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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最难接受的恐怕就是荀吴拒纳鼓国叛徒一事了。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道理；优待叛徒以鼓励更多的人从敌人阵营里叛变，这也是一项早已获得无数人认可的经典策略。这当然都是出自功利主义的实用考虑，违背了古之君子坚定的原则性操守；而即便仅仅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古之君子也会认为这样的道理和策略简直就是鼠目寸光。

是的，这确实可以取得一时之收效，但也同时播下了危机的种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越是自矜身份，越是富于社会责任感，就越是会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对社会风气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从这层意义上说，叛徒就是叛徒，敌人阵营里的叛徒当然也是叛徒，卖国求荣或卖主求荣的行为理应受到天下人一致的痛恨。如果奖励了敌人阵营里的叛徒，就等于向全社会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叛变这种事对当事人是大有好处的，只要他能够成功叛逃到恰当的阵营里去。

于是，叛变是否可取就变成了一件能够以成败论英雄的事情：失败的叛徒是可耻的，敌人对你的遭际无动于衷，因为你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曾经的自己人对你恨之入骨，因为你本应是他们当中的忠诚一员，受到他们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可你竟然恬不知耻地变节投敌，出卖了所有这些对你好、对你不加提防的人，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然而成功的叛徒纵然不至于趾高气扬，至少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从只受到自己阵营的认同转变为只受到对立阵营的认同，也就是说，无论你叛变与否，都有且只有一个阵营认同你。

一旦上述观念在社会上生根发芽，那么只要稍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使人心思变。奖励叛徒意味着认可叛变这种行为，君子需要使全社会知道的是，叛变就其行为本身来说就是错误的、可耻的，是应被唾弃而不值得效仿的，叛变行为的可耻性不因为叛变者所处以及所投奔的阵营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亦不因为叛变者的成功与否而发生改变。一言以蔽之，叛变就是叛变，无论是我们的人向敌人叛变，还是敌人的人向我们叛变，两者同样不能被我们所容忍。不接受敌方的叛徒，就等于不向自己的国内散布一种不良的道德风气。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孰轻孰重，古之君子往往都是倾向于前者的。

汉景帝朝，匈奴王唯徐庐等五人投降汉朝，景帝准备赐之侯爵之位以吸引更多的降者。丞相周亚夫劝阻道：“这些人背叛主君投降陛下，陛下如果赐予侯爵，以后又该如何处置那些不守节的臣子呢？”无奈景帝还是采取了急功近利的办法，周亚夫便依据惯例称病辞职。（《汉书·周勃传附周亚夫传》）

周亚夫并非迂腐儒生，而是平定了七国之乱的一代名将。在实干家看来，招降纳叛是否违反了什么虚幻的正义原则倒是无足轻重的事情，重要的是，它会招致很实际的现实危害。所以，任何一个实干家只要稍稍明智一点并且稍稍多一点社会经验的话，就能够很轻易地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赞同那种拒赏降者的政治策略。换言之，这并不需要任何一点点的理论素养。只是“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也是一种相当经典的决策模式，短期利益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再使风俗淳”这类过于耗时耗力的追求一再被置诸脑后。而事实上，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人们也确实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考虑什么长治久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