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三统说铺下了摈秦的理论基础，其弟子吾丘寿王之汉高祖继周说，徒孙眭孟之汉当禅退如殷周二王后以承天命说，乃至匡衡、梅福之要求封孔子后以继殷后通三统说，皆董氏学说的理论发挥和实际应用。他们的说法，可视为疾秦意识下的不完全摈秦论，因为三统为殷、周、汉，则秦必摈出而失其序也。此派与司马迁一系的差异，在他们似乎较执着帝王之道三统相承而一的论点，也就是较偏向于继统的角度。至于完全摈秦论，实由刘向、刘歆父子而创定，扬雄之《剧秦》，班彪之《王命论》，及其子班固之撰《汉书》，则是其继起的后劲；摈秦于正统之序以外，至此乃成定论。此数子的学说，前文论之已赘，[48]于此仅略述其关系而已。
刘氏父子之学，实亦有重大承受于仲舒一派的学说。就其正统观念言，即可举其要旨三点以述之：第一，刘向《谏营昌陵疏》，谓“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又谓孔子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於子孙……”阅其全疏，乃知其承受董子三统说之论外继及内继的观念也。[49]《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详引刘歆之三五相包说，其中三统部分亦承自此脉。第二，眭孟创“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说，为霍光以“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罪所杀。不及半个世纪，刘向亦谓“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汉出尧后乃是遥继观念之始，其目的主要在申明汉室乃先圣之后，克承尧之火德而复兴，为班固《汉书·叙传》所谓尧舜之盛，德冠百王，“汉绍尧运，以建帝业”，不应“偏於百王之末，厕於秦、项之列”所由本。亦即尊汉室，屈百王，摈秦、项以彰正统之意也。尽管眭孟的目的为劝汉禅退，刘向的目的在尊大本系，刘歆的目的是欲争取《左传》的正统及官方地位，班固则欲配合东汉政治意识而正汉摈秦项，其实皆变通眭孟之说而作其行为的论据，终至形成正统论的重要说法之一以及促成《汉书》的创作。此为刘氏父子一系的完全摈秦论，承受不完全摈秦论的理论，而进一步发展之例。第三，《春秋繁露》提出五行有相生及相克两特性，前者当时不受重视，至刘氏父子出，始得大盛，终成后世广为采用的主要正统论原则，实为刘氏父子承受董子学说的最重大者。
董仲舒一系的汉统继周及摈秦说法，既以三统说为理论基础，而无以推翻当时尚盛行的邹衍五行相克说，故形成其不完全的摈秦论调，并由此别成司马迁一系的正统二分说。刘氏父子若欲完成仲舒所未完成者，欲解决司马迁所无法解决者，则最有效的途径，实为顺着五行相生的道路，推翻邹衍学说，以完成其新的三五相包说。五行相生自木德始，是刘向本董子学说而倡大，为刘歆所继踵者。前文提及班固在《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赞曰》，推崇“刘氏（向）《洪范论》的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又在卷二十五下《郊祀志·赞曰》批评公孙臣、贾谊、儿宽、司马迁等人的汉土克秦水说不当，引刘氏父子之言云：“刘向父子以为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於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这种说法有几点必须注意：
第一，刘氏父子本阴阳家学说，循董仲舒五行相生之言，假夏侯尚书学推五行，因《易经》之言定五行自木始，因而完成其披着儒家外衣的新五行说。其创始人实为刘向，而非刘歆；刘歆《世经》所述，实本父说而发挥者。[50]
第二，新五行说以母子相生而全盘推翻相克，起运于木不始于土，故古代帝王之传统势须另作适当推排。刘氏父子由伏羲氏继天以木德王天下始，推至汉而属火。此既为刘氏父子之说，则《汉书·律历志》所引《世经》所排的序列，自非刘歆一人所创举。这种新排法，内含极其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借此排列，承认古代帝王之正统与否，邹衍则似较少利用五行序列否定正统之意。由此角度观之，谓刘氏五行说是政治上的纯粹正统论，也不为过。他们为了摈秦，将之打为“非其次序”，故于周木、汉火间，订之为余赘，给这种政权以闰余的特别名称。统、闰之名乃历法上的名词，《汉书·律历志》论历，有所谓统母、统术、纪术及闰法、统法、统中、闰分、岁闰诸名词，是则此新五行说为正统意识，已引入历数学的学说概念而确立之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的规律是一种经道常道，刘氏父子既摈秦而定之为闰，闰于木、火之间，则依既存的常规，木、火之间必闰，否则即秦为个案特例的非相关事件。为了解决此问题，他们凡在木、火之间排列了一闰分，此即伏羲、神农之间的共氏，和帝喾、帝尧之间的帝挚。是则新五行序至汉已第三次转至火德，其第一循环之神农火，与第二循环的陶唐火，与汉一样皆曾规律地出现了一个闰余在其前。班固推崇刘歆推法密要，其此之谓欤？不过，班固后来解释王莽政权，则碰到了大困扰，因为新朝属闰余是可解释的，但新朝依序不在木、火之间，是否仍有一个统而为闰统，则诚为问题矣。
第三，为了摈秦而必须将五行依新方式排列，依其排列则汉属火德。如何确立汉德属火而排列之？此则必须借用一些已出现的成说以作根据。所谓“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应是汉兴得火之天统最有力证明。其说且出于时人流传之言，而为司马迁采入《高祖本纪》者，是则为最流行而又权威之说也。刘向父子时代，灾异、图谶之学已大兴，汉初假神道起事之事被引为汉德属火的证据，实易于取信于天下，而司马迁的新史学由刘向继起鼓动，蔚成大流者，其背后因素之一可得而明，后来《史记》虽为学者或皇帝批评，然亦不能公然禁绝之者，其情遂亦易察也。
事实上《史记》的记载是证明汉属火德的最权威证词，刘向取此以作主证之外，尚兼取眭孟的“汉家尧后”说以辅之。汉绍尧后、在秦作刘，此说为刘向所确立，而是《史记》不载者，是则刘向必有所本。刘向为《谷梁春秋》学者、新史学运动大师、校雠学祖师，博览群书。《史记》所据重要征引书之一的《左传》，刘向事实上亦注意过，其子歆治《左传》，亦与之论难过。前面述及表彰《左传》的所谓古文春秋学派，最有力的竞争论据之一即为汉家尧后、在秦作刘说，在诸经传中，只有此传独有明文记载，是则刘向虽因门户家法而不肯承认《左传》，但其刘氏出尧后之说当即本之于此。刘歆及其后继者之争《左传》地位，实一如刘向之表彰《史记》，盖此二书不得肯定，汉家火德绍尧为后之说，无以成立也，王莽及东汉虽在群儒反对之下，犹定《左传》以正式地位，盖亦基于此政治意识。[51]
刘向父子利用古籍以确立及鼓吹其新学说，此实为汉儒托古改制及经世致用两大特色的表现，是可了解的。其实陆贾在汉初，即已指出当时或传统中国人的心态，他说：“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於所见，甘於闻，惑於外貌，失於中情。”[52]刘氏父子此学说之中情其实为阴阳方术之学，但外貌则披以儒衣，世人亦惑以为儒术。为了使世人重视其说，故必须利用古籍古说，俾使世人甘而重之。然而《史记》《左传》当时尚未大显于天下，父子引之，则需进一步使其权威化，故刘向倡扬新史学于前，刘歆表彰《左传》于后，其情可知矣。
刘氏父子既因《史记》而确定汉属火，又因《左传》而确认汉为尧后，是以依内继原理——一姓开统以一德、子孙继统之德同，则汉绍尧统，尧亦火德也。因而邹衍以来，仲舒、史迁以降，五帝克承黄帝之土而同属一德之说，势必推翻另序而后可。前面所引的刘歆天人之际新周期表，即在黄帝属土、帝尧与汉属火此三个确立不移的基准上补充推成，遂为后代各朝正统之争属德问题的主要基础。而且，自孔子推崇尧云：“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唤乎！其有文章。”推崇舜、禹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53]孟子继之“言必尧、舜”，于是尧、舜乃成儒家最重要的人物，居百王之首。刘氏父子将其宗族托体于尧，是有历史文化及政治上的意义的。他们不但达到了摈秦、尊汉的政治目的，抑且同时使遥继、复兴之说得以形成了。班彪《王命论》所谓“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传》）。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云云，显然代表了经、史学者完全接受了刘氏父子之新说。据外继或遥继的原则，刘邦当然正统；刘秀遥承景帝，亦着火德之图谶，当然也是正统，故班固《典引》颂扬高祖和光武“膺当天之正统”“蓄炎上烈精”云云。又在《汉书》力称“汉绍尧运”，则当然必须大汉而不能委屈于百王之末及秦、项之列；复因周亡，海内无主三十余年，而汉“伐秦继周”，是则大汉一德之史，必须独立而改创也。由此观之，《汉书》断代为史之创作，实为刘氏父子正统论下，为汉朝争尊大、争正统，以及摈秦意识下的创作也。司马迁及其继起的新史家，竟在如此意识、观念及背景之中，从通史别生出断代史，蔚成正史典型，是又不可不察。
刘氏父子的新三五相包学说，原是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正统论学说，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因而较邹衍和董仲舒更为强烈。当然，自学术史的角度看，此学说实在也是一种具有丰富想象力而带玄秘性的纯学术。不过，由于创新者在作纯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始终兼带教化的经世致用意识，因而此学说寻即广泛地被接受和应用。刘向生前即处于政治社会动**之际，死后十三年王莽遂告篡汉，因此为此新说提供了良好的试验机会，尤其刘歆在此期间一直领袖儒林，是理论的创新者而兼推行者，则其新说试验之成功，并成为后世正统论的基石，关键可知。在西、东汉之际混乱的时期中，作者选择了王莽、刘秀、隗嚣、公孙述争正统的关系，略作分析。四者对其政权的解释或许略异，但其相同之处即在援引刘氏父子学说，这与其说已大行，其父子是刘氏宗人，也是儒林宗师的因素有密切的关联；另外，四者皆利用了当时炽盛的灾异学和谶纬学。
王莽篡汉的动机和行为，《汉书·王莽传》可说叙述详备，不在此赘介。兹有所欲了解的是，王莽如何争取其合法正统的地位？本于何理论而为之？时人之反对者又据何理以反对之？
白石丹书、亭中新井诸伪作符瑞以彰天命者姑不说，王莽与刘歆的政教结合，必有借助于歆之身份及学术之处。刘氏父子既以汉室宗人身份，力主汉家尧后、故属火德，是即承认先圣之统可得中暗数百千年而为内继子孙遥继复兴也。而且，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王皇后曾祖父王伯之墓门已卒梓柱复生枝叶，刘向素反王氏家族，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后王莽篡位，遂自我解释曰：“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於高祖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54]王莽甫生即有受命之符，所受之命者为“开通祖统”，是则遥继理论运用之一也。王莽自认王氏系出帝舜，所继之祖统即是舜统。新五行说排列尧属火德而生舜之土德，是则开通舜统即复兴土德之谓。又新五行说主母子相生，眭孟引董仲舒言亦云“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故王莽《即真制书》云：
予以不德，托於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
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号，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旛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55]
其始祖为舜，天命其绍舜统序，故翌月即建汉高祖庙为文祖庙，下制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於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於汉高皇帝之灵。……”[56]是则运用五行相生说和遥继说，重演天命与历史，再明显不过了。
《即真制书》表示了王莽自认属土德之外，尚且表示了他在三统之中居于白统，故以建丑（十二月）为朔。其他变革，表示了应天之意。亦即天人符应，不论于三统及五行中，皆合于正统也。附带注意的是，三统说原有解释天下非独一姓所有而为公的意义，三五相包可视为有统者轮流王天下的学说。刘歆在王莽专政时创立《三统历》及《谱》，亦发挥了此观念。[57]故王莽即真翌月，高论“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于是大封黄帝以降诸先圣先贤之后。其中殷后宋公孔弘，由于依三统序列而“运次转移”，故与夏后俱为恪；而周、汉在三之数内，皆为宾；如此合虞帝后，则为五行也。虞、夏、殷、周、汉，三五相包而生。另外，尧有传国之运，依相生说则尧、舜必以禅让而传。然王莽执政初期，所自我制造者并非舜形象，而是周公形象；因为前者则欲篡位之心，表现得太明显了。他避开舜辅尧之例，假借周公辅成王之事重演于今。但是周公终还政于成王，世所皆知，故王莽于基础稳固，即真策孺子婴为定安公之时，执其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摄政，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百僚莫不感动云云。天若迫莽受命，则天意果何在？是则王莽不得不利用汉德中衰、三七之厄诸说，制造成汉已不可辅，孺子婴非周成王的印象。故又下诏解释云：
予前在大麓，至於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於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於今，亦哀十四也，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
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58]
三七之厄乃路温舒、李寻、甘忠可、夏贺良诸人之预言，由来有自。刘向父子生在末叶，亦曾一再论其衰世；班彪父子其后在《汉书》，自元帝诸论赞，亦一再指出衰世之实。此预言与事实，皆为王莽自我解释铺好了舆论之途。只是王莽非常巧妙地将周公形象转化为大舜形象——借舜不迷于大麓而摄假君位之事实，俾其可以不还政。而且又利用《春秋》哀公十四年而毕，附会哀帝以至受禅亦十四年之时间，证明赤世计尽耳。这些把戏，转来转去终归仍是尧舜传国之局。
其继统（遥及内继）的理论已明，据此则合法正统自不必言。为了表示其一统之实，他同时下诏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姓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於四夷亦如之，违於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为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59]此《春秋》大一统精神，表示出来的却是唯我独尊意识，对已在刀俎上的汉室子弟当不会产生危机，但对四夷则引发外交国防之问题，此又是王莽始料不及之迂也。[60]
王莽如此刻意使其政权正统化，当然有不少阿谀颂德或信之者，扬雄即为其中显例。其《剧秦美新》云：
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臣诚乐昭著新德，光之罔极。往时司马相如作《封禅》一篇，以彰汉氏之休。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
逮至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黄瑞涌出……必有不可辞让云尔，於是乃奉若天命。……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殷周之失业，绍唐虞之绝风……绍少典之苗，着黄虞之裔，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以张，炳炳麟麟，岂不懿哉！
王太皇太后死，雄又作《元后诔》云：
……惟我新室文母圣明皇太后，姓出黄帝……纯德虞帝……博选大智，新都宰衡。明圣作佐，与图国艰，以度厄运。……群祥众瑞，正我黄来；火德将灭，惟后於斯！……皇天眷命黄、虞之孙，历世运移，属在圣新；代於汉刘，受祚於天。汉祖受命，赤传於黄；摄帝受禅，立於真皇。[61]
扬雄只是众多谀美者之一，只是以他的儒宗地位及博学宏辞，而撰此“交心”之作，也就难怪班彪鄙视之而责之“褒美伪新、误惑后众”之罪矣。扬雄二文一再称莽为“真天子”“真皇”，这正是王莽处心积虑追求之目的——争取成为正统的真命天子。其后大乱，群雄并起，或有自视为真命天子者如刘秀、公孙述，或有割地保境以待真主者如隗嚣、伏湛，[62]是则王莽力能控制天下时，意识形态上已曾取得此地位矣。
值得注意的是，新末乱起之时，已有若干臣子胆敢公开讨论天命所归，拂逆王莽了。例如，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问救国方略。公孙禄指责云：“太史公宗宣典星历，侯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国师嘉信公（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63]此乃借指责新莽政权的两大理论家，以斥莽诈天文、经术之伪也。隗嚣曾仕新朝，刘歆引为僚属。歆死归乡，因乱起事，移檄责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其中逆天之大罪为“诡乱天术，援引史传”，而推其运祚，[64]亦即此意。当时，以治《韩诗》《严氏春秋》，兼明天文、历数的郅恽，也曾仰占玄象，谓天文示意汉“必再受命，福归有德。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并提倡“井窥天者不可与图远”的论调，西行长安上书王莽云：
……汉历久长，孔为赤制……神器有命，不可虚获。……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於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於窃位也！[65]
是则郅恽实洞悉王莽之诈术，以其术而攻其术者也。故王莽虽大怒而治以大逆之罪，“犹以恽据经谶，难即害之”，乃胁逼其自告精神病。恽自知其术，一旦承认即可能遇害，是以坚称“所陈皆天文圣意”。莽终不敢加害之。这是由天文符瑞、图谶纬书等方术，直指王莽之伪者。顺此理路而发展，故有班彪之指责刘歆、王莽美新惑众；而班固撰《汉书》，则直接定论其诈伪矣。固于《王莽传·赞曰》谓“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又于《平帝纪·赞曰》详细云：“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至乎变异见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是就史学角度，给了王莽强奸天意之肯定，而予其真命天子的争取以否定也。
王莽之后，群雄起事者颇欲乘机邀天命，以接替王莽遭否定后所留下来的空白，隗嚣、公孙述只是其中之显著者而已。例如，邓仲况据南阳之场，刘向之孙刘龚为其谋主。苏竟以明易善图纬知名，运用他与刘歆共事之旧，修书刘龚云：
……世之俗儒末学，醒醉不分，而稽论当世，疑误视听。或谓天下迭兴，未知谁是，称兵据土，可图非冀。或谓圣王未启，宜观时变，倚强附大，顾望自守。二者之论，岂其然乎？
夫孔兵秘经，为汉赤制，亦包幽室，文隐事明。且火德承尧，虽昧必亮，承积世之作，握无穷之符，王氏虽乘闲偷篡，而终婴大戮，支分体解，宗氏屠灭，非其效欤？皇天所以眷顾踟蹶，忧汉子孙者也！论者若不本之於天，参之於圣，猥以师旷杂事（注：杂占之书也），轻自眩惑；说士作书，乱夫大道，焉可信哉？[66]
据此书，显示当时政治意识之混乱，而方术图纬之言的纷披也。苏竟亦曾臣事王莽，为马援、班彪所并器重者。彪作《王命论》以讽隗嚣，其旨与竟相同而伸大之，同时亦摘采郅恽之言，强调复返于汉，“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而已。然而，他们反莽而拥刘秀，共同的论点在：第一，《春秋》为刘汉赤制，孔子之预言，命中之注定，不可强求觊觎。第二，汉承尧后属火德，虽一度中厄，但终能昧而复亮，绝而复兴，真主为刘秀。第三，王莽非命，是窃位者、偷篡者。
事实上，这些人的言论，与刘秀假图谶纬候，不待一统而称火德即位的宣传是配合的。天下未统一，则武力之外，必须用舆论争真命、争正统者也。这种纷争，不待三国而始。领袖争正统真命，臣僚助之鼓吹者或信而勉强为之，或不信而勉强为之，或入主出奴以排斥敌对者，制造优势的舆论形态，思想言论的杂乱在此。危害刘秀之严重者，厥为隗嚣和公孙述，他们在言论上反击刘秀的宣传，使刘秀不单上与王莽、更始帝、刘盆子争正统，亦需分力应付此二人。
隗嚣割据雍州，先奉刘秀正朔，而后叛之，建立陇、蜀（公孙述）、河西（窦融）之西部同盟。窦融为文帝外戚，王莽将领，后投更始，割河西以观变待真主。嚣使辩士张玄说之云：“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更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土守，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这是刘氏不再兴论及分裂独立论的提出，主要在攻击前述之第二论点。窦融的智囊团不认为如此，坚信汉承尧运，历世延长；皇帝刘秀姓号已见于图书为真主；前世博物道术之士如谷永、夏贺良已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云云。融之属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然融终于决定归汉。[67]类此舆论，实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牵涉到检定正统的刘氏父子学说之理论层次。盖因王莽和光武，皆利用此学说而起也。
更针锋相对的争论来自公孙述。述历仕汉、新，新末乘乱据蜀称王，后又引符瑞图谶，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先于刘秀自立称帝，国号成家，色尚白，以事前有龙出其府殿，因刻“公孙帝”三字于掌，故年号“龙兴”。《后汉书》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记其事云：
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
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帝（光武）患之。
当然，公孙述所好所妄，也就是晚他两个月称帝的刘秀之所好所妄。他以此宣传于中国，光武亦以其说宣传于中国，此所以刘秀引以为患者一也。在宣传内容上，公孙述虽承认孔为赤制，但却认定《春秋》记十二公事而毕，汉至平帝亦十二代，故汉德亦终，此为变王莽之说而驳斥第一论点者。他与隗嚣皆认为一姓不得再受命，此为驳斥第二论点者。述引图谶以示天命，其中“废昌帝，立公孙”，更是眭孟在一世纪前“公孙病已立”，预言“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之谶，[68]而且隐然有遥继黄帝之意。是则表示承受真命之外，尚引用刘氏学说之遥继说也，兼且，公孙述声言承认王莽之土德，而其德则属金，表示生金继王，符合外继之五行相生说。此为驳斥第三论点者，并从而使王莽、光武、公孙述产生了意识上的三角关系。如此尖锐的攻击及敏感的关系，行之中国，光武焉能不患耶？焉能不与之争“正序”耶？故光武数致书与之争。同传载光武《与公孙皇帝书》云：
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注引《东观汉记》：“光武与述书曰：‘承赤者，黄也；姓当涂，其名高也。’”）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
常璩所记似是另一书，大致同此，但特别声言“黄帝姓公孙，自以土德王，君所知也”，以破其欲以金德遥继土德之说。又谓“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以表示其内继之正。[69]关于刘秀的反击，公孙述皆不报覆，盖光武之言较为圆融而稳妥也。
公孙述与光武帝，皆同时采用刘氏父子新三五相包说，以争论其正统。前者承认新莽政权，承认其符合三五相包说的正统要件，从而自谓“代王氏，得其正序”，为金德。光武除了分析其引用图谶之解释不当，遥继黄帝之德运不合之外，实对其采用新五行说，承认新莽事实之事无可如何；因为其政权也是采用此说以作理论根据，并大胆地推翻西汉政府属土德的官方意识理论者也。如此的唯一出路，就是必须完全否定王莽依新三五相包说所取得的正统性，由此间接地将公孙述之成家予以否定。打开此路的最有效方法，即在承认汉承尧火、中暗而亮的说法，亦即遥继与内继的综合运用，以攻破王莽及公孙述之遥继说。由是观之，公元前1世纪以降，检讨外继正统的决定理论原则，主要为刘氏父子的新三五相包说，而辅以遥继及内继之观念也。汉、新、成三国之争，实为此学说观念之复杂三角关系而已。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引用符谶以示天命，《即位告天祝文》中，绝无表示“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之意。此语之意，表示汉高祖的内继系统未尝断绝，故不须再承受另外的天命，这是他即位半年后“始正火德”，而遭遇公孙述的政战之后，才正式引用的解释。这种解释，自西汉末以至新莽，盛传的汉德中衰而复兴说，早已为之铺下基础。更始时代（公元23—25年），拥汉者颇有此说，如冯衍说鲍永云：“皇帝（指更始）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当指汉文帝及武帝）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圣汉，当蒙其福。……”[70]刘秀原为更始将领，告天时引谶记，目的在与更始此旧君争火德之代表权，亦为解释其叛乱行为的最急要者。及更始败亡后，遂袭其原有号召以与异姓群雄争矣。光武诸臣，遂亦正式奉之，以奠定东汉之正统地位。然而，光武曾告天以示受命，是则所谓“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者即无以自圆其说。对此矛盾，群臣必须变通之。
建武中，光武封殷、周公后为宋公、卫公，表示三统复续，其政权至此完全依新三五相包说而成为正统了。建武末，东巡议封禅。博士曹充议之，将光武比作殷统未绝而高宗中兴，武王因父受命而郊天，指出“汉统中绝，王莽盗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地靡不其有，宗庙不祀十有八年。陛下无十室之资。奋振於匹夫，除残去贼，兴复祖宗”云云。[71]司空张纯等又奏云：“臣伏见陛下受中兴之命，平海内之乱，修复祖宗。……遵唐帝之典，继教武之业，以二月东巡狩，封於岱宗，明中兴，勒功勋，复祖统，报天神。……”[72]他们的议论，实可代表天下重归一统后的东汉官方言论，即表示：王莽是盗位者，是残贼之人的一夫而非君。其次，天意要炎汉中微而出现乱局，但天意亦复授命光武复兴祖统，使之不绝。在此新德完全否定论及汉中衰复兴未尝亡论之下，光武当年所曾受之命，显然是复兴祖统之命。大统原已授予高祖，光武只是受命复兴之，而非另受新统之命，故“不称受命”之说，至此可圆。张纯《除亲庙奏》所谓陛下“兴继祖宗”，“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即此旨也。封禅后，张纯等所制《泰山刻石文》即完全发挥此意。[73]
东汉官方争取得正统的行事设施及理论根据若此，遂提供了史家如班氏父子及以后的范晔等稳定的解释模式。两汉书可引述之例尚多，不必再赘。只是尚需一提的是，两汉之际反王莽的言论，已有认为汉德泽深于民，能再兴而不易遽亡的论调。范晔于《后汉书》亦多次强调之，尤于卷十二末“论曰”言之最明。他说：“……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於人心深矣……刘氏之再受命，盖以此乎！……”这种解释，实较灾异图谶、三统五行诸说，更为接近兴亡关键的实情，表示孟子的王政说和天人推移说，一直未为人所忘记，而更经得起考验也。只是当时官方决意以神道设教，故其言论偏重了上述诸说罢了。
这里有另一个问题必须再加论述。班固顺着郅恽之谓王莽窃位、苏竟之谓王莽偷篡的说法，在《汉书·律历》《天文》《五行》诸志及《王莽传》中，一再称莽篡国、窃位、盗位，这与完全否定王莽论是略有差异的。因为不论篡、窃、盗、偷，仍指其有国有位而言也。史学是事实之学，这里就必须注意到史家的态度。就事实来说，无论王莽如何文饰，终归孺子婴尚未即位，他不是从汉天子手中得到政权，而是自称为汉高祖之灵传给他的，这是再怎样说也不符合尧舜禅让必须两人同世的要件的。汉室衰微，天子之位在悬空状态下，为一个不应得而竟得之者所取去，此即授人以偷、盗、窃、篡的口实矣。班氏父子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实完全出于天意的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者。[74]于是班固在《王莽传·赞曰》，给予新朝与秦朝同一论定，谓二者“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新与秦皆为无德而居高位，不属于天命之运序，而只是间色邪气，其分属余赘，其位为余闰，为承受天命之有德运者兴起的前奏而已，与司马迁论秦“无其德而用事者”之意略同。所不同者，司马迁时对秦尚未有官方定论，他私修《史记》期间也未受官方政治意识的压力，故就秦用事之实而为之作《本纪》；至于班固时，官方对新已有定论，他是在朝廷特许下个人修史的，加上他也颇有迎合官方意识的倾向，因而虽本史学精神，承认王莽有国有位（当然是盗篡的及闰余的）而用事的事实，却另外为王莽作了一番安排。
至此，又必须回顾新史学在这阶段的发展，及班固的家学。班彪补续《史记》而已，他改革新史学的重要之处，在其所谓的纠正《史记》之条例不经，制定“纪”只“序帝王”，余人皆为“传”。这种改革倡议为班固、陈寿所遵行。班固不敢胆大至承认王莽有帝王之名，但若不从实以记述帝王之实，则汉何以中绝、何以中兴，光武如何建立政权，将无从解释，若引周亡海内虚位无主三十余年，而高祖因势而起的前例，实是不符合其当代史的实情的——这个实情当时举世皆知。不论朝廷在理论上有何主张，却也不至于在史学上大唯心若此者，由是，班固认王莽有运而只是非命之运，有位而只是余分闰位，将王莽叙以“本纪”体而名之为“传”，附于最末为余赘，于前不为孺子婴撰“本纪”，诸“本纪”也绝不提孺子婴。这种安排，既不过分违反官方意识，亦遵从了其父的倡议，且又符合汉室衰微位悬而被盗，以及王莽有一统用事之实情，一举数得，明、章二帝及臣僚们也无话可说了。究汉德之终始，于斯亦属完整。
不过，班固此作法，引起后来两种影响：第一是打破了刘氏父子订于木、火之间必闰的原则。王莽在火德之中而可闰之，则闰统之出现将可在任何德运之间矣。后世对某一政权不承认即视为闰，已不受五行相生此部分的原则所规范。第二是后世多为官修国史。国史发挥正统意识于“本纪”，如此遂使“本纪”成为史学与政治道德的争论焦点。张衡指责《汉书》在前（衡建议修元后、更始《本纪》，即欲完成汉之未尝亡系统而已），习凿齿批评《三国志》于后，皆由所撰“本纪”是否恰当所引起，导致纷争之形成，而此史学问题政治化的争执，又加速了国史修撰权收回、官修制度禁密化及国史正史化的发展。即国史称为正史，正史需由官修，可溯源于此也。
[1] 饶宗颐撰《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赵令扬撰《关于历代正统问题之争论》，二书原在香港出版（前者龙门书店，后者学津出版社），今皆有翻印。饶著附录数据甚丰，作者行文为方便计，或径引用之；其书由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翻印，1979年10月初版。
[2] 详见《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页6～7。《日知录》原文见该书卷二十，页472～473。
[3] 讨论魏晋形名论的文章不少，牟宗三先生就其学术渊源、背景、性质、意义论之较精详，请参其所著《才性与玄理》一书，特别为其中之第七章《魏晋名理正名》。香港，人生出版社，1970年6月再版。
[4] 详见《才性与玄理》，页384。
[5] 饶氏该节杂引许多史料以图说明统纪之学。观其文，统纪之学寄意于编年史学者，乃唐宋以降的史学观念耳。其所引汉人连用“统纪”二字，多指纲纪、经理之引申义而言，与段注合。至于单称为“纪”，饶氏则似刻意选择其与时间有关的史料而胪列，进而论断“纪所以纪年月”。事实上，事物各有统纪，岂止时间而已。历史最抽象而扼要的意义，应为“事物在时序上的变化”，故可称“历史就是时间”。编年体以时间为本，但荀悦《汉记》以前，编年史极少以“纪”之名专属编年之体者。以“某纪”称呼某时代的编年史著，乃汉魏以降，古史复兴以后之事，为古、今正史之争下的新现象。饶氏对此，似有粗疏之憾。另外，饶著最令人遗憾之处，乃是大量胪述史料，而乏深入的分析，因而往往不能有效的溯本推源，使问题的系统架构整然彰著。例如，此节之中，他参考了说文解字“统，纪也”之说，也参考过段注，但却未分析段注所言丝之首别之义，因而也就对统、纪之本义及引申不大明了。所以他引用史记“统纪”二字连用时，也就未特别分析出此用法实指纲纪之引申用法，似有将“统纪”及编年之“纪”混为一谈之意。作者又何以知饶氏误解或不明统、纪二字之本义呢？他说：“《淮南子·泰族训》，记缫丝之事云：‘抽其统纪则不成丝’。”按：段注引用不是这样的，余正文已引，可参考。饶氏岂非误解段注，造成句读亦错误耶？余读《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据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7月新二版之《诸子集成》第七册），除段注之“女工”被倒写为“工女”外，文意字句应以段注为是。是则统、纪为丝之始端纲领，需从茧中寻端搜始以抽出，一条条的丝始克离析得成，何得如饶氏之言，反而“抽其统纪不成丝”耶？是知其不明本义而误解其文矣。饶氏又续云：“纪训丝别，见于《说文》。纪即丝端，是其本义。”按：段注纪字，谓“别丝，各本作丝别”，是则饶氏据本不同于作者而已，但相信说文不会将纪字作丝端解者。该书解绪字说：“绪，丝端也。”是则丝端实指绪字而非纪字。段注丝端云：“端者，草木初生之题也，因为凡首之称。抽丝者得绪而可引，引申之凡事皆有绪可缵。”是则丝端可引申为丝首，与统、纪义同。但饶氏同此以释纪字，回避了丝别之义，因而也就不能分析统、纪二字的实际差异。此既不明，于是用纪字以解编年史及纪传体之“本纪”，而欲寻源溯始，显然是有问题的。
[6] 此论为裴注所引，松之以为“凿齿论议，惟此论最善”，推许备至。按费诗反对刘备称帝的理由是：“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凿齿反对费诗意见，以为非常时期，不当待大定而后正天子之位。正文引语，乃是习氏对正常情况的意见。详见《三国志·费诗传》并注，卷四十一，页1015～1017。
[7] 详见《汉书·梅福传》，卷六十七，页2925。
[8] 详见《汉书·律历传》，卷二十一上，页974～975。
[9] 按宣帝为戾太子之嫡孙、武帝之嫡曾孙。霍光废昌邑王，立之以嗣昭帝，实则宣帝乃昭帝的孙辈，不便为其后的，因为宗法上为人后即是为其子。然而霍光大权在握，持议昭帝“毋嗣”，宣帝“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云，故得立（见《汉书·宣帝纪》元平元年秋七月奏，卷八，页238）。宣帝即位初，只追谥戾太子，至于追尊皇考之事，是在霍光去世、霍氏家族势力因谋反案毁灭后始为之。《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戾太子据》即载登位初期，有司据宗法申明为人后的意义之奏议，指出他是嗣昭帝以承祖宗，故应依礼“降其父母不得祭”。八年之后追尊本生父为皇考，虽是引用“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的原则，回避了嗣昭帝此一问题，但究其内心，应是为争本系正统的借口罢了。
[10] 匡衡实为梅福理论的开创者，可比较《汉书》二人本传而知之。梅传之言见《汉书·梅福传》，卷六十七，页2926～2927；匡传则见卷八十一，页3331～3346。
[11] 详见《汉书·史丹传》，卷八十二，页3375～3379。
[12] 引文及事件，详见《汉书·师丹传》，卷八十六，页3503～3510。
[13] 孔光在西汉末名位甚重，凡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为大司徒、太傅、太师，历三朝，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是王莽时代四辅之首，班固讥评他“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其事详《汉书·宣、元六王·中山孝王兴传》（卷八十，页3327～3328）及《孔光传》（卷八一，页3352～3365）。
[14] 事详见《汉书·王莽传上》，卷九十九上，页4051～4064。
[15] 详见《汉书·王莽传上》，卷九十九上，页4082～4086。
[16] 严可均校《全后汉文》，卷五十六，页3A。
[17] 按《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帝母李氏为阎后所害，当为不得立的原因之一。北乡侯之立乃阎氏家族及江京等人之力，奸臣盖指此辈而言，周氏六世以经学知名，以其当时名望而责以“非正统”及“奸臣”，影响当不小。详见同书《周举列传》，卷六十一，页2023～2031。
[18] 桓、灵二帝皆系出章帝子河间王开一脉，追尊之事可详见《后汉书·河南孝王开传》，卷五十五，页1808～1810。又修穆、崇二皇传记，见《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原文作“复令……边韶……崔寔、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按“顺烈皇后传”无疑为列传，但二皇是纪抑传，则未能确定。原注云：“‘孝穆’五字，传写讹脱，当作‘献穆、孝崇二皇后’。”此其大错。因为孝穆皇即刘开，孝崇皇即刘翼，为桓帝的祖父与生父也。“二皇”两字之下或可能脱一“纪”字，或可能无脱而为传。
[19] 见《三国志·文帝纪》，卷二，页80。
[20] 关于禁防诸侯政策及实况，拙著《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并序笺证》略有疏解，见香港新亚研究所《新亚学报》第十二卷，1977年8月1日，页337～404。
[21] 此诏不见《文帝纪》，严可均校《全三国文》辑自《通典》，见卷五，页6B～7A。此诏颁发时间不详，严氏列于《禁妇人与政诏》之后，按文帝此时逐渐推行猜防政策，或为此数年间陆续颁发者之一也。
[22] 详见《三国志·明帝纪》太和三年秋七月，卷三，页96。
[23] 当时刘虞以大司马领幽州牧，本身即甚有实力，故韩馥建议他效法当年光武帝。事详见《三国志·公孙瓒传》并注引《吴书》，卷八，页240～242。
[24] 详见《三国志·陆逊传》，卷五十八，页1354。
[25] 参见《汉书》，卷六十四下，页2823～2824。
[26] 参见《史记·高祖本纪》，卷八，页119上。
[27] 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页3。
[28] 这段褒语乃作者撮合孔子对子路的两次谈话而成，俱见于《论语·宪问》并朱注，卷七，页97～98。孔子对齐桓和管仲的事业持肯定的态度，给予兼褒功德的高评，作者曾因此与人往返辨析。第一篇文章名为《孔子究竟怎样评价管仲——兼论史家评论人物之道》，载于文化大学《大夏学报》创刊号（1980年），页137～156；《鹅湖月刊》寻即转载该文，引起连串辩论。
[29] 参见《史记·李斯列传》，卷八十七，页808上～下。
[30]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页74。
[31] 参见《史记·魏世家·太史公曰》，卷四十四，页584下。
[32] 参见《史记·李斯列传》，卷八十七，页816上。
[33] 详见《史记·项羽本纪》，卷七，页104上、105上；《淮阴侯列传》，卷九十二，页837下、839上～下。
[34] 参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卷九十七，页862上。
[35] 参见《史记·高祖本纪》，卷八，页121下。
[36] 此次争论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37] 见《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页2523～2524。
[38]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
[39] 详见《汉书》本传，卷五十六，页2501～2503。按：本节所引董子之言，若第三章第二节已引者，在此不再注明出处，读者烦参该节。
[40]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41] 参见《史记》，卷六十一，页671上。
[42] 参见《史记》，卷二十八，页427上、页431上。
[43] 陆贾《新语》，卷下，《怀虑第九》，台北，“中华书局”，明刻本，1971年2月台二版，页4B～5A。
[44] 陆贾《新语》，卷下，《本行第十》，页6A～7A。
[45] 详见《新论》，页4B～5A；又页11A亦有相似言论。
[46] 见《汉书·元帝纪》，卷九，页277。
[47] 详见《风俗通义·五伯》，卷一，页2B～3B。按该卷分为《三皇》《五帝》《三王》《五伯》《六国》共五篇，皆引五行说作解释，即《六国篇》亦承认秦乘天意而为汉驱除，是即司马迁等人的观念也。台北，“中华书局”，汉魏丛书本，1969年2月台二版。
[48] 请参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
[49] 该疏详参《汉书·楚元王传》，卷三十六，页1950～1957。
[50] 近代疑古派认为刘歆助王莽而创此新说，按刘歆似有刻意发挥此新说的意图，但实本其父说而为之。刘向是反王氏家族者，其新说之提出，当非为助王莽者也。理论的应用常因运用的意图而异，谓歆助莽而成此新说，作者以为不可。
[51] 顾颉刚同意疑古派的说法，认为王莽托古改制以成篡，是刘歆助之者。谓刘歆窜改《左传》，插入刘氏尧后的记载；又窜改《史记》，插入神母夜号一段。此说应为颠倒因果关系之谈（详见《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页90～103）作者按：刘邦集团初起，制造赤帝子杀白帝子、神母夜号之说，此为有意之心战、政战措施而已，其情况类同于陈涉、吴广起事前，制造鱼腹丹书、篝火狐鸣以作号召耳（详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司马迁记载此类荒诞之事，未必信之，应是为了存实而已。《左传》记载豢龙氏诸事，盖亦与《史记》一般，不意后世竟为刘向父子有意取之而运用也。何况眭孟说汉家尧后在先，亦必有所据，他亦取《左传》之言，以证其汉应禅退的政治学说耶？眭孟、刘向皆治《春秋》，虽不专攻《左传》，但孰敢谓他们未曾读《左传》？是则窃意刘氏父子利用《史记》《左传》的记述以使其新说成立之可能，应大于父子二人已构成新说而依之以窜改《史记》《左传》的可能也。
[52] 见《新语·术事第二》，卷二，页4A～B。
[53] 见《论语·泰伯》，卷四，页53～54。
[54] 详见《汉书·五行志》，卷二十七中之下，页1412～1413。
[55] 见《汉书·王莽传》初始元年十一月戊辰条，卷九十九上，页4095～4096。
[56] 制书见《汉书·王莽传》，卷九十九中，页4108并注。按：王莽因哀章献铜匮金策，而亲诣高祖庙拜受“神嬗”者，表示禅位者乃是刘邦之神灵，而非未即位的孺子婴，此与魏晋以降的情况不同。
[57] 《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即特别声明其文乃引述《三统历》及《谱》之言，其中即援引“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故三五相包而生”诸句。本书第五章亦颇论之矣。
[58] 大封先圣贤后及此二解释，俱见《王莽传》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条，卷九十九中，页4100、页4105、页4108～4109。
[59] 《汉书·王莽传》，卷九十九中，页4105。
[60] 汉对四夷之羁縻措施中，大一统观念只是作象征性表示，尤其对匈奴更如此。公元前52年（宣帝甘露二年），长期敌对的匈奴单于要求入朝，使君臣一时无措。有司讨论后许其入朝，但恪于大一统精神，要其称臣再拜，位次诸侯王下。宣帝识大体，不纳，诏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称藩臣而不名。终使汉、匈相亲至王莽止。事详见《汉书·宣帝纪》该年十二月及三年正月条，卷八，页270～271。
[61] 《剧秦美新》详见严可均校《全汉文》，卷五十三，页7B～9A；《元后诔》见同书卷五十四，页9B～10A。
[62] 隗嚣割据雍州，依违于刘秀及公孙述之间，以观真主。申屠刚及班彪皆曾劝之归命刘秀，《后汉书》各本传载述此事，而彪之《王命论》亦为他而发也。当时伏湛为平原太守，亦移书辖区云：“属县不得相侵陵，必为立君，非久乱也；且养老育幼，以待真主。”参见严可均校《全后汉文》，卷十二，页2A～2B。
[63] 详见《汉书·王莽传》，卷九十九下，页4170。
[64] 详见《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卷十三，页516。
[65] 参见《后汉书》本传，卷二十九，页1023～1034。
[66] 其书对当时流行的图纬天文诸说，皆有驳辩，以明汉火昧而再亮之旨，全文详见《后汉书》本传，卷三十上，页1041～1046。又按：刘龚其人，范晔正文谓是刘歆兄子，李贤注据《汉书》及《三辅决录》，则谓是刘向曾孙，未详孰是。
[67] 详见《后汉书·窦融列传》，卷二十三，页798。又按：此之张玄，非东汉末张霸之孙的张玄也。后者附见《后汉书·张霸传》，卷三十六，页1244。
[68] 详见本文第三章第四节。
[69] 参见《华阳国志》，卷五，页2A。按：常璩谓公孙述“自以兴四方，为金行也。”这是形成述之遥继与行序互相矛盾，为光武所乘之处，盖属金德则如何遥继黄帝之土德？
[70] 详见《后汉书·冯衍列传》，卷二十八，页966。又按：鲍永和冯衍时仕更始，镇并州。当时刘秀亦为更始将，未即位，故皇帝者乃指更始帝而言。后更始败，刘秀北向，冯衍据土坚守不降，是以在东汉仕宦不得意也；亦见冯衍当时效忠更始之志甚决。
[71] 全文详见《续汉书·祭祀志》注引东观书，卷七，页3164。
[72] 张纯乃宣帝辅政将军张安世后，曾仕新朝为列卿，后降光武，累至司空。其光武继统祖宗之说，早在建武初即提出，此《宜封禅奏》乃强调旧说而已。详见《后汉书》本传，卷三十五，页1193～1197。
[73] 该文见《续汉书·祭祀志》，页3165～3166。按：此次封禅，光武是率同二王之后前往，以作辅祭，所示之意旨甚明。又该文大引各种谶纬以示天意，虽反图谶者如桓谭，亦曾确认“今圣朝兴复祖统，为人臣主”（参见谭传《抑谶重赏疏》），显示东汉以神道设教诸说，虽有理智者反之，但中兴复统之说，乃为定说也。
[74] 王莽准备篡位时，极少数的臣子敢反对他。丞相翟方进之子翟义，挺身而出，起兵讨莽，不久败亡。班彪评论云：“当王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於敌？几不量力，怀忠愤发，以陨其宗，悲夫！”（《汉书·翟方进传·司徒掾班彪曰》，卷八十四，页3441）而《王莽传·赞曰》班固亦分析莽所以起，结论云：“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又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五行志》等，亦颇载王莽篡国前诸天文、灾异之变，此皆可证明其父子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