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里，卫襄公在楚国，北宫文子见到楚令尹子围仪节同于楚王，于是对卫襄公说：“子围有篡位的异志，虽然能够成功，但不会有好的结果。”卫襄公很好奇北宫文子何以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后者便发出了一番关于统治者与民风之关系的精彩议论：
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公曰：“善哉！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北宫文子的看法可以归纳如下：
（1）楚令尹子围之所以不会有好的结果，是因为他缺乏威仪。
（2）统治者若失去威仪，民众便失去了为人处世的榜样。
（3）只有榜样人物位居民上才是稳定的政治结构，否则就会引起社会动**。
北宫文子继而详细阐发何谓威仪：有威严而使人敬畏是为威，有仪表而使人效仿是为仪。国君有国君的威仪，于是臣子因敬畏而拥戴他，以他为榜样来效仿他，所以他才能够保有国家，流芳百世。臣子有臣子的威仪，于是下属因敬畏而拥戴他，以他为榜样来效仿他，所以他才能够守其官职，保族宜家。其他阶层的上下关系以此类推，所以由尊卑有别的各阶层所构成的社会才得以稳固。周文王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当他被纣王囚禁时，天下诸侯纷纷跟着他去坐牢；当他攻克崇国时，蛮夷便相继归顺；他的功劳被天下称颂，被歌之舞之，万民莫不以他为榜样；他的政令直到如今仍然被尊为法则，被广为效仿；凡此种种，皆是因为他有威仪。所以君子身居统治地位来使人敬畏，赏赐施舍以赢得爱戴，进退周旋都可以作为准则，仪表举止令人钦羡，道德与行为引人效仿，声音令人愉快，举止优雅，言语有文采，以此统治下民，这就可以称作“有威仪”了。
统治者正是如此通过提高个人修养来达到理想的政治意图，下梁若歪一定说明上梁不正，所以统治者对社会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倘若统治者意志薄弱，也难免会受到不良风俗的浸**，以至于恶性循环下去。汉代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兄弟皆因谋反而死，班固总结情由，说这不仅要怪二王本人，也要怪二王封国的风俗浇薄：荆楚地方的人一向剽轻，喜欢犯上作乱，这是自古以来就见于记载的。（《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赞》）
并且，既然价值一元化在古代社会一向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基础，那么全国各地风俗道德当然越统一越好，所谓《春秋》之义，“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汉书·王吉传》），而在修齐治平的逻辑里，风俗无论好坏也必然有着同质化的趋向。汉代太仆王恽等人被封为列侯，正是因为他们在作为使者巡行天下、观察风俗时有“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的功劳。（《汉书·平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