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自觉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主意,觉得他爹多半会觉得他有些主见。

但实际上,皇帝让太子来请教刘钰,请教了半天,太子还是没明白“本末”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此时的大顺,伴随着白银货币化、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本末之争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生产和商业之争。

大顺的士绅阶层,类似于秉持的是商业资本思维。

耕地,是大顺最保值、最安全、最不受战乱影响、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品。

很多士绅说的已经足够明白了,战乱之后,哪怕改朝换代,张家的地还是张家的、李家的地还是李家的,永远保值、受到任何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小,是最后的投资方向。

刘钰给太子讲本末之争、将均输平准这些东西,太子看似听明白了,实际上还是没听懂刘钰的真正意思——如果真的相信“本末之争”,那就应该尽可能把内地土地的商业投机属性剥离。

大顺士绅最喜欢的两项投资,是买地和放高利贷。他们嘴上喊着“务本抑末”,可实际上他们比谁都“末”,因为贤良文学说的“本”,是生产。

大顺看不见的手,太厉害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高利贷和土地兼并收租,是收益率最高、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方向——所以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农业生产的盈余,不要往高利贷上走、不要往土地兼并上走,而是投资到水利建设、交通发展、农田改造、扩展耕地上。

问题在于,在买地收租和放高利贷的高回报率下,无形之手的阴影下,士绅地主有多少人,把其积累的资本,投入到了水利建设、农田改良上?

这才是刘钰想给太子讲的“务本抑末”这个道理,在大顺这个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上的真正涵义。

不要刻舟求剑,拿着先秦两汉时的人口、耕地、土地所有制、税制、畜力机械普及量等,来套大顺的现实情况。

韩非子当年嘴很毒,专门为这种情况,自己创造了个成语,叫“守株待兔”。

想要让资本,投资到土地改良、水利工程上,除了特殊手段外,若靠无形之手,还有另一种办法。

那就是提升亩产的价值,靠某种经济作物的高额回报,高于地租和利息,使得资本会选择改良土地、促进生产,以获得更多利益。

但这在大顺内地也已经没可能了。因为刘钰把所有值钱的原材料农作物的生产地、商品粮基地,都放在了东北、南洋、以及后续的印度。

在南洋开种植园、或者在东北垦殖种豆的收益,已经高过了在松苏买地收租,所以大顺这些年的银钱兑换比问题才没出事。

大量的热钱和积累的资本、贸易的顺差白银,实际上都跑到南洋和东北去搞基础建设去了,靠着大量产出,才没有出现白银通胀和物价革命,保证了大顺的“汇率”依旧极为有利出口——虽然大家都在用白银,甚至可能这些白银,都他妈是南美的同一个矿坑出来的、甚至可能是同一个南美印第安人挖的,但实际上两边的白银还是有汇率的。休谟在和自由贸易派论战的时候,就拿捏过这个“汇率”问题。

所以,其实问题到了这,就算是太子真的明白了“本末”问题、亦或者更进一步把这些东西都基本搞清楚了。

那也没用。

因为由此推出的、以全体的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为主体的解决方案,是太子或者皇帝都无法去做、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哪怕,由此推出的主体,不是这片土地上的全体人民,而只是大顺的资产阶级,那么太子或者皇帝都不可能接受他们的路线,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老马说,资产阶级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假使不考虑全体人民。

只说如果大顺此时是一个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那么下一步,显然就是要打通国内市场、取消国内的税关和各省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取得外部市场后再把内部市场拿到手,从而建立世界市场的轮廓;实行土地国有制和级差地租制,也就是列宁评价中山先生的那套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方便将资本用于依托土地这个生产资料而进行生产活动。

而这,还不是最终解决方案,只是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案。

仅此,皇帝也好、太子也罢,能支持吗?

就算明白,民族的国家的未来是这样,皇帝、太子、地主官僚、士绅等,会去做吗?他们假设自己是忠君爱国的,只是当告诉他们,新时代下,真正的爱民族国家,是要取消他们的封建特权,士绅特权、减租减息、甚至土地国有化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举起屠刀。

因为多少明白一些这里面的道理。

又因为他是太子,屁股坐的很牢靠。

所以,当几天后,皇帝再度召见太子,询问太子和刘钰的交流问题时,太子给皇帝的答案,也就是他的主见,就是理所当然的折中。

太子知道,自己询问完刘钰后,父皇一定会再找自己。

皇帝也知道,太子应该会知道,并且会给自己一个要尝试做事的方向和答案。

所以皇帝开门见山,询问太子道:“朕叫你询问兴国公,听其所以然,未必听其然。他给你讲了什么,这都无所谓。”

“关键是,你听完之后,你自己觉得,除了过些日子朕要交代你去督办、体察民情的事外,你还想一并做点什么?”

太子将自己已经准备好的话说出,回道:“儿臣请父皇准许儿臣,挑选年轻才俊,兴办汉口实业。”

这个答案,在皇帝的意料之中。

算是皇帝认为太子可能会给出的几个他认为还算可以的答案中,比较容易意料到的一个。

刘钰和太子到底说了什么,皇帝并不想知道的那么详细。但是基本上刘钰的思路,皇帝自认还是了解颇多的,虽然大部分时候是胡乱理解,但皇帝还是自以为自己了解的。

对太子提出的这个尝试,皇帝没有先问“为什么选这里”,也没有问“你准备办到什么程度”。

而是询问了两个让太子万万没想到的古怪问题。

“你既要兴办汉口,朕以为,此事可做,好处颇多。但于此之前,朕先问你一句,譬如松江的棉布。”

“松江的棉布,在松江出港的时候,就要征收一笔税。那么,如果松江的棉布去汉口,是否还要再征一笔税?”

“此其一也。”

“其二,欲兴汉口,无资本则不可行。”

“你是准备募集楚人的资本?还是允许松苏的资本涌入汉口?亦或是其余的办法?或者官办?或者官督商办?或者商办征税?还是怎么样?”

这两个问题,听起来好像都听蛋疼,感觉像是扯淡一般。

然而实际上皇帝觉得,这两个问题,非常的关键。

这和松苏地区的征税模式有关,以松苏的玻璃为例,实际上实在生产端征税的。棉布也一样,也是相当于在生产端就征了一次税。

当然,税不重,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选择退税以确保竞争力,虽然基本上此时来说完全不需要,但理论上是可以的。

以资产阶级的视角来看,这个在汉口是否再征税一次的问题,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否支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而以官僚政绩或者太子欲立功的视角来看,这个在汉口是否再征税一次的问题,实际上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个,是皇帝从刘钰对付日本、朝鲜那的手段,得出的经验:官僚或者封建贵族,更倾向于征收关税,获得收入。关税收的越多,他们的政绩、缴纳的税收也就越多。

换句话说,这是买办思路。

另一个,则是皇帝从英国法国那里,得出的经验:发展本地工商业,需要对外来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英国和法国的棉布禁止令,都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太子想要兴振汉口的工商业,那么也不是不能征收额外“关税”,以确保本地的工商业发展。免得还没起步呢,先就被松江棉布,一波冲个稀烂。

换句话说,这是要发展本地工业的思路。但换一种全国视角的思路,这又是地方势力的崛起,和省份乡土主义,只怕并不是什么好事儿。

这东西,和盐还不一样。

盐政改革的思路,就是直接在生产端征税,然后建立全国的统一市场,去掉其余的苛捐杂税,一次性征税,全国通行。

但那是盐。

于是看似皇帝问了两个听起来不痛不痒、有些扯淡,似乎相对于千头万绪的“政通人和”而言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

但其实,第一个关于是否要再征关税、以及松苏的棉纺织品是否可以进入汉口的问题,就是个非常难回答、或者说在考验太子路线认知的问题。

刘钰虽然也没和太子讲这么细节的东西,但是毕竟一些思路还是给了太子一些启发,遂道:“儿臣以为,此事应细看。”

“昔日太史公言: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