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皇帝看来,太子给出了一个明显的错误答案。

当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个陷阱,比如说正确回答应该是不修铁路之类,这当然不是。

不过这个错误回答,只是让皇帝内心嘀咕了一番,慨叹一下儿子还是太年轻、太幼稚。幼稚这玩意儿,和年龄关系不大。

而这背后折射出的,则是实学派和传统派的严重割裂。

问铁路,给出的回答,都是新学派的那一套东西,因为传统派根本不懂这玩意儿,之前也并未研究。但实学派的脑回路,相对于传统思维,又过于奇葩。

这种割裂的本质,是对社会的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或者说,对大顺的天下应该什么样、未来什么样,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在皇帝看来,能真正把传统和新学结合起来的人,朝中真没几个。

而现有的这几个,皇帝也基本上不可能让他们去做太子党,不敢。

皇帝倒是也不怪太子,或者说也没有因为这一番话就会太子失望。

毕竟太子长在宫中,而这些年大顺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太子小的时候,传教士还能出入宫廷为官,教授一些实学学问。

等成年,就迎来了最严厉的禁教风潮。

太子第一次监国的时候,大顺还在和北方的罗刹、西北的准噶尔开战,那时候还要担忧东北地区的危险,考虑怎么防止一个拥有大平原、靠近朝鲜、挨着蒙东的潜力地区再出现一波新的反叛势力。

而现在,大顺的整个战略重心都移向了南方,舰队已经西出马六甲,大有再下西洋之势。

太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大顺南北方之间的联系,还是靠大运河。京城的粮食,还需要南方的稻米沿着大运河北上,每年国内开支的重中之重,还是漕运、河工。

而现在,南北方的联系靠的是海运,实际上京城如今也不怎么吃江南米了,甚至于到底吃的是哪里的米、哪里的麦,自己都不清楚。甚至于京城已经产生了一种“大米和麦子就是粮店和粮库里长出来的、只要有银子就能要多少有多少”的错觉。

太子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木牛流马的时候,以为那是神话。

可现在,木牛流马不再是神话,人不食、马不嚼的车,已经出现。

这一切的变化,都在二三十年之内。

皇帝是从头经历到尾。还有一个改革助力是个“大忠臣”,既理解传统也精通实学。

饶是如此,一直到几年前松苏大阅,皇帝才真正确定了日后大顺李家该怎么办的路线,并且将这一套东西逐渐在头脑里琢磨成型。

皇帝也不可能要求太子直接就明白这一切的变化、理解这一切的变化,这是强人所难。

就像刘钰给皇帝说过的那样,刻舟求剑者并不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人也不笨。因为笨人是不可能总结出来落地的规律的,只是依照过去总结出来的规律,在过去有用,在现在未必就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传统派,还是实学派,其大部分人,都是在刻舟求剑。

无非是传统派,刻的是过去的舟;实学派,刻的是松苏的舟。

刻过去舟的人,不能理解工商。

刻松苏舟的人,不能理解内地。

皇帝沉默了片刻,忽然问道:“吾儿以为,之前废运河、兴海运,于吾家而言,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太子暗松了口气,虽不知道刚才的回答到底对还是错,但既然父亲问这个问题,而且语气明显多了几分亲情味儿,至少是个好迹象。

“儿臣以为……”

老调重弹般,将关于海运还是河运的道理,讲了一番,这都是争论了上百年的东西。

无非沿岸百姓之苦、漕米运输之疲、中途盘剥之重、携带私货之贼、借机敛财之吏、耗费千万之河等等、等等。

皇帝听完这些答案,却摇摇头。

“你需记得,历朝历代,一定要在能做事的时候做事。待到不得不做的时候,往往是做不成事的。是以,万万不要如兴国公说的那般,不戳不蹦跶。真到戳一下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蹦跶起来。”

“你说的这些,都不算是被逼着一戳一蹦跶的范畴。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多半也是这样。历朝历代,有因为漕运之弊而亡国的吗?”

“蒙元末年,有谶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你想过没有,如何继续走河运,一旦黄河溃堤决口,会如何?”

“漕运断绝,朝廷财税之半,堆积江南;漕米不足,京畿周边人心躁动;治水征发民夫,运河断绝粮食不足,或是发不出工钱;数百万人受困于河水,颗粒无收,物价飞涨,必要起事。”

“黄河决口,天灾也。”

“然而天灾一样,其后却不一样。”

“若朝廷有钱、有米、有粮,则可赈、可蠲、可募、可剿、可抚。”

“若朝廷无钱、无米、无粮,则饥民遍地、人心惶惶、烽烟四起、起事频传。”

“废运河,于吾家,将黄河决口之后的乱世可能降到最低,方为万般理由之首。”

“漕运之贪腐克扣之弊,隳不了宗庙。莫道石人一只眼,那是真要隳宗庙的。”

“以史为鉴,一国一姓之危亡,或源于夷狄、或源于百姓。然如今夷狄束手,只可能亡于百姓。”

“自古以来,河南不乱、荆楚不乱、则不过割据、流寇之势。若河南荆楚皆反,则社稷危矣!”

“吾儿所言,至张家口、至热河,兴工商、垦蒙地,此皆正途,但今日可做、明日可做、后日做也不晚。”

“以朕观之,这第一条路,必须要通河南、往荆楚。”

“京畿河北河南荆楚松苏不乱,其余最多不过割据流寇之势,不能成大事。”

“昔日孟子见梁惠王,于灾荒事,梁惠王如何说?”

太子连忙对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皇帝点点头,又道:“朕之前叫你读《盐铁论》,桑弘羊于此事,又是如何说的?”

“回父皇,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太子回答的也是很利索的,既然是皇帝专门让他看的书,他肯定是要仔细读的。

而且,当时很多人以为,皇帝是支持桑弘羊的路线的,国家调控、鼓励工商,基本上看起来好像有点这么个意思。

然而太子拿到的那本、皇帝给他的《盐铁论》,则非常有意思。

太子知道,那本书原本是父皇拿给兴国公看的,而兴国公在那本书上面留了不少的题注、吐槽。

比如开篇就写了个成语,“万勿刻舟求剑”。

再比如在开篇的桑弘羊第一问,即“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的后面,则写了一个吐槽。

吐槽的倒不是大顺,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曰:英人东印度公司,并不鼓励发明更有效的捕鼠器。而是关键是谁能拿到政府特许的捕鼠资格。荷兰东印度公司亦然。

曰:盐铁之利,在利,不在盐铁。盐铁其形也、利其质也。

盐铁之利为大利,则盐铁;茶糖之利为大利,则在茶糖。刻舟求剑者,只见盐铁、而不见利,诚可笑矣。

罗刹人嗜酒,遂取酒之利;英人嗜糖茶,遂取糖茶之利;荷兰人嗜香料,遂取香料之利;西班牙人……得天独厚,有金银之利,天下人皆爱之,遂取金银矿之利。

基本上,太子所读的那本书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吐槽。

皇帝把这本书收了回去,并未刊行,而是看过之后让太子去读,自有深意。

只是皇帝却忘了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子读书颇多,可从现在的回答中,并未达到皇帝想让他达成的效果。

不过,背诵一下桑弘羊的原话,还是没啥问题的。

今天这事,皇帝也不是要专门教太子,盐铁之利的关键,到底是盐铁还是利的。

而是取另一个角度。

见其对答上来,便道:“梁惠王尚且知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

“这个道理,我想谁都知道。孟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而是在授田制、或者官地占多数的情况下,才有道理。譬如日本,或有道理,其地所收,五公五民。然于本朝,大无道理。朝廷蠲免,则士绅地主便免了租子吗?”

“朝廷要按梁惠王的办法来。”

“只是,河内到河东,几里?”

“南洋米、辽东麦、关东高粱、日本稻米、朝鲜稻米,若真有大灾,朕手里的钱,绝不会让河南饿的造反。”

“只是,便是在天津堆积如山,又如何到河南去?”

“梁惠王知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朕也知道。可他从河内移到河东,不过从晋城到临汾。论及距离,未必及得上天津卫到京城。”

“梁惠王的办法既然对,那么就需考虑,一旦河南灾,如何把天津卫堆积的粮食,像是从河内运到河东那么简单;一旦出了大灾,河南的百姓迁到关东、扶桑,如何像从河东到河内那么简单。”

“如今朝廷得桑弘羊之利,丝绸茶叶瓷器棉布香料宝石外贸之利,一年千万。南洋关东之米面,堆积如山。”

“为人君者,当知,天津堆积的粮食再多,河南灾民吃不到。扶桑的土地再多,川楚的灾民也去不成。”

“做天子要解决的,是堆积在天津的粮食,如何才能吃到河南灾民的肚子里;如何让各地的流民,抵达土地广阔的扶桑南大洋。”

“如此方能坐得稳,社稷久远。”

“天下如棋,黄河一割、长江一割,此二横也。必还要一道纵割,将天下分割数块,彼此割裂,不至于一夫举事而天下一盘棋皆乱。”

“是故,若铁路兴,为天子者,要修的第一条路,既不往北、也不往西,定要直通河南、联络荆楚,纵横切割天下。”

“需知,黄河若决口,则必是洪灾侵袭。届时受灾的,可不只是黄河决口之处,只恐中原荆楚,皆有洪灾。否则,若只是寻常天气,黄河又怎么会决口?”

“不趁着此时还能做事便去做,朕只恐如兴国公所言,到时候真要被一戳才不得不蹦跶的时候,却发现蹦跶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