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每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谣言，传播起来总是飞快的。

海外贸易导致的商路流动，而商路沿线恰恰又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而城镇的市民阶层恰恰又是最害怕这个谣言成真的，是以这个谣言传播的速度，几乎快要赶上朝廷的驿站加急了。

江苏的小市民阶层对于反动倒退的恐慌，源于这些年来苏南的诸多改革。

这些改革，又都是在皇帝权衡利弊之后，认为能够加强自身统治后许可的。

而这些种种改革，往前说，源于从明朝开始的大量海外白银的进入，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是基础。

而更近一些的基础，则是海运的发展、运河的废弃、海外扩张带来的商品粮基地，以及刘钰以此为基础在苏南进行的诸多改革。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征收实物漕米，漕米不会直接飞到京城，得有人运输。

以及松江府收大量的实物棉布，也不可能自己飞到京城，也得有人运输。

税、赋、役，是要分开的。

而国税、地方摊派，也是要分开的。

理论上的赋、役制度，和基层执行的情况，依旧还是要分开的。

刘钰改革的方向也是很简单。

收钱。

确保钱能买到东西。

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没有之前二十年的积累，这就是纯粹是空想。

拿从隆庆年间一直持续到崇祯末年的江南土地之争来说，发展到两个县级政府互相攻讦的地步，根源是啥？

根源，黄宗羲也不顾炎武的说过这个问题，原因是“本来田为母、丁为子；而今世丁为母、田为子”。

再往前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

因为，涉及到封建徭役、劳役。

必须要和户籍土地做人身绑定。

再往前推，就是当初的官田、民田的区别，以及惯性之下官田大量减少之后各个县的税率完全不统一。

再再往前推，定都北方，江南作为经济中心，这些物资不能通过传送门直接送到北方，必须要有人服徭役给送过去。

就算没有京城所需，地方上修个河堤、修个防波堤等等，也得征发劳役。

也就是说，最简单的，让田为母、丁为子，甚至取消丁的存在价值，只以田征税，就需要达到诸多前提条件。

首先，得收钱，不能收粮。

其次，钱能确保可以买到东西，物价基本稳定。而这个的前提，又是大顺需要有一支海军，和海上运输队，以及虾夷辽东南洋等商品粮基地，保证粮价稳定，并且可以把江南的物资运送到京城，维系朝廷运转。

然后，得有大量的“无业游民”，地方上如果有什么徭役，可以花钱雇他们来干。

再然后，地方上得有钱。

而地方上想要有钱，就必须搞税制改革。

搞税制改革，反过来又需要以上作为前提。

应该说，是辽东的商品粮、南洋的稻米种植园、海军、海贸贸易的白银，这四项东西，堪堪支撑起来单独一个苏南的改革。

一直到大顺彻底放弃运河，皇帝认识到钱真能买到东西之后，苏南的改革才算是基本完成。

从隆庆年间一直扯到前几年的土地赋税、地丁、劳役、耕地归哪个县等等的一系列争端，才算是最终解决。

当有了以上一切基础之后，才能做到“以田为母”。

之前很多的大儒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想的改革方案，全是往回退——搞井田，那这实际上也就是空谈。

当这一项改革完成之后，实际上才算是真正解除了苏南地区，压在资本萌芽头顶的那块硬土。

由此引发的工商业税收改革、朝廷所需棉布以白银货币订货反向催生手工业发展、取消诸多工商业的封建徭役、改革丝织业的官营体系下皇权无偿占有劳动价值等等。

拿松江府的布解来说。

前朝要先征收棉布，然后派人服徭役，把这些棉布送到京城。京城那边再克扣一下、途中再克扣一下，基层里正又握有派役的决定权，再加上生员科举官员的优免……理论上，后期也可以政府出钱，花钱雇役。但实际上，一来没钱，二来给的那几个子儿，傻吊才去呢。

是以理论上，又是要按照贫富分摊、又是要粮长征收，似乎可以很公平。

但理论上公平的事，到了基层，既是胥吏狂欢。

刘钰则一改过去的办法，按照朝廷所需，一年松江府也就征收17万匹的布。

并不多。

税制改革之后，收上来了税，直接下订单，纺织工场生产，验货装船，北上天津，交割，完事。

看起来很简单，可没有前面的诸多准备，实际上真就做不到。单单一个没有南洋种植园的爪哇棉花，就可以在第一步卡住。

这种改变，以及海外贸易、南洋松江布驱赶印度苏拉特布、欧洲走私等等，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同时，也因为大型的蒸汽时代工厂，还未波及纺织业。

所以，此时，对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来说，处在一个“前弊尽除、后弊未至”的阶段。

基本可以视作大顺苏南小资产者的黄金时代。

甚至塑造了一批又一批“劳动致富，完成阶级跨越，从机工到机户”的小生产者的绝美梦幻传说。

当然，改革现在只是进行了一小部分，纺织业也只是诸多改革的一个缩影。

在这种时候抛出这样的谣言，根本也就在于这些小生产者感受到了生活的提升、负担的减轻，但自身的焦虑让他们对过去的一切充满恐慌。

而这种谣言和焦虑，必然会在盐政改革的争论中被放大。

因为，在刘钰的引诱下，对面拿着淮南盐户做幌子的那群人，所能拿出的方案，无非两种。

保守。

反动。

而这两种，都会遭到这些小生产者的极端反对，引发极大的恐慌。

保守，是那些盐商的利益所在。

也就是保持现有的状态，不要去折腾。

既不垦荒。

也不重新按户分**。

商人依旧可以入场，操控盐户。

而这种保守政策，那些被流言所惊扰的小市民，也是极力反对的。

因为，他们反对场商这种商业资本的压榨，反对大资本的控制，如同他们反对包买商对他们的压榨一样。

而反动，是那些真的有理想的儒生所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

这一点，如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就设想过。毕竟是私盐贩子出身，对盐户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所谓【裂土封疆，王者之作也；均分草**，裂土之事也。上有册、下给票，上有图、下守业……虽千万年之久，再无紊乱矣】

本质上，还是子承父业、身份固定那一套。

而这，又是现在江苏的小市民极端反对的。

小生产者的诉求，是反封，又反资。

若是大工厂制、大资本不断侵蚀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会想着往回退。

但现在江苏伴随着改革正是勃勃生机万物竟发之时，而抽在盐户身上的大工厂大资本的鞭子又暂时抽不到他们身上，他们自然恐惧于身份固定这一套东西。

简言之，小生产者的心态是非常有意思的：既想要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好处，又想摒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坏处。

一直试图把资本主义发展，幻想成一副没有阴暗面的理想图案。

而大顺现在的情况，是对这些纺织业之类的小生产的“阴暗面”，并没有展现出来，故而他们更担心的是过去的恶龙。

并不会未卜先知地恐慌于将来的嗜血恶魔。

盐户的身份固定，是制度，是可能落在每个小生产者身上的制度。

况且，废盐改垦之后，种的是棉花，是纺织业小生产者急需的原材料。

刘钰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盐改大混乱，通过双方的争论，尽可能在江苏抹去“一旦找不到路就反动往回退”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潮。

或者说，解决从明中期就开始的“很多人都发现旧的统治秩序已经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了，但尝试了一圈之后，最后全部选择反动往回退”的诡异状态。

至少让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这一次的争论，认识到往回退解决不了问题。除了往回退之外，还有一种似乎真的走得通的、往前走的办法。

是刘钰强行要把盐户问题，绑定到反动回退上。或者说，是他强行要把盐户问题，树立成“反动的图腾柱”。

因为，这是他能搞得立竿见影、皇帝因为盐税和对盐生产的控制而满意、百姓以为盐价降低而满意、为数不多的、副作用最小的往前走的改革。

无中生有根本不会影响到旧产业的如玻璃制造业等，不是改革，也不会引发争论，白纸上画的新东西，和涂改旧画作，并不是一回事。

有时候，改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因为改革而引发的争辩。

……

这一切的幕后指使者刘钰，此时正悠闲地在一些本地望族的陪同下，拜谒暂时恢复了平静、却在酝酿更大争端的县城中的范文正公祠。

本地大族冒氏、姜氏等，皆随其后。

借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文正公名句，拍了一下朝廷治理淮河、剪除洪泽湖泄洪威胁后，这几家本地大族也终于向刘钰试探着询问了一下草**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