能如此整齐划一；即使能够，后来的开拓和削弱，也是不能一定的。所以列国的大小强弱，就不一致了。就大概言之，则沿边之国强，而内地之国弱；沿边之国大，而内地之国小。大约由沿边诸国，与戎狄为邻，有竞争磨砺，而又地多荒僻，易于占领开拓之故。

列国的互相并兼，非一朝一夕之故。向来说夏之时万国，殷之时三千，周初千八百，春秋时百四十。这固然是“设法”或“约计”之辞，未必是实数。[11]然而国之由多而少，则是不诬的。以一强遇众弱，可以恣意并吞。若两强相遇，或以一强遇次强，则并吞非旦夕间事，于是互争雄长，而有所谓霸主。小国都被并吞，或仅保存其名号，而实际则等于属地。次国听命于大国，大国则争为霸主。春秋时代的情形，便是如此。到战国时，则次国亦无以自立，大国各以存亡相搏，遂渐趋于统一了。

[1]今录拙撰《中国宗族制度小史》数语如下，以资参考：“生计渐裕，则私产渐多。人之情，莫不私其子。父有财产，恒思传之于其子。于是欲知财产之谁属，必先知其父为何人。又古代职业，恒父子相继，而其贵贱即因之。酋长之子，所以继为酋长者，以其为酋长之子也。奴隶之子，所以仍为奴隶者，以其为奴隶之子也。然则欲知其人之贵贱，亦必知其父为何人矣。于是表明父为何人之名兴，而氏立矣。故姓之兴，所以表血统；氏之兴，则所以表权力财产等系统者也。”

[2]见《通志·氏族略》。

[3]《礼记·大传》注疏。

[4]同上。

[5]《左氏》哀公八年。

[6]族有两种：一是兼论女系的，是汉代今文家所说的九族。父族四：（一）父之姓。（二）父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三）身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四）身女子适人者及其子。母族三：（一）母之父母。（二）母之昆弟。（三）母之女昆弟。妻族二：（一）妻之父。（二）妻之母。古文家以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则专论男系了。见《诗经·王风·葛藟（lěi）》正义引《五经异义》。大约今文家之说，乃较早时代之事；古文家所说，则为时较晚。

[7]《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说与此合。

[8]合子男从伯。

[9]《礼记·王制》，《孟子·万章下》。

[10]《周官·职方氏》。

[11]“设法”，见《周官·礼记》郑注，谓假设平正之例。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见《左氏》。又《礼记·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郑康成说：禹之时，中国方万里。末年只剩了三千里。殷汤即因之，分为九州，建千七百七十三国。案方万里有万国，则方三千里，当然是三千国了。千七百七十三，举成数便是千八百，这是这几句话的根源，其实是附会无据的。因其见于柳宗元的《封建论》，而这篇文章，为大家所熟诵，所以引用它的人很多。百四十国，是根据《春秋》及《左氏》，统计所得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