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村位于湖北省京山县城东北角,是一个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三百多人口的自然行政村。

她没有大邱庄富有,更没有华西村的美丽。

如今这个村拥有思恩桥、幸福路、聪颖幼儿园、康宁诊所、爱心超市、惋情敬老院、育才小学和一个三百多人就业的村办企业,有老年活动室,村民健身房,早晨几百人的健身操,晚上上千人的广场舞,医疗、教育、养老全部免费,这里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医疗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里的村民感觉自己生活在“人间天堂”,通往城里的公交车每天往返三趟,全部免费,全村还实现了吃水、用电、理发、洗澡不要钱的福利待遇,家家住小楼,年年有收入,生活富足而安逸,村容整洁而美丽,全村男女老少生活方式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老者慈善从容,幼者聪颖无忧,少年有理想,壮年有担当,人人知行善,个个懂感恩!

改革开放前,东方村还叫东方大队,属于计划经济时代,下属七个生产队,大队书记刘相国,主任黄贵才,会计赵中富,妇女主任刘木兰,民兵连长廖中达组成村委会,管理东方大队。涉及大队的党务工作、财务决算、上缴国家提留,村办学校的民办教师的任免、待遇及学校正常运转、各生产队干部的任免以及征兵工作等等。

刘忠群就生活在东方大队三队,是东方大队最受人们尊敬的杰出女性,她三十三岁时丈夫去逝,当时膝下有四个孩子,老大男孩刘金强九岁,老二男孩刘银强四岁,老三女孩刘银丽二岁,老四女孩刘银红四个月,丈夫去逝后,村里所有人都劝她改嫁,更有些村民劝她把二个小的送人,可她执意不肯,她经常这样说:“等孩子们长大了就好了。”她就是报着这份信念,看到这线希望,无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她从未动摇过,就这样她一直坚守了近五十年,直到去逝也未改嫁他人。她的一生恪守妇道、堂堂正正、一生清白,在当地从来没有有半点绯闻,凭着惊人的毅力,克服常人不可想象的困难,她就这样一年一年把四个孩子拉扯大。

那时的东方大队家家住的都是土砖房,生产队之间都是土路,也不通电,每天的生产都由生产队长安排,用口喊的形式通知,白天生产记工分,满勤记十分,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记工分员,天黑收工之前记工分员到生产队社员劳动的地方记工分,记完工分才能收工,晚上全部点煤油灯,做饭也都是烧毛草和稻草,生产队每个月分一次口粮,挣公分多的能多分口粮,孩子多劳动力

少的,挣公分也少,分口粮就少,不够吃,就得向生产队借,年终结算就是将工分折合成钱,基本上十个工分为一天,一天一角二分,农村穷、农村苦千真万确,工分少分口粮多的就形成超支户,也就是欠生产队的钱,每年年终结算都会形成超支户和进钱户,那时的进钱户是非常光荣的,超支户最多的超支额可达千元,进钱户最多的进钱额也超千元,千元在当时也算天文数字。东方大队三队刘忠群家,一个劳动力,四个小孩,还养一头牛,每年超支五百多元。

那时的东方大队也没有农用车,全部是用耕牛作业,每个生产队有十多头牛,分布到部分家庭喂养,养牛户也会得到一些工分,所以一般的困难户都养牛,牛的使用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养牛户的孩子每天早晨和下午都有一项任务,那就是要放牛,早晨放牛后再上学,下午放学后还要放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所以养牛户的孩子都比较辛苦。刘忠群家养了一头牛,她家四个小孩,二个男孩二个女孩,放牛当然就由二个男孩放牛,因为放牛,哥俩还互相攀比,最后他们的母亲决定一人放一个星期,直到他们哥俩长大。

那时的东方大队所有社员秋天要做三件事,一是砍毛草,由生产队把所有田埂分到各户,然后把田埂上的毛草砍了晒干弄回家,做为做饭用的烧柴。二是到处铲草皮交到生产队指定地方堆起来,然后浇水,第二年草皮腐烂做农田肥料。三是修水库,听上面安排到处修水库。现在所有水库都是那时修建的。刘忠群也不例外,秋天也要做这三件事,除了刘忠群在外修水库,孩子们不能帮忙以外,砍柴和铲草皮,孩子们都要帮忙,铲草皮也能挣到工分。

“杀年猪”是社员家最幸福的事情,那时东方大队有向国家上交牲猪的任务,所以每个社员家都必须养猪,条件好的养二三头,一般的社员家养二头,一头上交国家,一头年前自己家宰杀,杀年猪时一般都把干部和一些相好的社员请来喝酒,共享一年的幸福,然后把猪肉全部淹制腊肉,来年全年就不用买肉了,这些腊肉就够吃一年,因为那时社员家没有交通工具,连自行车都没有,要上街买东西很困难,这种存储腊肉也是为了解决上街难的问题,社员几乎全年不买菜,每家都有菜园地,菜园地的菜基本够吃,上街买菜对社员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事。刘忠群家也养二头猪,一头杀年猪,一头是母猪,母猪每年产仔十个左右,把猪仔养大后能卖二百多元,这二百多元够孩子们上学费用及家里开支。

以阶级斗争

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是那个时期的特定产物,象地主、富农成份不好的,一般的活动不让参加,很受歧视,而且大队经常召集大队社员,开批斗大会,打倒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那个时期的红色口号,还把一些地主、富农份子戴上高帽,到处游行批斗,教育人们时刻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可见那时的政治血腥。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当时社员来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但有一点社员知道那就是想发财就是资本主义,自己家养的鸡下的鸡蛋如果拿去卖,那就是资本主义,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所以那个时期谁也不敢想发财,越穷越光荣,穷代表又红又专,贫下中农最光荣就是这么来的。刘忠群家是贫农,很光荣,有一年她家养了十多只鸡,下了很多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被人告到生产队干部,那时正赶上阶级斗争为刚,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刘忠群受到了批评。

“上高中”对农村孩子来说几乎就是梦想,一个公社二十几个农村大队,就一所高中,每年招二百多人,每个大队就招几个学生,而这几个学生由大队推进才能上高中,上完高中还得回家务农,成绩好的、劳动积极的,经过社员评选,表现好的可能到大队学校任民办教师,那时的民办教师也是很受人尊敬,很让人羡慕的,必仅不参加生产劳动。因此农村的孩子想跳出农村,出来工作脱离生产劳动,比登天还难!

农村的孩子永远是农村的孩子,永远离不开劳动生产,永远过穷日子、苦日子,这种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被重新洗牌。

春雷一声震天响,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在全国铺开,东方大队改名为东方村,东方村也不离外,改革开放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

首先是在全村搞分田到户。分田到户就是把生产队的田分到各户,自主耕种,充分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割资本主义尾巴被废除,社员在搞好自家生产的同时,发展养殖业,搞好种植业,多渠道发展致富,没二年功夫,全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有存款,收入一年比一年增加,盖了红砖二层楼房,有的买自行车,有的买摩托车,有的买拖拉机,日子越来越红火。

其次是将村中学和并到乡里,东方村所有的孩子都到乡里学校上中学,接受更好的教育,为日后的考学垫定基础,全国恢复高考后,东方村先后有二十多人考上了大学,都学有所成,非常有出息,后来回报家乡,实现了家乡人民的中国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