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征税、或者不统治。
而是说，在这里，征税是为了摧毁或者扶植印度的某项产业；统治是为了资产阶级更为方便地劫夺利润。
李欗想要通过一些手段，摧毁印度的制糖业，是如此。
刘钰想要通过对种棉业的扶植，发展印度的棉花种植业，也是如此。
可能前者许多加税、而后者不但不加税甚至一定程度的免税。
对于李欗的这个思路，整体上，的确是有可能性的。
好望角以东、日本以西，真正能够在制糖业上竞争的，无非就是南洋和印度。
区别就是，南洋制糖业，可以使用华人、也更倾向使用华人，方便迁民、也方便连接东北大豆产区和甘蔗种植区的贸易。
印度制糖业，即便说种植园主、糖厂主是华人，但他们也绝对不会用大顺的迁徙者，因为用工成本显然高于用本地的印度人，尤其是配合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土地制度。
除此之外，倒也没什么“竞争”可言了。
历史上日本在18世纪倒是尝试过引种甘蔗自己榨糖，因为日本的饮食问题，使得日本嗜糖。
但显然，日本尝试自己种甘蔗，与瑞典人尝试自己种桑树养蚕，没有任何区别。这玩意儿，说白了，真就是个看老天爷脸色的产业，你再有本事也没办法在纬度颇高的地方种甘蔗、种桑树。
是以，这一套东西若用得好，确实是非常有助于移民的。不只是南洋，更是松辽分水岭以北。
见李欗已经算是可以熟练地掌握这一套东西，刘钰也就听完了李欗关于剩下两个方向的“大豆市场”的论述。
整体上，思路是可取的。
甚至可以说，是考虑了具体情况、具体问题。
苏、鲁地区的思路，无非就是适当转型，利用海运优势，不必考虑粮食不足，强制赎买后发展小农经济的经济作物。
而日本地区的市场，则是以苏鲁地区的农业作物转型为基础。
一来日本的稻米可以继续增大出口。
二来日本也可以适当发展一下铜、硫磺等采矿业。
三来嘛，就是日本的人口压力、各藩的地租米收入、苏鲁地区工商业继续发展后的粮食需求等，也会促使日本在知道豆饼可以肥田后，作为一项进口的国策，来扩大贸易。
至于说日本人吃的那点味噌、酱油、纳豆什么的，并不是主要的市场增长方向。
大豆毕竟是一种经济作物。
如果这要是已经到了后膛枪、甘油炸药的时代，大豆作为上等的油脂作物，若是赶上一场世界大战，倒是也能大规模产业扩张。但现在，这个方向就暂时不必考虑了。
日本的土地制度，封建藩阀的大米收入，日本人口的增长压力，大顺这边沿海地区工商业发展对稻米的需求，应该说，李欗的思路是清晰的。
只要大顺这边凭借已有的军事上的优势略加手段，日本完全可以成为本土、南洋之外的第三大大豆消费市场。
既有了这三大市场，只要再把运输问题解决了，李欗所说的松辽以北一年移民二三十万的数字，倒也完全不夸张。
甚至于，可能更多。
并且，鉴于这种完全商品化的种植业发展，半工业水平的农用机械的采用来降低成本、替代人力，也是完全可能的。
再加上，以商品肥料大豆业为导向的种植业发展，并不只是需要农业人口。
与之对应的榨油、运输、压榨等产业，也是需要人手的。
总之，思路就是要为资本让路。
海军、舰队、驻印军团、国家政策，要为资本服务。
需要市场，就找市场。
需要运输，就修铁路。
需要土地，就低价允许他们在松嫩平原圈占土地，低价售卖国有的土地，或者作为“政变支持”的“酬功”。
迁民靠的资本主导，目的只是解决中原的人地矛盾。人，迁到西域、东北、扶桑、南洋即可，只要迁过去后是当小农，还是在农场做雇工，他不在意。
李欗这样的思路，应该说，已经为大顺未来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以史为鉴的话，那便是历史上的“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土地政策之争”。
杰斐逊认为，北美这么多的土地，应该耕者有其田。而之前的土地售卖制度，最低640英亩，也就是最低将近4000亩才起卖。到头来，真正需要土地的失地百姓、拓荒者，根本拿不到地。
到时候，固然说，经营性质的大型农业发展起来了。但，商业资本肯定会钻漏洞，仗着4000亩起卖的高价老百姓买不起，自己赶紧囤地，然后再分成小块卖出去，赚差价。
这对耕者有其田、杰斐逊信奉的重回农业社会、重农轻商的构想，是相悖的。
并且，商业资本什么样，商人什么德性，杰斐逊可谓非常清楚：他当时就把话放那了，如果要是这么搞，没有大的商业资本囤积土地，然后再自己分成小块卖出去或者租出去赚差价，那就见鬼了。
而汉密尔顿，以及其背后的资本家、商业资本、种植园土地需求者，则最终制定了《1785土地法令》，最小买地面积，4000亩。一次性买不起4000亩土地的，就别买地了，打工吧。
这里不谈汉密尔顿背后的阶级支持者，也不谈他的《1785土地法》的阶级属性。
只说汉密尔顿的思路，就是北美不缺土地，国家也没有太大的人地矛盾，但缺钱。
既然这么多的土地，不如快速售卖出去，把土地变现，折算成现金、国库收入。
一方面可以迅速偿还国债。
另一方面，大量国有土地的私有化售卖，可以迅速募集到资金，从而投入到他的《制造业发展规划》当中。
汉密尔顿也承认，这样必然会让金融资本集团迅速扩张，土地投机行为不可避免。
而且显而易见的，会导致金融资本囤积土地，然后再切割成小块售卖，赚取差价，甚至金融资本会大放高利贷。
但是，同样的，依靠小农购买，让国有土地迅速完成私有化，从而快速变现，用来偿还国债和作为发展制造业的补贴，显然太慢了。
凡事，都有好坏两面。
土地投机固然是坏的一面，但只要能够快速地完成制造业发展，那么其好的一面就胜过坏的一面。
汉密尔顿认为，只要能够建立一个强效的、高效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依靠调控手段和国家投资全力发展制造业，那么这种土地法带来的负面的土地投机问题，就是可以接受的。
归根结底。
经济结构上，这是“小农经济主导”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导”之争。
政府构成上，这是州权分散和中央集权之争。
阶级属性上，是资本和小农之争。
客观的讲，汉密尔顿的政策，失败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套土地法，助长了金融资本的快速生长、造成了高利贷和转租问题长期压制了土地开发的节奏。
并且因为汉密尔顿的纽堡阴谋失败、中央集权构建失败、以及他的制造业发展规划被否……
他预想的好处，没怎么见着。
他心知肚明的坏处，却是处处生花。
但是，最终，汉密尔顿的思路，却以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方式，完成了。
即，前期的土地投机活动，快速造就了一批资本雄厚的金融集团。
而伴随着汉密尔顿死后，铁路的出现，这批完成了积累的资本雄厚的金融集团，以手中的大量从土地投机中积累的资本，投资到运河、铁路的建设中。
最终，因为运河、铁路的建设，使得《宅地法》有了现实意义，也最终推动了西进运动。
应该说，汉密尔顿的思路，是清晰的、正确的。但终究，还是少考虑了一个问题。
他认为，北美当时不缺资源、不缺土地，缺的是“积蓄在一起的资本”。这个资本，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国家，比如他的集权构想和《制造业发展规划》。
甚至，他对工商业的态度，也非常明确：挤死小农、挤死小手工业者，发展大企业才能和欧洲竞争，比如他的《威士忌税法》。
包括说，他的土地法令，其设想，就在于：消灭潜在的小农，迫使他们隶属于资本，而不是拥有自己生产资料的自耕农，解决北美工商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但他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考虑垦殖殖民地的痼疾，妄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消灭第一种私有制，并迅速建起第二种私有制。
不过，鉴于北美的现状，他认识到了缺乏资本的现实，认识到了原始积累的重要性，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通过售卖国有的土地来帮助资本集团完成原始积累——在北美制造业完全被欧洲碾压的现状下，似乎也只能依靠土地来完成原始积累，这的确为后来的运河和铁路发展的投资，奠定了基础。
只不过，大顺的情况，要比这个问题更复杂一些。
但本质，尤其是对于那些可以垦殖的荒地，可能还要加上一个更复杂的分歧。
如果说，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
经济结构上，这是“小农经济主导”和“工商业主导”之争。
政府构成上，这是州权分散和中央集权之争。
阶级属性上，是资本和小农之争。
那么，大顺这边，倒是不需要考虑政府、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
但是，不可避免地，鉴于井田制的复古空想，以及刘钰说的歪经的“圣西门主义”，只怕，还要再加上一个东西。
经济结构上，这是“小农经济主导”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主导”之争，还是再加上拿三的《论贫困的消灭》里那种农业庄园合作社之争。
阶级属性上，除了资本和小农之争，还必须要加上军功贵族，这在大顺是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也是李欗若有野心必须“回报”的力量。
而如果军功贵族、原本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资本贴在一起了呢？是不是，这玩意儿，叫日式财阀、普鲁士容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