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商品形式在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条件，即其最原始的形式，就是出现于两个共同体之间。在历史上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把物物交换看成商品交换的前身，然而在资本辩证法中，商品交换和物物交换有着明确的区别。物物交换发生所需要的条件不外乎：两个共同体都生产了对方想要的剩余商品。我们可以想象一次物物交换发生于两个共同体之间而不需要有任何共同的言语(一次沉默的交易)的情景。①或者如果交换变得常规化了，某种通用语或贸易用语也许会得到发展。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要强调下面这一点，即商品交换(物物交换)的第一个条件最初是在一个沉默的空间里发展起来的，在那里语言的作用微不足道，而且由于通用语是随着交换发展起来的，语言首先是被交换实践这个现实而非其他方式塑造的。下面这一点也是值得强调的，即在这种情况下，现实是关系性的，但社会联系却是产物。
从这种最初的原始物物交换(它只是暗示了商品形式)到羽翼丰满的、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生产的商品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们逻辑上的差别是，不仅剩余物而且整个社会产品都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交换不是物物交换，而总是由货币中介的。这些逻辑差别看起来很小，但它们的社会含义是重大的。例如，在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衬衫都是作为商品而生产的，都是为了在一个非人格的市场上售卖。作为一个资本家，我可以以50美元卖某一件衬衫。如果我的价格太低，我会直接售罄所有衬衫，但却会赚取比我可能会赚取的少得多的利润。如果我的价格太高，我将卖不出一件衬衫。而且如果市场上的衬衫供过于求，价格将降到我破产的点位以下。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市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因此尽管交换的结果取决于许多独立的决定因素，但这些决定因素都是由非人格的市场调节的。而且所有这些售卖和购买交易都能够在很少或没有言语交流的情况下进行。资本家在衬衫上贴一个价格标签。我指着那件衬衫表示我想买它。资本家递给我衬衫，我同时递给他货币。我们并不需要触碰对方或和对方讲话。我们交易的中介是商品、货币、指示以及对买卖的跨文化理解。
交换关系是“被明确限定的、彼此分离的财产”①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内在唯我论的关系。“相应地，商品交换并不依赖于语言，并不依赖于我们和对方的交流……‘是’和‘否’、指向这或那，以及标出数量的语义，这些对于一次交易的本质来说，已经足够了。”②似乎是商品自身在搞阴谋，它们在独立行为，我们只是这些行为的人格化。我们并没有去抽象，而是商品形式在自我抽象。它为了量而抽象掉了质的差异。物的差别仅仅在于价格。
毫无疑问，语言有物化力量，但是它缺少自我再生产的机制和粗暴的力量，这种再生产是和资本的物化力量联系在一起的。“语言学转向”把资本主义变成了虚无，但是想通过语言游戏或话语实践来理解资本独特的本体论，又必定会彻底失败。资本独特的物化力量暗示了经济学的语言更多的是由资本的逻辑，而不是由其他方式塑造的。
“商品”和“货币”这样的基本经济学范畴都是指称性的、关系性的，它们植根于最简单的经济交易实践之中。①也许是由于与其他概念的差别，这两个概念说的都是很容易识别的事物，并且拥有它们确实具有的意义。它们背后是数个世纪的买卖行为。不论在什么样的时间、空间和文化中，使用货币买卖商品在结构上都有相似性。只要卖者和买者自由地进入交易，而且把每一次交易都看作一次独立的事件，似乎就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不需要任何理论。之所以需要理论，是因为在统一的市场中，独立的交易行为越来越多，此时价格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效果，这些效果就算不是硬伤，也是很难治愈的。
最初，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只是稍稍高出常识，高出日常语言中的售卖和购买。就像早期的重商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他们只是稍微更加成体系地思考了一个国家为了繁荣自身而如何贱买贵卖。但我们必须要理解的东西是：在政治经济学中，理论语言如何逐渐摆脱日常生活中简单的交易语言；而到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此时我们拥有了一个系统的关系概念；要想完全搞清楚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把它理论化为价值自我增殖的必然内在联系。
像“货币”“价格”和“利润”这样的概念都深深扎根于日常生活中，而且是跨文化的，它们出现于西方和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形态之中。在古希腊，我可以经商盈利；在中世纪，我可以做一个手艺人按照一定的价格售卖我的产品；但是与此相关的概念和行为并没有让人们感到需要理论，只是到了市场已经充分发展，并开始对社会的内部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时候，我们才会需要理论。只有这时，我们才可能描述各种各样的价值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最初这些联系看起来也许是相对外在的，而且我们也许认为利润只不过是在一个市场上贱买，在另一个市场上贵卖，同时，理论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深化对这种相互关系的理解，当然，这些联系或多或少是人们观察到的。价格为什么会起起伏伏?如何才能赚取利润?危机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存在如此多的贫困?我们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理论的语言，在把工资、利息、地租、价格、利润等价值范畴的常识意义加工成理论语言的时候，它们的改变越来越深刻。
政治经济学理论试图把经济生活基本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理解为总体化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经济学理论引进了“剩余价值”这样的新概念，这样的概念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要么是找不到的，要么极大地深化、改造了日常概念，例如，马克思的“商品”“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些概念深化了我们对“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理解。和马克思的“资本”一样，“商品”这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逻辑的“细胞形式”也更加精确、极大地深化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连续地表现为循环形式、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在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中，理论随着这个过程从思维抽象进入思维具体。
相比于李嘉图，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在这里想突出强调的是马克思对物化的理解。他的理论和李嘉图的理论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别，即他对资本这个自我增殖的价值的社会后果和历史独特性极为敏感。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他为了揭示资本和人性在本质上的异己性，在理论中找到了资本的位置，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他有深刻的辩证思想，这种思想能够彻底地进入资本这个对象；另一方面在于他的无产阶级立场，这让他对于这个对象获得了必要的批判距离。在常识意义上，日常的经济学语言可以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提供原材料，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与日常的经济学语言决裂是构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