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期结束的一段时间里，学校上下都在忙两件事，考试和开会。学生考试；领导和老师开会，总结会、表扬会，本学期没有完成的工作也赶在这些天里通过会议的形式过一下场。敲锣打鼓的，只要声势到了，工作就算完成了。因为会多，花房也忙，今天把花搬到这个会场，明天就得转移到另外一个会场。学校会场用花免费，下一级单位，比如各个系科，就要适当地收取费用，否则即使人忙得过来花也忙不过来。人也忙不过来，大林和二梆子早就抱怨了，就是能挣几个钱也相当不容易，你要下力气把花搬来搬去不说，还得摆放得让人家满意，哪一盆看不顺眼了就得抱回去换。各单位头头的口味不一样，摆花就很麻烦，吃不准哪一盆不入法眼，所以老周就批评手下的三个，放机灵点儿，该换就腿脚利索点儿，说到底是为自己捞外快。三个人私下里商定好了，每人负责一个会场，轮着来，轮到谁了，换花的任务就归谁，跑断腿了也得去换。
物理系开会的那天，陈木年负责摆花。一间大会议室里，主席台前摆了一列大的绿色的盆栽。这是他们系负责布置会场的团总支书记的意思。会议的内容是欢送一位退休的老教师，顺便庆祝老先生从教三十八周年。绿色代表生机盎然，青春勃发。陈木年一次性摆花成功，得到团总支书记的肯定，之后就离开了，等着他们会议结束后通知他来取花。
回到花房找个躺椅坐下，正打算趁没事眯一会儿，老周来了，说物理系的电话，要求换一盆，把中间的一盆绿的换成开红花的大盆栽。这回是系主任的意思，他在开会之前看了一圈会场，觉得少点儿东西，热烈的、绚丽的、众星捧月的那种，来点儿红的，大红，他指示团总支书记，老人家是系里也是学校里的宝贝，应该凸显出来。陈木年在花房找主任需要的大红花，转了好几圈都没找到，他记得花房是有这样的盆栽，可就是找不到。老周说，没准儿是给大林或者二梆子搬到他们谁负责的会场了。陈木年只好去找，先到大林的体育系，没有，再到二梆子的政治系，找到了。可是不能现在就拿走，他们的会议还要十来分钟才能结束，陈木年就在外面等。
一刻钟后会议结束了，陈木年抱了大红花盆栽下楼，放到三轮车上就往物理系骑。一身汗抱到会议室前，门关着，会议已经开始了。他们等不及了，还是用那盆绿叶的盆栽。陈木年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搬回去还是等在这里，等他们中场休息的时候换。后一种概率很小，但不能说一点儿可能没有，所以他就在门外站着，死活要得到他们某个领导的一句话才行。这是老周一再交代过的，不管怎么说，最后要听人家领导的。他就倚在门外等，有一搭没一搭地听里面开会的声音。
他对物理不感兴趣，对唱赞歌也不感兴趣，但在一个领导唱赞歌的时候，一个术语让他耳朵一动。领导说，钱老师是我们系机械动力专业的元老和创始人之一。钱老师毫无疑问就是那位即将退休的老先生了，陈木年没听过，但“动力”这个词听过，他记得许老头在一九八二年就上过一门“动力学”的课。这么说，他们有可能是一伙的。这位钱老师一定知道许老头了。陈木年来了兴趣，希望从中听到某些关于许老头的信息。可惜他们一直都是针对钱老师一个人做漫长和深情的回顾，那是一个人的历史。他想算了，就等谁出来时抓着打听一下吧。他倚着墙蹲下来，掏出一根烟来。
烟抽了不到一半，门开了。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师，戴着眼镜，出了门就往口袋里摸。陈木年一看就明白了，这又是一个烟鬼，只有上了瘾的人才会这样六神无主地找烟，看来被憋坏了。陈木年站起来，找出烟盒抖出来一根递过去，那老师接过了，连谢谢都没说就叼到嘴上，然后把烟凑到陈木年的打火机上。第一口吸得极其深情，眼睛闭上了，脖子也伸长了，两只手都抒情一般地张开了，悠长地“啊”了一声，那样子不像抽烟倒像吸毒。吐烟的时候张大嘴，吃了辣椒一样咝咝啦啦地出声，烟雾散尽，陈木年看见了他满嘴的黑牙齿。连吸了三口，那老师的情绪才稳定下来，叼着烟继续到口袋里找东西，嘴也差不多腾出来了，对陈木年说：“谢谢，谢谢啊！”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大烟斗和一包烟丝，烟丝揉进了烟斗里，嘴上的卷烟就不要了，踩灭后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陈木年又给他点上。烟斗的味很呛，他吸得显然更过瘾，恨不得把口腔都翻出来给陈木年看。吸烟斗的时候，那老师嘴里响起了哗哗的口水声。烟斗弄得他很受用，人都懒了，也像陈木年一样倚到了墙上。
“这个好，”他说，“还是这个好。”
陈木年说：“老师，您认识许如竹老师吗？”
“许如竹？”他说，愣了一下，“你是说许老师？当然认识，原来是我们系里的老师，同事。小伙子你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许老师遗体告别的时候。”
“对对，就那会儿。哦，想起来了，你是许老师的小朋友，听他们说，很仗义，一直把老许的事操办完了。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给你们摆花的。”陈木年指指会议室，“老师，您知道许老师当初为什么不当老师，转做花匠了吗？”
那老师抽口烟，说：“老许啊，我都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二十多年了吧。那会儿他情绪好像有点儿不太对头，就向学校要求辞职，去了花房。”
“你知道原因吗？”
“你一问我倒短路了。好像是因为职称的事，人事处压着他不给评副教授，那时候他也该四十多岁了吧，老因为各种事评不上。状态也不太好，整个人有点儿拧，就主动要求去花房了。”
陈木年来了兴趣，继续追着问：“学校为什么要压他？”
“这些事，”那老师为难地说，“那时候的事，不好说。有人说是市里的问题，有人说是私人恩怨，一团糨糊。老许没跟你说？”
“没有。他不愿说。”
“老许他就这样，这辈子就吃这个亏，有什么事都藏肚子里。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上书给市委，书生气，说市里加大运河水运建设是有问题的，应该尽快把铁路建起来，这才是发展我市经济的重要出路。现在看来老许是对的，可那会儿谁听他的？人事处处长，当时是谁？好像是沈处长，就借这个问题压下了他的副高申请材料。之前他就压过几次。”
“为什么老压？”
“谁知道。听说两人有点儿恩怨。多少年的事了，老许都死了，更说不清了。”
“那个，”陈木年小心地问，“沈处长是谁？”
“你不认识，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沈镜白。听过这名字吗？”
陈木年含含混混地说：“没听过。”
那老师说：“你还小，那会儿不知道在哪儿搓尿泥呢。”他乐呵呵地笑起来，“老许啊，老实人一个，书教得也好，可运气不济也没办法。人哪，你说不好。”那老师对着垃圾桶敲了敲烟斗，“抽两袋就舒服了。得开会了。你还等着？”
“再等一会儿。老师您忙吧。”
那老师说：“别等了，会都开得差不多了，还换什么劳什子花啊！”就进去了。
陈木年没走，等着。那场会没有中场休息，当他以为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团总支书记告诉他，已经结束了。他把大红花原样运了回去。一路上都觉得嘴里发苦，不是个味，心里沉，腿脚轻，三轮车骑得跌跌撞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