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这位以“循天下之公”为主旨,被当代学者誉为颇具现代性的大思想家,对上述问题有过一番堪称经典的论述:“自三代以来,权力不断下移,自天子而诸侯,自诸侯而大夫,自大夫而陪臣,自陪臣而庶人。郡县制施行之后,诸侯没有采邑,大夫的职位不能世袭,天子与庶民的距离被拉近了。上至宰相,下至县令,其尊荣仅仅来自荣华富贵。一旦庶民团结起来与长官抗衡,长官很难有力量来制裁他们。

“《易经》有言:‘天险不可升也。’意思是说,上下悬隔,下不能陵上。地方长官或仁慈或残暴,全是由天子所操控,由中央官员所平衡、由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所纠劾的,不该由庶民来制衡。贪官污吏兴起,确实会遮蔽上下之交通,天子与中央大臣不能廉察,民怨为之愈重。但是,倘若将揭发、检举贪官污吏的权力交给百姓,并以此作为对地方长官黜陟诛赏的依据,这就会提升庶民的地位而将天下至高的权柄分给了他们。如此一来,那些品格恶劣的官吏,其弱者就会暗地里与百姓联合在一起,其强者就会培植私人势力而彼此竞争,豪民则会将地方长官看作鸡豚一般,可以豢养,可以攻讦,不满意的话甚至可以杀掉。如此则百姓怎会不生出叛离之心呢?这就是天下盗贼之所以此起彼伏的原因啊。

“《易经》有言:‘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亦有言:‘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如果不能分辨上下尊卑,百姓的志意也就无从安定了。百姓若可以决定地方长官的生死荣辱,则人人可以为王侯,人人可以为天子。如果上级对地方官吏的监督不严,而听任庶民告官,以为这样可以了解真实的民情,这实在是会动摇人心的,深谙天纲人伦的人都会知道这样做的弊端。陵夷尊者而提升卑者,这是立国者应当引以为戒的。”(《读通鉴论》卷七)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夫之这番话可谓**裸地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没有任何可以转圜辩护的余地。而这一今天看来的非正义,在当时看来却是绝对的正义,言说者故而理直且气壮。并且,这样的政治原则与民贵君轻的原则非但不矛盾,反而相呼应。王夫之并不是站在特权阶级的立场上,甘心做特权阶级的吹鼓手,尽一切所能与人民为敌,因为在他看来,以及在一切正统儒生看来,不给庶民以权柄,不提升庶民的政治地位,反而是正确的护民养民之道,庶民反而会是最大的受益者。正如家长管教未成年的孩子,孩子在家里的地位越高,权柄越大,越是有资本和家长分庭抗礼,那么他的成长前景也就越是堪忧。

孩子的天性就是庶民的天性。孔子有名言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教育使人节制,可以约束和规范人的不良天性,而那些未受教育的人,诸如孩子、庶民与女人,总会显露出缺乏节制、不识大体的举止。如果你真心为他们好,就应当使他们安心居于卑者的地位,并且永远也不生出僭越的意图,如此则尊卑有序,社会安定。

空穴来风,事出有因,王夫之最“反动”的见解在历史上不乏依据。譬如明英宗正统四年,浙江嘉兴府知府黄懋上奏,说嘉兴人民多系无赖,很喜欢打官司,动不动就上京城告状,甚至有人雇人代写诉状,所牵连者动辄百十人,查上几年也查不出真凭实据,只是使良民抱屈含冤而已。所以他希望朝廷通报有关部门,今后凡嘉兴人上诉,一概不予受理。而英宗的回应甚至超出了黄懋的期待——英宗认为这种乱象天下皆然,并非嘉兴所独有,下令法司于全国普禁,今后唯有谋反重情才允许上京告状,其余必须自下而上,违者以僭越论罪。(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二“禁御状”引《明英宗实录》)

刁民越级上诉,到天子脚下告御状,这意味着刁民不知本分,扰乱尊卑秩序。当然,理想情形是上梁要正,则下梁必不会歪;父母官真的为民之父母,哪有父母忍心虐待孩子的道理呢?

只要纲常有序,四维有定,则其他问题皆可以不解而自解。最容易引起今人疑惑的是,这样的政治方针似乎将重心完全放到了对社会稳定的维系上面,全然不考虑经济发展,然而儒家的主流意见是这样的:政府没必要发展经济。这倒不是说国富民强不是政府应该关心的目标,而是说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衍生效果,只要有了稳定,自然就有了经济效率,如果刻意追求经济效率,不但很容易破坏稳定,而且会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尴尬境地。

孟子见梁惠王,开启了先秦儒家最著名的一段义利之辩: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这是《孟子》全书之首,是人们对《孟子》最熟稔的一段。梁惠王关心如何利国,孟子认为,只有不以利益为政策导向才是利国之本,而越是以利益为导向,其结果就越是南辕北辙,以至于“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道家也有近似的看法,只是侧重点不在仁义,而在自然。有道家倾向的司马迁以朴素的观察发现了经济运作的基本规律:人们生活所需的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的物品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来协同完成。这并不依赖官府的征召,只是每个人各任其能,各竭其力,各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所以一个地方物品价格低时就会被运到别处以求高价售出,价格高时就会有人到外地想办法低价购进。人们各勤其业,各乐其事,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既不用征召,也不用强求,这难道不是道的体现,是一种自然规律吗?(《史记·货殖列传》)

这样的思路有点近似于现代的守夜人政府的理论。若是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居民小区,那么政府就是小区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收取物业费,为所有业主提供清洁、保安之类的服务,至于怎样促进业主的生产效率、提高业主的收入水平,显然不是物业公司应该考虑的事情。古代政府当然没有这么洒脱,而帝王哪怕是出于私产增值的考虑,也会希望户口增多、农业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