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饭桌的时候已经三点半，他们头脑都有点重甸甸的。耿士倒在一张沙发里，很想睡个中觉。苏兹经过了早上那种紧张的情绪，再加那些干杯，也支持不住了。两人都希望克利斯朵夫坐下来给他们弹上几小时的琴。可是那怪脾气的年轻人精神百倍，兴致好得很：他按了两三个和弦，突然把琴关上了，望望窗外，提议出去遛个半天。他觉得田野美极了。耿士表示不大热心，但苏兹立刻认为这主意妙极了，他本应当带客人去瞧瞧本地的公园。耿士皱了皱眉头，可也不表异议：因为他和苏兹一样愿意让克利斯朵夫欣赏一下他们的本地风光。
于是他们出去了。克利斯朵夫搀着苏兹的手臂走得很快，超过了老人的体力。耿士跟在后面抹着汗。他们很兴奋地谈着话。人家站在屋门口看见他们走过，都觉得苏兹教授今天的神气活像个年轻人。一出城，他们就往草原上走。耿士抱怨天气太热。一点不体恤人的克利斯朵夫可认为气候好极了。还算是两老运气，因为他们常常停下来讨论问题，而继续不断的谈话也令人忘了路程的遥远。他们进了树林。苏兹背着歌德和莫里克的诗句。克利斯朵夫很喜欢诗歌，可一首都记不得，他一边听一边恍恍惚惚地幻想起来，终于音乐代替了字句，把诗完全给忘了。他佩服苏兹的记忆力。把他和哈斯莱比较之下，差别真是太大了！一个是又老又病，一年倒有一大半关在卧房里，差不多在这个内地小城中过了一辈子，可是他精神多么活跃！一个是又年轻又出名，住着艺术中心的大都市，举行音乐会的时候跑遍了欧洲，可是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愿意知道！克利斯朵夫所知道的现代艺术的潮流，苏兹不但全部熟悉，而且还知道无数关于古代与外国音乐家的事，为克利斯朵夫闻所未闻的。他的记忆仿佛是一口深不可测的蓄水池，凡是天上降下的甘霖都给它保存在那里。克利斯朵夫聚精会神地汲取它的宝藏；苏兹看见克利斯朵夫兴致这样浓厚也觉得不胜快慰。他有时碰到过一些殷勤的听众或温良恭顺的学生，可始终缺少一颗年轻而热烈的心来分享他多么丰富的热情。
直到老人冒冒失失地说出他对勃拉姆斯的钦慕为止，他们俩是世界上最知己的朋友。但一提到这个名字，克利斯朵夫立刻变了脸色，冷冷地生气了。他把苏兹的手臂放了下来，声色俱厉地说，凡是喜欢勃拉姆斯的人不能跟他做朋友。那简直是在他们的快乐上面浇了一盆冷水。苏兹胆子太小了，不敢争辩；又是太真诚了，不能扯谎，便支吾其辞地想解释一番。可是克利斯朵夫斩钉截铁的一句：“甭提了！”根本不容许对方再说下去。然后是一片难堪的静默。他们继续走着，两个老人低着头，彼此连望都不敢望。耿士咳了几声，想把话接下去，提到树林和美妙的天气；但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除了几个单字，根本不答腔。耿士在这一方面得不到回音，便转过来向苏兹谈话；可是苏兹喉咙梗塞着，竟没法开口。克利斯朵夫在眼梢里觑着他，想笑出来：他已经原谅他了。其实他并没真正的怀恨，甚至觉得自己使可怜的老人伤心未免野蛮；但他滥用威力，不愿意立刻取消前言。所以直到走出树林，三个人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两个垂头丧气的老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克利斯朵夫轻轻地打着唿哨，只装不看见他们。突然之间，他忍不住了，大声笑了出来，转身向着苏兹，伸出结实的手抓着他的胳膊：
“好朋友！”他亲热地望着他说，“你瞧，这多美啊！多美啊！”
他说的是田野和天气；但他笑眯眯的眼睛仿佛是说：
“你是好人。我是蛮子。原谅我吧！我真爱你。”
老人的心化开来了，好像日蚀之后又出了太阳。但他直要过了一会儿才能开口。克利斯朵夫重新搀着他的手臂，格外亲热地和他谈着话；他一上劲儿，不知不觉加紧了脚步，没留意把两个同伴累得筋疲力尽。苏兹并不抱怨；他满心欢喜，简直不觉得累。他知道今天这样的不保重，事后一定要付代价的。可是他想：“嗬，明天，管它干吗！反正他走了我尽可以休息。”
可是不像他那么兴奋的耿士已经落后了十几步，显得可怜巴巴的。终于克利斯朵夫也觉察了，不胜惶愧地道歉，提议在白杨底下的草坪上躺一会儿。苏兹当然赞成，没想到他的支气管会不会受影响。幸而耿士替他想起了；或者他至少觉得这么一说，自己不必浑身大汗地去躺在凉快的草地上。他建议到邻近的站上搭火车回去。大家立刻照办了。虽然很累，他们还得加紧脚步以免迟到；结果他们到站的时候，火车正好进站。
这时忽然有个胖子冲到车厢门口，大声叫着苏兹和耿士的名字，还加上一大串他们的头衔和赞扬他们德性的形容辞，舞动着手臂像个疯子。苏兹和耿士也叫叫嚷嚷的，舞动着手臂回答他，一边扑向胖子的车厢，胖子也在人堆里推呀撞地奔过来。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地跟着跑，问：“什么事啊？”
两人欣喜欲狂地喊道：“就是那卜德班希米脱呀！”
这名字对他并没多大意思。他早已忘了饭桌上的干杯。卜德班希米脱站在火车的平台上，苏兹和耿士站在踏级上，高声喧嚷，闹得人耳朵都聋了；他们觉得这一次的巧遇真是妙不可言。火车已经开动，他们赶紧爬上去。苏兹把大家介绍了。卜德班希米脱行过礼，马上呆着脸，像根柱子一样站得笔直，先说了一大堆客套，然后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拼命地摇了五六下，好似要把它拉掉似的，接着又大声的嚷了。克利斯朵夫在他的叫喊声中听出来，他感谢上帝和他的本命星君使他能有这番奇遇。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拍着大腿诅咒那个倒霉运，使他从来不离开本城的人，偏偏在指挥先生光临的时候出了们。他看到苏兹的电报，早车已经开出一小时；送达的时候他还睡着，人家以为不该惊动他。他为此跟旅馆里的人发了一个早上的脾气，便是现在，他的气还没消呢。为了急于回来，他把他的主顾，看诊的约会，一古脑儿丢开了，马上搭着第一班车。不料这该死的车和干线上衔接的车脱了班，让卜德班希米脱在交叉站上等了三小时；在那边他把他字汇中所有的惊叹辞都用尽了，拿这件倒霉事儿向站上看门的和别的等车的旅客讲了几十遍。后来终于出发了。他一路提心吊胆，唯恐赶不上贵客……幸而，谢谢上帝！谢谢上帝！
他重新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把它放在指头毛茸茸的大手掌里拼命地捏。他长得意想不到的胖，个子的高大也跟他的胖成为比例：方脑袋，红红的头发剪得很短，脸上不留胡子，长着许多小疱，大眼睛，大鼻子，厚嘴唇，双叠下巴，短脖子，背脊阔得异乎寻常，肚子像个酒桶，胳膊和身体离得老远，大手大脚，整个儿是一座山一般的肥肉，因为吃得过分，喝多了啤酒而变得不成样了，活像在巴伐利亚各乡各镇的街上摇来摆去，跟填鸭一样喂起来的那些胖子。为了高兴也为了天热，他浑身像一堆牛油似的发亮；两只手忽而放在分开着的膝盖上，忽而放在邻人的膝盖上，他一刻不停地说着话，卷着舌头把所有的辅音在空中打转，像放连珠炮。有时，他笑得前仰后合，张着嘴巴，一叠连声的呵呵大笑，差点儿闭过气去。他笑得把苏兹和耿士都传染了，他们狂笑了一阵，擦着眼睛望着克利斯朵夫，神气之间仿佛是问他：“嗯，你觉得怎么样？”
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只是骇然地想着：“唱我的歌的难道就是这个怪物吗？”
他们回到苏兹家里。克利斯朵夫只希望能避免听卜德班希米脱的唱。虽然卜德班希米脱心痒难熬的想显本领而一再暗示，他可绝对不接下文。但苏兹和耿士一心一意要拿他们的朋友来献宝，克利斯朵夫这关是逃不过的了。他便没精打采地坐到钢琴前面，心里想：“好家伙，好家伙，你真不知轻重呢。小心点儿！我是对什么都不留情的。”
他想到等会儿要让苏兹伤心，不由得很难过；但他认为与其让这个福斯塔夫[5]糟蹋他的音乐，宁可使他老人家受些痛苦。可是这一点倒毋须他操心：胖子的声音美极了。一听最初几节，克利斯朵夫就做了个惊讶的动作，使眼睛老盯着他的苏兹吓了一跳，以为他不满意，赶到克利斯朵夫一边弹着一边脸色开朗起来，他才放下了心。于是老人的脸也给克利斯朵夫的快乐照出反光来了。一曲完了，克利斯朵夫转过身来嚷着说，他从来没听见一个人把他的歌唱得这样美的，那时苏兹的快乐简直无可形容；他的欢喜是比克利斯朵夫的满意和卜德班希米脱的得意更甜蜜更深刻：因为他们俩所感到的不过是自己一个人的愉快，而苏兹是把两个朋友的愉快都感到了。音乐继续下去。克利斯朵夫高兴得叫了：他不懂这个又笨重又庸俗的家伙怎么会传达出他的歌的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把所有细腻的地方都能准确地表现出来；可是他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法使职业歌唱家完全感觉到的那种激动和热情。他望着卜德班希米脱，心里想：“难道他真有这样的感情吗？”
但他在胖子的眼睛里，除了虚荣心获得满足的表示，根本没看到什么热情。只有一股无意识的力在这个大块文章的身体中蠢动。这股盲目的、被动的力，好比一队士兵在那里厮杀，既不知道跟谁厮杀，也不知道为什么厮杀。一旦给歌的精神吸住之后，它便欢欣鼓舞地听任摆布：因为它需要活动，而要是让它自寻出路的话，它就永远不会知道怎么活动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在创造人类的那天，造物主并没为搭配人的四肢百体花过多少心血，只是随随便便地凑起来，不管它们放在一处是否相称。所以每个人都是被他用信手拈来的零件配成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各个部分，竟分配在五六个不同的人身上：脑子在一个人身上，心在另一个人身上，而适合这个心灵的身子又在第三个人身上；乐器在一边，奏乐器的人在另外一边。有些人好比极名贵的小提琴，只因为没人会拉，就给永远关在匣子里头，而那班生来配拉这种提琴的人，反倒终身只能抱着一些可怜的乐器。他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感慨，尤其因为他自恨从来不能好好地唱一个歌。他的嗓子是唱不准的，自己听了就讨厌。
可是，卜德班希米脱得意忘形，开始在克利斯朵夫的歌曲里“加点儿表情”，就是说把他自己的表情代替了原作的表情。克利斯朵夫自然不会觉得自己的曲子因之而生色，便慢慢地沉下脸来。苏兹也发觉了。他是没有批评精神而只知道佩服朋友的，自个儿决不能发现卜德班希米脱的趣味恶劣。但他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使他感受到少年的思想中最微妙的地方：他的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克利斯朵夫身上了；所以他对卜德班希米脱浮夸的唱法也觉得受不了，想阻止他这种危险的倾向。可是要卜德班希米脱住嘴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唱完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接着想唱些叫克利斯朵夫一听名字就要恶心的、庸俗的歌曲，苏兹费了不知多大的劲儿才把他拦住了。
幸而仆人来请吃晚饭，堵住了卜德班希米脱的嘴巴。一上饭桌，他有了另外一个显本领的机会。在这方面他是没有敌手的；克利斯朵夫经过了中午的一顿，此刻懒得再和他竞争了。
时间过得很快。三位老朋友围着饭桌望着克利斯朵夫，把他的话句句咽在肚里。克利斯朵夫很奇怪：在这个偏僻的小城里，和这些从未一面的老人怎么会相处得比自己的家人还亲热。他想：一个艺术家倘使能知道自己的思想在世界上会交结到这些不相识的朋友，他将要感到多么幸福，——他的心会多么温暖，加增多少勇气……可是事实往往并不如此：各人都孤零零地活着，孤零零地死掉，并且感觉得越深切，越需要互相倾诉的时候，越不敢把各人的感觉说出来。随便恭维人的俗物，说话是挺容易的。可是爱到极点的人非竭力强迫自己就不能开口，不能说出他们的爱。所以对于一般敢说出来的人，我们应当感谢：他们不知不觉地在那里帮助作者和他合作。克利斯朵夫非常感激苏兹。他决不把苏兹和其余的两位一般看待，感觉到他是这一小组朋友中的灵魂，是爱与慈悲的洪炉，其余两人不过是这口炉子射出的反光而已。耿士和卜德班希米脱对他的友谊是截然不同的。耿士是自私的家伙，音乐给他的满足，只像一只猫受到人家抚爱。卜德班希米脱是一方面为了满足虚荣心，一方面为了练习嗓子有种生理上的快感。他们完全不想了解克利斯朵夫，唯有苏兹是真正忘了自己，真正地爱着。
夜深了，两位客人都已经动身。屋子里只剩下克利斯朵夫和苏兹，他对老人说：
“现在我要为你一个人弹琴了。”
他坐在钢琴前面，——像对着心爱的人那样的弹奏。他弹着最近的作品，老人听得出神了。他坐在克利斯朵夫旁边，眼睛老盯看他，屏着气。他那颗慈祥恺恻的心，连一点儿极小的幸福都不忍独享，他不由自主地反复说着：“唉！可惜耿士不在这儿！”
克利斯朵夫听了可有点儿不耐烦。
一个钟点过去了：克利斯朵夫老在那里弹着；他们一句话都不说。克利斯朵夫弹完了，他们还是不做声。一切都很静：屋子、街道，都睡熟了。克利斯朵夫转过身子，看见老人哭着，便站起来拥抱他。两人在恬静的夜里低声谈着。隔壁屋里的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隐约可闻。苏兹轻轻地说着话，抱着手，身子往前探着一点；因为克利斯朵夫问到，他便讲着他的身世，他的悲伤；他老防着自己，唯恐流露出叹苦的口吻，他心里真想说：“我错了……我不该抱怨的……大家都对我很好……”
事实上他并没抱怨，只是在他平平淡淡叙述孤独生活的时候，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惆怅意味。他在最痛苦的叙述中掺入某种很渺茫很感伤的理想主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不快而不忍加以反驳。其实，那在苏兹心中也不见得是一种坚定的信仰，只是需要信仰的一种热望，——一种渺茫的希冀，是他当作水面上的浮标一般抓着不放的。他瞧着克利斯朵夫，想在他的眼睛中间找些加强他信仰的表示。克利斯朵夫看到朋友的眼神对他那么信赖地老盯着，向他求救，同时也听到希望他怎么回答的暗示。于是克利斯朵夫说出了一番有勇气有信心的话，正是老人所希望听到而觉得非常安慰的。一老一少忘了年岁的差别，像年龄相仿而相爱相助的弟兄一般接近；弱的一个向强的一个求援：老人在青年的心中找到了依傍。
半夜过后，他们分手了。克利斯朵夫明天应当起早，他要搭的车就是他坐着来的那一班。所以他赶紧脱了衣服上床。老人把客房收拾得仿佛预备他住上几个月似的。桌上花瓶里插着几朵蔷薇和一枝月桂。书桌上铺着一张全新的吸水纸，当天早上他叫人搬了一架钢琴进去，又在自己最珍视最心爱的书籍里挑了几册摆在近床的搁板上。没有一个小地方他没想到，而且都是一片诚心想到的。可是一切都白费了：克利斯朵夫什么也没看见。他倒在**，立刻睡熟了。
苏兹可睡不着。他再三回味着白天的快乐，同时已经在体验离别的悲哀。他把彼此说过的话温了一遍，想到亲爱的克利斯朵夫睡在他身旁，跟自己的床只隔着一堵壁。他四肢酸软，浑身瘫倒了，气也塞住了；他觉得在散步的时候着了凉，旧病快复发了；可是他只想着：“只要能支持到他动身就好了。”
他唯恐忽然来一阵咳呛把克利斯朵夫惊醒。他因为感激上帝，便作了一首诗，题材是根据西面的“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6]那一段。他浑身是汗起床，坐上书桌把诗句写下，仔细誊了一遍，又题上一段情意恳切的献辞，署了姓名，填了日子和时刻；等到重新上床的时候，他打了个寒噤，整夜都不觉得温暖。
黎明来了。苏兹不胜惆怅地想起昨天的黎明。但他埋怨自己不该让这种思想把他最后几分钟的快乐给糟蹋了；他知道明天还要追悔今天这个时间呢；因此他竭力不让自己辜负眼前这段光阴。他伸着耳朵听隔壁屋子里的动静。可是克利斯朵夫声息全无。他睡的姿势还是晚上睡下去的姿势。六点半了，他还睡着。要使他错过开车的时间真是太容易了，反正他也不过一笑置之。可是老人没有得到对方同意，决不敢随便支配一个朋友。他心里想：
“那决不能说是我的错，而且跟我完全不相干。只要我不做声就行了。倘使他不准时起床，我还可以陪他一天。”
可是他又回答自己说：“不，我没有这权利。”
于是他以为应当把他叫醒了，去敲房门。克利斯朵夫并不就醒，还得再敲几下。老人心里很难过，想着：“啊！他睡得多甜！很可以睡到中午呢！”
终于克利斯朵夫声音挺高兴地在里头答应了。他一知道钟点不由得叫了一声，接着就在屋子里忙起来，乱哄哄地梳洗，唱着断片的歌曲，还隔着墙和苏兹亲热地招呼，说些傻话把悲伤的老人也逗乐了。然后他开了门走出来，精神挺好，一团高兴，根本没想到自己使人家难过。其实他又没有什么事需要他赶回去，多待几天对他也毫无损失，而对苏兹却是莫大的愉快。但克利斯朵夫想不到这些。而且他不管对老人抱着多少好感，也很想告别了：昨天一天絮絮不休的长谈，那些拼着最后一点儿热情抓着他的人物，已经使他厌倦。何况他还年轻，以为来日方长，大家尽有重新聚首的机会：他现在也不是上什么天涯地角，——不比那老人，明知不久就要到比天涯地角更远的地方去，所以他瞧着克利斯朵夫的目光大有从此永诀的意味。
他虽然筋疲力尽，还是把克利斯朵夫送到车站。外边悄悄地下着寒冷的细雨。到了站上，克利斯朵夫打开钱袋，发觉钱已经不够买直达家乡的车票。他知道苏兹会非常高兴地借给他的，可不愿意……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一个爱你的人有个机会帮你的忙而快活一下呢？大概是为了不愿意打搅人，或是为了自尊心。他把车票买到中间站，决意从那儿走回家。
开车的时间到了。他们在车厢的踏级上拥抱。苏兹把夜里写的诗塞在克利斯朵夫手里，站在正对着他车厢的月台上。在已经告别而还没分手的情形之下，两人无话可说了。但苏兹的眼睛继续在那里说话，直到车子开动以后才离开了克利斯朵夫的脸。
火车在铁道拐弯的地方隐没了。苏兹孤零零地踏着泥泞的路回家，拖着沉重的脚步，突然之间觉得又累又冷，雨天的景色格外凄凉。他好容易才挨到家里，爬上阶梯。一进卧房，一阵狂咳把他气都闭住了。莎乐美马上赶了来。他一边不由自主地哼着，一边反复不已的说：“还好……居然能够撑到这个时候……”
他觉得非常不舒服，就睡下了。莎乐美请医生去了。一到**，他的身子简直像一堆破絮。他没法动弹；唯有胸部在那里翕动，好比炉灶的风箱。脑袋重甸甸的，发着高热，他整天温着昨日的梦，连一分一秒都不放过：他觉得万分惆怅，继而又责备自己，不该有了这样的幸福以后再抱怨。他合着手，一片热诚地感谢上帝。
克利斯朵夫往着家乡进发。经过了那么一天，他心绪安定了，老人的温情恢复了他的自信。到了中间站，他高高兴兴地下来赶路。离家还有六十公里地，他可不慌不忙，像小学生闲逛一样的走着。这时正是四月，田野里一切还没怎么长成。树叶像皮肤打皱的小手似的在苍黑的枝头展开来；疏疏的几株苹果树开着花，嫩弱的野蔷薇爬在篱笆上微笑。光秃的树林抽着嫩绿的新芽；林后高岗上，像枪尖一般矗立着一座罗曼式的古堡。浅蓝的天空飘着几朵乌云，影子在初春的田野中缓缓移动：骤雨过了，又出了大太阳，鸟在那儿唱着。
克利斯朵夫发觉自己怀念着高脱弗烈特舅舅，而且已经想了一会儿；他好久没想起这可怜的人，为什么这一下忽然念念不忘了呢？他沿着水光**漾的河边，在两旁种着白杨的路上走着的时候，舅舅的面貌简直形影不离地紧盯着他，以致到了一堵墙的拐角上，仿佛就要劈面撞见他了。
天阴了，一阵猛烈的暴雨夹着冰雹下起来了，远处还有雷声。克利斯朵夫刚走近一个村子，看到一些粉红的门面和深红的屋顶，周围还有几株树。他脚下一紧，奔到村口第一家人家的屋檐下去躲雨。冰雹下得很厉害，打在瓦上琤琤琮琮，掉在地下像铅丸似的乱蹦乱跳，车辙里的水直往四下里流着。在繁花满树的果园顶上，一条虹在暗蓝的云端里展开着鲜明的彩带。
一个年轻的姑娘站在门口打毛线。她很客气地请克利斯朵夫到里面去，他便跟着走进一间屋子，同时是做饭，吃饭，睡觉的地方。尽里头生着一堆很旺的火，上面吊着一只锅子。有个女人在那里剥着蔬菜，跟克利斯朵夫招呼了一声，叫他走到火边去烘干衣服。那姑娘去找了一瓶酒来给他喝。她坐在桌子对面继续打着毛线，同时照顾着两个彼此拿草塞在脖子里玩儿的孩子。她和克利斯朵夫搭讪着。过了一会儿，他才发觉她是个瞎子。她长得一点儿不美，个子很高大，红红的脸蛋，雪白的牙齿，手臂很结实，可是面貌不大端整，她跟多数的瞎子一样脸上堆着点儿笑容而没有表情，也和他们一样，谈到什么人和什么东西的时候，仿佛是亲眼目睹的。克利斯朵夫先听她说今天田野里风光很美，他气色很好，不由得愣了一愣，疑心她说笑话。他把瞎子姑娘和剥蔬菜的女人轮流瞧了一会儿，觉得她们都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示。两个妇女很亲热地问他从哪儿来，打哪儿过。瞎子那股说话的劲儿似乎有点儿夸张；她听着克利斯朵夫讲到路上和田里的情形，总得插几句嘴，议论一番。当然，这些议论往往跟事实完全相反。但她好像硬要相信自己和他看得一样清楚。
家里其余的人也回来了：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壮健的农夫和他年轻的女人。克利斯朵夫跟四个人东拉西扯地谈话，看了看慢慢开朗的天色，等候动身。瞎子一边打着毛线，一边哼着一个调子，使克利斯朵夫想起许多从前的事。
“怎么！你也知道这个？”他说。
（高脱弗烈特从前教过他这个歌。）
他接着哼下去。那姑娘笑起来了。她唱着每句歌词的前半句，他唱着后半句。他站起身子想去瞧瞧天气，在屋子里绕了一转，无意之间把每个角儿都打量了一下，忽然看到食器柜旁边有件东西，他不由得直跳起来。那是一根长而弯曲的拐杖，抓手的部分很粗糙的雕着一个小人弯着腰在那儿行礼。克利斯朵夫对这个东西真是太熟了，很小的时候就常常拿它玩儿的。他过去抓着拐杖，嗄着嗓子问：
“这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
男人瞧了瞧，回答：“是个朋友丢下来的；一个故世的老朋友。”
“是高脱弗烈特吗？”克利斯朵夫嚷起来。
“你怎么知道的？”大家转过身子问。
克利斯朵夫一说出高脱弗烈特是他的舅舅，全屋子的人都紧张起来。
瞎子猛的站起，把毛线团掉在地下乱滚；她踩着她的活儿，过来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再三问：
“啊，你是他的外甥吗？”
大家七嘴八舌同时说话，闹成一片。克利斯朵夫却又问：
“可是你们……你们怎么会认识他的？”
“他就是死在这儿的。”那男人回答。
他们重新坐下；等到紧张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点，那母亲一边做活一边说，高脱弗烈特跟她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来来往往经过这儿的时候，总在她们家住。他最后一次来是去年七月，神气很累；他卸下了包裹，老半天没气力说话；可是谁也没留意，他每次来总是这样的：大家知道他容易气喘。他可不抱怨。他从来不抱怨的：无论什么不舒服的事，他总会找出一点儿安慰自己的理由。倘使做着件辛苦的工作，他会想到晚上躺在**该多么舒服，要是害了病，他又说病好以后该多么愉快……说到这里，老婆子插了几句闲话：
“可是，先生，一个人就不该老是满足；你自己不抱怨的话，别人也不可怜你了。所以我呀，我是常常诉苦的……”
因此当时大家没注意他，甚至还跟他开玩笑，说他气色很好。摩达斯太——那是瞎子姑娘的名字——帮他把包裹卸下了，问他是不是要永远这样奔东奔西不觉厌倦，像年轻人一样。他微微一笑算是回答，因为他没气力说话。他坐在门前的凳上。家里人都做活去了：男人到了田里去；母亲管着做饭。摩达斯太站在凳子旁边，靠在门上打毛线，和高脱弗烈特说着话。他不回答她，她也不要他回答，只把他上次来过以后家里的事讲给他听。他气吁吁的呼吸很困难；她听见他拼命想说话。她并没为之操心，只和他说：
“别说话。你先好好的歇一歇，等会儿再说吧……干吗费这么大的劲儿？”
于是他不做声了。她还是说她的，以为他听着。他叹了口气，再没一点儿声响。过了一会儿，母亲出来，看到摩达斯太照旧在说话，高脱弗烈特在凳上一动不动，脑袋往后仰着，向着天，原来刚才那一阵，摩达斯太是在跟死人说话了。她这才懂得，可怜的人临死以前想说几句话而没有说成，于是他照例凄凉地笑了笑，表示听天由命，就这样的在夏季那个恬静的黄昏闭上了眼睛……
阵雨已经停止，媳妇照料牲口去了；儿子拿着锹在门前清除污泥淤塞的小沟。摩达斯太在母亲开始讲这一节的时候早已不见了。屋里只剩下克利斯朵夫和那个母亲；他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多嘴的老婆子耐不住长时间的静默，把她认识高脱弗烈特的经过从头至尾讲了一遍。那是年代久远的事了。她年轻的时候，高脱弗烈特爱着她，可是不敢和她说。大家把这件事当作话柄；她取笑他，大家都取笑他，——他是到处被人取笑的，——但高脱弗烈特还是每年一片诚心地来看她。他觉得人家嘲笑他是挺自然的，她不爱他也是自然的，她嫁了人，跟丈夫很幸福也是自然的。她那时太幸福了，太得意了；不料遭了横祸。丈夫暴病死了。接着她的女儿，长得挺美，挺壮健，人人称羡的女儿，正当要和当地最有钱的一个庄稼人结婚的时候，一不小心瞎了眼。有一天她爬在屋后大梨树上采果子，梯子一滑，把她摔了下来，一根断树枝戳进了她脑门上靠近眼睛的地方。先是大家以为不过留个疤痕就完了；哪想到她从此脑门上老是像针刺一般的痛，一只眼睛慢慢地失明了，接着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千方百计的医治都没用。不必说，婚约是毁了；未婚夫没说什么理由就回避了。一个月以前为了争着要和她跳一次华尔兹舞而不惜打架的那些男子，没有一个有勇气——那也是很可了解的——再来请教一个残废的女子。于是，一向无忧无虑的、老挂着笑脸的摩达斯太，顿时痛不欲生。她不饮不食，从朝到晚哭个不休；夜里还在**呜咽。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和她一起悲伤；而她哭得更厉害了。结果人家不耐烦了，狠狠地埋怨了她一顿，她就说要去投河。有时牧师[7]来看她，和她谈到仁慈的上帝，灵魂的不死，说她在这个世界上受的痛苦，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上得到幸福；可是这些话都安慰不了她。有一天高脱弗烈特来了。摩达斯太对他一向是不大好的。并非因为她心地坏，而是因为瞧他不起；再加她不用头脑，只想嘻嘻哈哈地玩儿：她一件缺德的事没对他做过。他一知道她的灾难就大吃一惊，可是对她一点儿不露出来。他坐在她身旁，绝口不提那桩飞来横祸，只是安安静静地谈着话，跟从前一样。他没有一句可怜她的话，仿佛根本没觉得她瞎了眼睛。他也不提她看不见的东西，而只谈她能听到的或是能感觉到的；这些他都做得非常自然，好像他自己也是个瞎子。她先是不听他的，照旧哭着。第二天，她比较肯听了，甚至也跟他说几句话了……
“真的，”那母亲接着说，“我也不懂他跟她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要去割草，没空照顾她。可是晚上回来，我们看到她心平气和地在那里说话了。从此以后，她精神渐渐地好起来，似乎把痛苦给忘了。有时候她还不免想起，她哭着，或者和高脱弗烈特谈些伤心的事；但他只做不听见，若无其事地净讲些使她镇静而她感到兴趣的话。她自从残废以后，不愿意再出家门一步，临了居然被他劝得肯出去遛遛了。他先带着她在园子里走一转，以后又带她到田野里去，走得远一点。如今她上哪儿都认得路，什么都分得出，就跟亲眼看见一样。连我们没注意到的东西，她也会觉察；从前她除了自身以外对什么都不大关心的，现在对一切都有兴趣了。那一回，高脱弗烈特待在我们家的时间特别长。我们不敢多留他，可是他自动地住下来，直到她比较安静的时候。有一天，我听见她在院子里笑了。那一笑给我的感觉，我简直说不上来。高脱弗烈特似乎也是高兴。他坐在我的身旁。我们彼此望了一眼，我可以不怕羞地告诉你，先生，我把他拥抱了，而且诚心诚意地拥抱了。于是他跟我说：‘现在，我想可以走了。这儿用不着我了。’我想留他。他回答说：‘不，现在我该走啦。我不愿意多留了。’大家知道他像流浪的犹太人，不能长住一个地方的[8]；所以我们也没多劝他。他走了。可是从此以后，他经过这儿的次数比从前多了，而他每来一次，摩达斯太总是非常快活，她的精神也一次比一次好。她重新管起家务来了；哥哥结了婚，她帮着照顾孩子；现在她再也不抱怨了，神气老是那么快乐。有时我心里不由得想：她要是眼睛不瞎的话，是不是能像现在一样的快活。是的，先生，有些日子我觉得还是像她那样的好，可是不看见那些坏人那些坏事。世界变得不像话了，真是一天坏似一天……可是我很怕老天爷把我的话当真；因为我呀，虽然世界那么坏，还是想睁着眼睛看下去……”
摩达斯太又走了出来，话扯到旁的事情上去了。天已经转晴，克利斯朵夫想动身；可是他们不许，非要他在这儿吃了晚饭过一夜不可。摩达斯太坐在他身旁，整个晚上都守着他。他同情她的遭遇，很想和她亲切地谈一谈。可是她不给他这种机会。她只向他打听高脱弗烈特的事。听到克利斯朵夫说出她所不知道的情形，她显得又快活又忌妒。她自己提到高脱弗烈特的时候，哪怕是一点儿小事，心里也老大不愿意：你明明觉得她有许多话藏着没说，或者说了出来马上后悔。凡是关于他的回忆，她都当作自己的私产，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她这种感情跟那些把土地看作性命似的乡下女人一样的顽强：想到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像她一样爱着高脱弗烈特，她就受不了，而且也不信有这种事。克利斯朵夫窥破了这一点，就让她去自得其乐。他听着她的话，发觉她虽然当初看得见高脱弗烈特的时候眼光很苛刻，但从失明以后，她已经把他构成了一个与事实不同的形象，同时她心中那点儿爱情的渴望，也都集中在这个幻想人物的身上。而且什么也不会来阻挠她一厢情愿的玩艺儿。瞎子都有种坚强的自信力会把自己不知道的事若无其事地编造出来，所以摩达斯太竟会对克利斯朵夫说：“你长得跟他一个样。”
他懂得，多少年来她在一间窗户紧闭，真相进不去的屋子里混惯了。如今她学会了在黑影里看东西，甚至把黑影都忘了；倘使她的世界中射进一道光明，说不定她倒会害怕。在断断续续的、喜孜孜的谈话中，她和克利斯朵夫提到一大堆无聊的小事，都是跟他不相干的，使他听了很不痛快。他不明白一个受过这么许多痛苦的人，竟没有在痛苦中磨练出一点儿严肃，而只想着些琐琐碎碎的念头；他几次三番想扯到比较正经的问题，都得不到回音；摩达斯太不能——或是不愿意——把谈话转到这方面去。
大家去睡觉了。克利斯朵夫老半天睡不着。他想着高脱弗烈特，竭力要从摩达斯太无聊的回忆中间去找出他的面貌，可是极不容易，不由得很气恼。想到舅舅死在这儿，遗体一定在这张**放过：他觉得很悲伤。他拼命体会舅舅临死以前的苦闷：不能说话，不能使盲目的少女懂得他的意思，他就合上眼睛死了。克利斯朵夫恨不得揭开舅舅的眼皮，瞧瞧那里头的思想，瞧瞧这一颗没有给人知道，或许连自己也没认识清楚而就此长逝的灵魂，究竟藏着什么神秘。舅舅自己就从来不想知道这个神秘；他所有的智慧是在于不求智慧，对什么都不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只是听其自然地忍受一切，爱一切。这样他才感染到万物神秘的本体；而瞎子姑娘，克利斯朵夫以及永远不会发觉的多少其他的人，所以能从他那边得到那么些安慰，也是因为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说反抗自然的话，而只给你带来自然界的和平，恬静跟乐天安命的精神。他安慰你的方式像田野与森林一样……克利斯朵夫想起和舅舅一起在野外消磨的晚上，童年的散步，黄昏时所讲的故事，所唱的歌。他又记起那个冬天的早上，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和舅舅在山岗上最后一次散步的情景，不由得眼泪都冒上来了。他不愿意睡觉；他无意中来到这个小地方，到处都有高脱弗烈特的灵魂；他要把这转侧不寐的神圣的一夜细细地咂摸。可是他听着急一阵缓一阵的泉声，尖锐的蝙蝠的叫声，不知不觉被年轻人的困倦压倒了；他睡着了。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很高，农家的人都上工去了。楼下的屋子里只有那个老婆子和几个孩子。年轻的夫妇下了田，摩达斯太挤牛奶去了；没法找到她。克利斯朵夫不愿意等她回来，心里也不大想再见她，便推说急于上路，托老婆子对其余的人多多致意以后就动身了。
他走出村子，在大路的拐角儿上瞥见瞎子姑娘坐在山楂篱下的土堆上。她一听见他的脚步声就站起身子，笑着过来抓着他的手，说：“你跟我来！”
他们穿过草原望上走，走到一片居高临下的空地，到处都是鲜花跟十字架。她把他带到一座坟墓前面，说：“就在这儿。”
他们一齐跪下。克利斯朵夫想起当年和舅舅一同下跪的另一座坟墓，心里想：
“不久就要轮到我。”
他这么想着，可没有一点感伤的意味。一片和平从泥土中升起。克利斯朵夫向墓穴弯着身子，低声祷告说：“希望你进到我的心里来！”
摩达斯太合着手祈祷，默默地扯动着嘴唇。随后，她膝行着在墓旁绕了一转，用手摸索着花跟草，像抚摩一般；她那些灵敏的手指代替了她的眼睛，把枯萎的枝藤和谢落的紫罗兰轻轻地拔去。她用手撑在石板上想站起来。克利斯朵夫看见她的手指偷偷地在高脱弗烈特几个字母上摸了一遍。她说：“今天的泥土很滋润。”
她向他伸出手来；他也伸手给她。她叫他摸摸那潮湿而温暖的泥土。他握着她的手不放；彼此勾在一起的手指直插到泥里。他拥抱了摩达斯太。她也吻了他的嘴唇。
他们站起身来。她把才摘下的一束新鲜的紫罗兰递给他，把一些枯萎的放在自己胸口，扑了扑膝盖上的泥土，两人默默无言地出了墓园。云雀在田里啾啾地叫。白蝴蝶在他们头上飞。他们坐在一块草地上。村子里的炊烟往着雨水洗净的天空直线上升。平静的河水在白杨丛中闪闪发光。一片明晃晃的蔚蓝的水汽在草原与森林上面铺了一层绒毛。
静默了一会儿，摩达斯太低声讲着美好的天气，仿佛亲眼看见似的。她半开的嘴唇，深深地呼吸着，留神万物的声响。克利斯朵夫也知道这种音乐的价值，把她想到而说不出的代她说了出来。他又把草底下或空气中细微莫辨的叫声和颤动，指出了几种，她说：
“啊！你也懂得这些吗？”
他回答说是高脱弗烈特教他的。
“他也教你的吗？”她说话的神气有点儿懊丧。
他真想和她说：“你别忌妒了吧！”
但他看见光明的世界在他们周围充满着笑意。他瞧着她那双失明的眼睛，觉得非常同情。他问：“那么，你也是跟高脱弗烈特学的了？”
她回答说是的，又说她现在比以前更能体会这些。（她不说在“什么”以前，她避免提到失明二字。）
他们相对无语过了一会儿。克利斯朵夫不胜怜悯地瞧着她。她也觉得了。他真想告诉她，表示他的惋惜，希望她对他说些心里的话。
“你以前有过痛苦吗？”他很恳切地问。
她一声不出地僵在那里，拉下几根草放在嘴里乱嚼。过了一会儿，——云雀唱着歌往高空飞去，——克利斯朵夫讲到他自己也有过痛苦，高脱弗烈特安慰他。他说出他的悲伤、苦难，像在那里自言自语。瞎子姑娘留神听着，阴沉的脸色渐渐开朗了。克利斯朵夫仔细瞧着她，看见她预备说话了：她把身子挪动了一下想靠近他，向他伸出手来。他也往前挪动了一点，——可是一刹那之间她又恢复了先前那种麻木的神态，他说完以后，她只回答几句极无聊的话。看她没有一丝皱痕的丰满的脑门，你可以觉得她有种乡下女人的固执，像石子一样硬。她说得回家去招呼哥哥的孩子了，说话之间神色很从容，还带着几分笑意。
他问：“你觉得快乐吗？”
听他这么说着，她似乎更快乐了。她回答说是的，又把她觉得快乐的理由说了几遍；她竭力要他信服，谈着孩子，谈着家庭……
“是的，”她说，“我非常幸福！”
她站起身子预备走了；他也站了起来。两人告别的时候，语气都很轻快。
摩达斯太的手在克利斯朵夫手里稍微抖了一下。她说：“今儿你上路，天气一定好的。”
她又嘱咐他在某处的三岔口上别走错了路。
于是他们分手了。他走下山岗。到了下面，他回头一看，她还站在老地方扬着手帕对他示意，像看见他似的。
对自己的残废这样一厢情愿的否认，那么勇敢那么可笑，使克利斯朵夫又感动又不痛快。他觉得摩达斯太多么值得怜悯，甚至也值得佩服；可是要和她在一起住两天，他就受不了。——他一边赶着路（两旁都是开满野花的篱垣），一边又想到可爱的苏兹老人，想起那双清朗而温柔的眼睛，面对着多少伤心事和难堪的现实而不愿意看。
“他把我又看成怎么样呢？”他问自己，“我跟他理想中的我多么不同！他所看到的我，只是他心里想看到的。一切都像他自己的面目，像他一样的纯洁、高尚。要是看到了人生的真相，他是受不住的。”
他又想起那个姑娘，包围在黑暗里面而否认黑暗，定要相信有者为无，无者为有。
于是他对以前痛恨的德国人的理想精神，看出了它的伟大；以前他恨的是这种理想精神被一般庸俗的心灵拿去搞出虚伪的荒唐事儿。如今他看到，这种信念之美是在于能在这个世界上另造一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好比海洋中间的一个小岛。可是他自己受不了这种信念，他不愿意逃到这个死人的岛上去……他要的是生命，是真理！他不愿意做一个说谎的英雄。也许没有了这种乐观的谎言一般弱者就活不成；倘使把支持那些可怜虫的幻象加以破灭，克利斯朵夫也要认为罪大恶极的暴行。然而他自己没法拿这个做借口：与其靠了自欺欺人的幻想而活着，他宁可死的……可是艺术不也是一种幻想吗？——不，艺术不应当成为幻想，应当是真理！真理！我们得睁大眼睛，从所有的毛孔中间去吸取生命的强烈的气息，看着事实的真相，正视人间的苦难，——并且放声大笑！
一眨眼又是几个月。克利斯朵夫没希望离开家乡了。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哈斯莱，不愿意帮助他。至于苏兹老人的友谊，是他才得到而马上就失掉的。
回家以后，他写过一封信去，跟着接到两封很亲热的来信；可是因为懒，尤其因为不善于用书信来表白情感，他把复信一天天搁了下来。而正当他决心提笔的时候，忽然接到耿士一封短简，报告他的老友死了。据说苏兹从旧病复发的支气管炎变成肺炎，病中老惦念着克利斯朵夫，可不许人家惊动他。虽然他闹着多年的病，身体已经衰弱到极点，临终仍免不了长期残酷的痛苦。他托耿士把自己的死讯通知克利斯朵夫，说他到死都挂念着他，感谢他赐予他的幸福，只要克利斯朵夫在世一天，他就在冥冥中祝福他一天。——耿士可没有说出来，他旧病复发，终致不起的祸根，大概就在陪着克利斯朵夫的那天种下的。
克利斯朵夫悄悄地哭了一场。他这才感到亡友的价值，这才觉得自己原来多么爱他；像往常一样，他后悔没有把这一点和他说得更明白些。如今可是太晚了。——他此刻还剩下些什么呢？仁慈的苏兹只出现了一刹那，而这一刹那反而使克利斯朵夫在朋友死后觉得更空虚。——至于耿士和卜德班希米脱，除了他们与苏兹那点儿相互的友谊以外，谈不到什么别的价值。克利斯朵夫和他们通了一次信，彼此的关系就告了一个段落。——他也试着写信给摩达斯太，她叫人回了他一封很平淡的信，只讲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了。他不再给谁写信，而谁也不写信给他。
静默。静默。沉重的静默一天一天地压在他心上。仿佛一切都成了灰烬。仿佛生命已经到了黄昏；而克利斯朵夫不过才开始生活呢。他决不愿意就此听天由命！他还没到睡觉的时间，还得活下去……
可是他没法再在德国活下去。小城市的那种闭塞偏狭压着他的精神，使他气愤得对一切都不公平了。他的神经都暴露在外面，动不动就会受到伤害，会流血。他活像关在市立公园的笼子跟土洞里的可怜的野兽，受着苦闷煎熬。由于同情，克利斯朵夫有时候去看它们，打量着它们美妙的眼睛，看着那犷野而绝望的火焰一天天地黯淡下去。啊！那还不如痛痛快快把它们一枪打死，倒是解放了它们呢！无论什么手段，也比那些人的不理不睬，叫它们活不成死不得的态度要好一些！
克利斯朵夫最感压迫的，还不是一般人的敌意，而是他们变化无定的性格，既没有格局也没有内容的性格。他宁可跟那些死心眼儿的，头脑狭窄的，对一切新思想都不愿意了解的老顽固打交道！硬来，可以硬去；哪怕是岩石吧，可以用铁锹去开凿，用火药去炸毁。可是对付一块没有定形的东西，轻轻一碰就会像肉冻似的陷下去而不留一点痕迹的，你能有什么办法？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精力，掉在这种泥淖里都变得无影无踪：即使有块石头掉下去，深渊的面上也不会泛起多少皱纹；嘴巴才张开了一下，马上又闭了起来。刚才的面目早已消灭了。
他们可不能说是敌人。真是差得远呢！他们这种人，在宗教上，艺术上，政治上，日常生活上，都没有勇气去爱，去憎，去相信，甚至也没勇气不相信；他们耗费所有的精力，想把不可调和的事情加以调和。特别从德国战胜[9]以后，他们更想来一套令人作恶的把戏，在新兴的力和旧有的原则之间觅取妥协。古老的理想主义并没被人唾弃，因为大家没有那个气魄敢坦坦白白地这样做，而只想把传统思想加以歪曲，来迎合德国的利益。头脑清明而两重人格的黑格尔[10]，直等到莱比锡与滑铁卢两仗以后，才把他的哲学立场和普鲁士邦的沆瀣一气：这是一个显著的榜样。——利害关系既然改变了，一切的原则也就跟着改变了。吃败仗的时候，大家说德国是爱护理想。现在把别人打败了，大家说德国就是人类的理想。看到别的国家强盛，他们就像莱辛一样说“爱国心不过是想做英雄的倾向，没有它也不妨事”，并且自称为“世界公民”。如今自己抬头了，他们便对于所谓“法国式”的理想不胜轻蔑，对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博爱，什么和衷共济的进步，什么人权，什么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并且说最强的民族对别的民族可以有绝对的权利，而别的民族，就因为弱，所以对它绝对没有权利可言。它，它是活的上帝，是观念[11]的化身，它的进步是用战争、暴行、压力来完成的。如今自己有了力量，力量便是神圣的。力代表了全部的理想主义，全部的智慧。
实际上，德国几百年来都因为徒有理想没有实力而吃了大亏，所以在历尽艰辛之后，不得不伤心地承认最要紧的是力：这一点是很可以原谅的。可是以埃尔特与歌德的后人有这样的自白，其隐痛也可想而知。德国民族的胜利其实是德国理想的衰微与没落……可怜连最优秀的德国人也偏向于服从，所以要他们放弃理想是最容易不过的。一百年以前默泽[12]就说：“德国人的特征是服从。”特·斯塔尔夫人[13]也说：“德国人是勇于服从的。他们会用一套自圆其说的哲学来解释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例如对强权的尊重，以自己的恐惧为软心肠，从而使尊重强权一变而为佩服强权。”
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最伟大的人物和最渺小的人物身上都发现这种心理。席勒笔下的威廉·退尔[14]，肌肉像挑夫一般的拿腔作调的布尔乔亚，就是一例，无怪那个直言不讳的伯尔内要批评他说：“为了使荣誉与恐惧不致抵触，他故意低着头走过奚斯莱的冠冕，表示他没看见冠冕而不行礼，可不是抗命。”小而言之，七十岁的老教授韦斯又是一个例子：他在克利斯朵夫城里是最有声望、最受尊敬的学者，可是在街上一碰到什么少尉之流，会赶紧从人行道上闪到街心去让路。克利斯朵夫看到日常生活中这些琐碎的奴性表现，不由得心头火起。他为之痛苦极了，仿佛卑躬屈节的便是他自己。他在街上眼看着军官们飞扬跋扈，暗中非常气愤：他故意不让路，一边还直瞪着眼回敬他们。好几回他差点儿闹事，仿佛有心寻衅似的。虽然他比谁都明白这一类惹是招非的举动的无聊跟危险，但他往往有些理智不大清楚的时间：因为他老是压着自己，再加那些日积月累、无处发泄的强壮的精力，使他烦躁不堪。在那种情形之下，他随时可以闯祸，他觉得要是在这儿再待一年，他就完了。他痛恨强暴的军国主义，好像压在自己的心上；他也恨那些拖在街面上铿锵做声的刀剑，在营门口摆着的仪仗，和对着城墙预备开放似的大炮。当时有一批喧腾众口的黑幕小说，揭穿各地军营里的腐败，把军官全描写成坏蛋，除了做个听人支配的傀儡以外，只晓得闲逛，喝酒，赌钱，借债，受人厮养，互相攻讦，从上到下欺负下属。克利斯朵夫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要服从这种人，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不，那他是受不了的，永远受不了的；他怎么能委屈自己向他们低头，被他们羞辱呢？他可不知道军人中间有一部分极高尚的人也在那里痛苦，因为他们眼看自己的幻想破灭了，多少的精力、青春、荣誉、信仰，不惜牺牲的热情，都给糟蹋了，浪费了，剩下的只有职业的无聊。——而当军人的要不拿牺牲做目标，他的生活就变了最没意思的活动，只摆着臭架子，仿佛没有信仰而成天念着经一样……
乡土对于克利斯朵夫已经显得太窄了。他像飞鸟一般，到了某个固定的季候，觉得有股无名的力，像海洋上的潮汐似的，突然在胸中觉醒，——那便是天南地北到处流浪的本能！在苏兹老人遗赠他的赫尔德与费喜特的著作里，他也发现和自己同样的心灵，——并非俯首帖耳，死守家园的“大地之子”，而是永远扑向光明的“精灵”，是“太阳之子”。
往哪儿去呢？他不知道。但他的眼睛望着南方的拉丁国家。第一是法兰西。法兰西永远是德国人彷徨无主的时候的救星。已经有过多少回了，德国的思想界一边诋毁它，一边利用它；被德国大炮轰得烟雾弥漫的巴黎，便是在一八七○年以后，对德国仍然有极大的魔力。各种形式的思想和艺术，从最革命的到最落伍的，在那儿都可以轮流的或是同时的，找到实际的例子或精神上的感应。像多少的德国音乐家在困苦绝望的时候一样，克利斯朵夫远远地瞻望着巴黎……关于法国人，他知道些什么吗？——不过两个女性的脸和偶尔念过的一些书罢了。可是这已经足够他想象出一个光明，快乐，豪侠的国家，甚至高卢民族自吹自捧的习气，也和他年轻而大胆的精神非常投机。他相信这些，因为他需要相信，因为他满心希望法国是这样的。
他决意走了。——可是为了母亲而不能走。
鲁意莎老了。她疼爱儿子，他是她唯一的安慰，而他在世界上最爱的也只有母亲。但他们互相折磨，使彼此痛苦。她不大了解克利斯朵夫，并且不想了解，只知道一味地爱他。她头脑狭窄，胆子很小，思路不清，心肠挺好，那种爱人和被爱的需要令人感动，也令人喘不过气来。她敬重儿子，因为觉得他很博学；但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使他的性灵窒息的。她以为他一定会陪着她，终身住在这个小城里。两人一块儿过了多少年，她做梦也没想到这种生活方式将来会变化。既然这样很幸福，他又怎么会不幸福呢？她的梦想不过是他将来娶一个当地小康人家的女儿，每星期日在教堂里弹着管风琴，永远陪着她。她老是把儿子当作只有十二岁，巴不得他永远不超过这个年龄。不幸儿子业已长大成人，在这个狭窄的天地中没法呼吸。而她竟无意中叫可怜的人受罪。
做母亲的不了解什么叫作雄心，只知道有了天伦之乐，尽了平凡的责任，便是人生的全福；她这一套不假思索的哲学的确也有许多真理和伟大的精神在内。她那颗心是只知有爱不知有其他的。舍弃人生，舍弃理性，舍弃逻辑，舍弃世界，舍弃一切都可以，只不能舍弃爱！这种爱是无穷的，带着恳求意味的，同时是苛求的。她自己把什么都给了人，要求人家也什么都给她；她为了爱而牺牲人生，要被爱的人也作同样的牺牲。一颗单纯的灵魂的爱就有这种力量！像托尔斯泰那么彷徨歧途的天才，或是衰老的文明过于纤巧的艺术，摸索了一辈子，几世纪，经过了多少艰辛，多少奋斗而得到的结论，一颗单纯的灵魂，靠了爱的力量一下子便找到了！可是在克利斯朵夫胸中激**着的另外一个世界自有另外一批规则，需要另外一种智慧。
他久已想把自己的决心告诉母亲，但怕她难过，每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想过一晌再说吧。有过两三次，他怯生生地露出要离家的意见；鲁意莎却不把这些话当真。或许是她假装如此，为的要使他相信他自己也不过是说着玩儿的。于是他不敢再往下说了；但他沉着脸，担着心事，一望而知有桩秘密压在心里。可怜的母亲虽然凭着直觉早已猜到这桩秘密，可老怀着鬼胎不愿揭穿。晚上他们俩一灯相对，默然无语的时候，她突然觉得他要说出来了；惊骇之下，她开始东拉西扯，把话说得很快，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可是无论如何非阻止他开口不可。通常她总本能地找到些使他开不得口的最好的话：怨自己身体不行，抱怨虚肿的手脚和关节不遂的腿；她把疾苦格外夸张，说自己是个老瘫子，完全不中用了。这些天真的手段其实也瞒不过他；他悲哀地望着母亲，似乎暗中埋怨她；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推说疲倦，睡觉去了。
但所有这些策略也不能把事情长此拖下去。一天晚上她又用到那套法宝的时候，克利斯朵夫鼓足了勇气，把手放在母亲手上，说道：“妈妈，你听着。我有事跟你说。”
鲁意莎吃了一惊，勉强笑着回答，喉咙已经在抽搐了：“什么事啊，孩子？”
克利斯朵夫嘟嘟囔囔地说出要离家的意思。她竭力认为他是开玩笑，像往常一样设法把话扯开；但这一回他始终板着正经的脸说下去，神气的坚决和严肃使人没有怀疑的余地。于是她不做声了，血都停止了，浑身冰冷，眼睛吓得呆呆的，直瞪着克利斯朵夫。眼睛里那副痛苦的表情把他也噤住了，开不得口；一时间他们俩都没有了声音。赶到她透过气来，便嘴唇哆嗦着说：“那怎么行呢！怎么行呢！”
两颗很大的眼泪沿着她腮帮淌下来。他丧气地转过头去，双手捧着脸。母子俩一齐哭了。过了一会儿，他进了卧室，直躲到明天。他们再也不提昨天的事；因为他不提，她勉强叫自己相信他已经让步了。可是她始终担着心事。
他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太痛苦了，不管说出来是怎么伤心也非说不可了。因为痛苦，他变得自私，同时就忘了自己所能给人的痛苦。他把话一口气说完，躲着母亲的目光，唯恐搅乱了自己的心。他连动身的日子都定了，免得再费第二次口舌；他知道像今天这样可怜的勇气不能再有第二次。鲁意莎嚷着：“别说了，别说了……”
他咬紧牙齿拿定了主意，继续说着。说完之后，——她嚎啕大哭了，——他握着她的手，想使她明白为了他的艺术，他的生活，到外地去待些时候是绝对必须的。她却不愿意听，只哭哭啼啼地说着：“不成，不成……我不愿意……”
解释了半天一无结果，他走开了，以为过一夜或许她会想明白些。可是第二天他在饭桌上狠着心肠又提到那个计划的时候，她马上把嘴边的面包放下，用着悲痛的埋怨的口气说：“难道你一定要折磨我吗？”
他心软了一软，可是回答说：“妈妈，没有办法呀。”
“怎么没办法！你这是要我痛苦……你简直疯了……”
他们俩都想说服对方，可都不听彼此的话。他懂得争辩是没用的，只能增加双方的痛苦；他就摒挡一切，公然做出发的准备。
鲁意莎看到无论怎么样哀求都拦不住他，就变得垂头丧气，抑郁到极点。她整天关在自己屋里，晚上也不点灯；她不说话，不吃东西，夜里还在**哭。他听了像受着刑罚一样，终夜在**翻来覆去，受良心责备，痛苦得差点儿叫起来。他多爱她！干吗要使她痛苦呢？可怜将来为他痛苦的还不止母亲一个人呢；那他也看得很明白……干吗命运要给他完成某种使命的愿望和力量，使他所爱的人为之受苦呢？
“啊！”他心里想，“要是我能够自主，要是没有这股专横的力逼着我去完成使命，否则我就得羞愧以死的话，那么我一定会使你们——我所爱的人们——幸福！先让我生活，活动，奋斗，受苦；然后我将抱着更大的爱回到你们怀里！本来，我只希望能够爱，爱，除了爱以外什么都不管！”
假使伤心的母亲能有勇气把抱怨的话忍着不说出来，他一定会软心的。可是不够坚强而又多嘴的鲁意莎，偏藏不住心里的痛苦而说给邻居听了，也说给其余的两个儿子听了。小兄弟俩看到有个好机会可以抓住克利斯朵夫的错处，怎么肯轻易放过呢？尤其是洛陶夫素来忌妒长兄，——虽然克利斯朵夫目前的情形没有什么可叫人忌妒的，——只要听见一两句赞美克利斯朵夫的话就受不住，暗中还怕他将来会成功；尽管自己不敢承认有这种卑鄙的念头，但他的确担着心事。因为他相当聪明，感觉到哥哥的天才，并且怕别人也一样的感觉到。所以洛陶夫此刻能凭着优越的地位来压倒克利斯朵夫，真是高兴极了。他明知母亲手头拮据而自己很有力量帮助母亲，可永远把全部的责任放在克利斯朵夫一人身上。然而一听到克利斯朵夫的计划，他马上变成孝子了。他对于哥哥遗弃母亲的行为愤慨非凡，斥为自私自利的兽行。他居然当面跟克利斯朵夫这样说，用长辈的口吻教训他，仿佛对付一个该打的小孩子；他傲慢地叫克利斯朵夫别忘了对母亲的责任和母亲为他所作的种种牺牲。克利斯朵夫气坏了，把洛陶夫连捶带踢地赶出门外，拿他看作小坏蛋，假仁假义的畜生。洛陶夫为了出气便去煽动母亲。鲁意莎被他一激，以为克利斯朵夫真是个忤逆的儿子。她听见洛陶夫说克利斯朵夫没有离家的权利，觉得正中下怀。哭原来是她最有力量的武器，但光是哭哭啼啼她还不甘心，便说了些偏激的话埋怨克利斯朵夫，把他惹恼了。两人彼此说了些难堪的话；结果是至此为止还在犹豫的克利斯朵夫反而下了决心，加紧做出发的准备。他知道那般慈悲的邻居哀怜他的母亲，认为她是牺牲者而他是刽子手，便咬咬牙齿，再也不改变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