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六年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的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部分平反
1975 年5 月一天，我离别油坊梁，到中共盐池县委组织部报到，等候恢复公职后的工作安排。等了一天，组织部同志就通知我到青山公社工作，并且说：“青山夏天水果多，那是个好地方。”
青山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盐池北部沙化严重，特产是沙子，以及与沙有关的东西，如沙柳、沙枣、沙蒿、沙参、沙鸡、甘草、苦豆、柴胡、糜子等。连有的婆姨坐月子炕上铺的也都是沙子（经过面箩筛的细沙），生存条件较差。盐池南部水土流失严重，沟沟坡坡是黄土，沟这边喊话那边能听见，可走起来得好半天，住是的黄土崖边掏出的窑洞，生存环境也较苦。唯青山（公社）所在的盐池县中部自然条件相对好一些，有一些平地，还有零零星星的沟泉水浇灌的水地，说“夏天水果多”也不假。盐池县委让我到青山去“恢复公职”，包含着善意。
本文写的是1975 年5 月至1981 年5 月，我在青山公社6 年的所历所思。
这六年，经历“**”最后一年多的曲折起伏和“**”的终结、周总理和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思想解放和全会的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改革的第一步（农村包产到户）的迈出和农村的复杂情况，以及我个人的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我在“第一站”见识、经历了这一切。现在试图从微观视角留存时代变动和我命运转折的轨迹。
当生产干事
青山公社党委副书记侯学斗带着卡车到县上拉水泥管子，顺便捎我到公社。我坐在水泥管子上，卡车往南走一个小时，蜿蜒曲折地爬上一个高坡，向西南望去，一马平川，一条公路通向一个大庄子，这就是青山公社的机关所在地——侯家河生产队。
没等到公社，路两旁有了不错的行道树，但路边地里的糜子断断续续，只有一拃高，没啥看头。
进了公社院子，只见院子扫得干干净净，两排四幢起脊瓦房，门窗漆成蓝色，窗上镶着玻璃，有两根电话线通进房子，没有电线通进来，显然只通电话不通电。掌灯时分，各房点起了玻璃灯罩煤油灯。我在没有玻璃灯罩的、昏暗的、豆大的煤油灯光下生活了9 年，现在猛然见到刺眼的光亮，眼睛被刺得打扑闪。操南方口音的韩会计安顿我在文教干事房里住。他的褥子底下铺着学生上体育课用的那种软垫子，我在他旁边空下的硬炕铺上自己的褥子。他本来一个人住一间房，我挤了进去，未见他有明显反感，我的心稍觉宽慰。
没过多久，公社党委书记丁生兰对我说：“你给咱们当生产干事，公社实行月五制，先到古峰庄大队蹲点，好好锻炼。”他把“好好锻炼”四个字说得很轻，看得出，他是怕伤我的自尊心。是啊，我都39 岁了，还要“好好锻炼”，是伤面子的。但他不这么说又能说什么呢。大学毕业，还有政治问题，“好好锻炼”是很轻的说法了。他瞪着圆圆的、鼓鼓的眼睛，初看挺吓人，细看不吓人。他就是那么一对眼睛，我倒从他的眼睛看出了正派。
古峰庄蹲点
古峰庄生产队张科队长赶着驴拉车来接我。
那是一条通汽车的简易公路。沿途是荒凉的沙滩，稀稀落落的酸刺丛泛出星星点点的绿色，除了偶尔出现的牛羊，再看不到会动的生命。我和赶车张队长无话可说，一颠一颠的驴拉车走了两个多钟头，终于看到路边有个大土丘，大土丘下面有个羊圈，张队长说：“快到了。”果然，转过大土丘，眼前是一个不小的庄子，就是古峰庄大队部所在地——古峰庄生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红年得到通知，已经在大队部等我。他安顿我住大队部里屋，吃饭就在张队长家。我开始了月五制下的蹲点生活。
月五制就是一个月头5 天在公社集中开会、学习，剩下的25 天在大队蹲点，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这种工作方式显然是重心下移，加强基层。公社的干部，包括书记、主任、干事，在月五制的制约下，一个月也就是开会、学习那5 天能回家聚一聚，其余都是全身心投入工作。
再说公社只有一辆卡车，还是从县水电局借的。公社干部想“走读”，也没有条件。我和刚招来的六位清一色十八九岁的亦工亦农干部，都没周末，大家是一头扎在蹲点队。
古峰庄大队部有两间房子，外间大些，开会用；里间小些，本是大队干部办公用的，现在叫我住了。
大队部就在庄子里，天黑煤油灯亮了，引人注目。消息灵的人知道来了一个蹲点干部，而且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好像是有点问题才叫派下来了。
可是一般社员不管什么问题不问题，晚上没处去就三三两两到大队部串门。
刚开始是考字，三个牛念什么，四个牛念什么，三个火念什么，四个火念什么等，一般考不住，但也有考住的，譬如四个牛，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字，更不知道念什么。从来人的眼神、口气看，大家对我的考试成绩总体满意。再往后是无话不说。
蹲点，有事才出去转转，有时也到地里干活。有人来反映情况，做个记录，拿到大队会上去研究，或向公社汇报。我一般不直接处理问题。那时，古峰庄大队兴修水利，我直接到工地干活；组织社员“赶旱”锄地，我带头掂锄头下地。我与队长、社员的关系，比较融洽，留下美好的回忆。
“都扎了去”
1975 年秋天，秋霜早，庄稼薄，生产队三下五除二就把秋粮拾掇到场上。
场上的活是细活，技术性强，特别是起场、扬场，不是人人能干的，挑到场上的都是精兵强将，挣高工分。剩下的“大兵”（一般劳力）没有了主战场，就游游浪浪起来。从当地农业生产季节看，“秋粮上场，大气就放”，不无道理。所以生产以外的任务，秋后就多了起来。
这年秋后，古峰庄大队头一件非生产性任务是计划生育，具体任务是动员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结扎。这次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北京304 医院一批医务人员响应号召，到宁夏支援三个月。盐池县是老区，青山的条件较好，作为304 医务人员支援的一个点定了下来。他们到青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应公社要求，给古峰庄大队的育龄妇女结扎。公社党委要拿古峰庄大队作试点，推行计划生育国策。
大队分配给我几个动员对象，我学着大队干部的样子去做工作。进门以后，简单交代几句国家政策，就使出“杀手锏”：“这回是北京大医生给你扎，错过这回没下回。”“这可是烧香都请不来的人，这回不扎，以后叫县上医生给你扎。”为了完成任务，顾不得维护县上医生的威信了。
对方往往是沉默片刻，然后说：“那就扎了去，迟早是个扎。”不过，许多人都附加一个条件——“我头一个扎。”不知道她们从哪里听来头一个扎刀子干净，以为就像割东西似的一把刀子在几个人身上割来割去。我当然知道手术刀要消毒，绝不会一把刀子割到底，但我不是医生，我知道怎么解释也是白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满口答应下来：“能行，你头一个扎。”
等到第二天进手术室，医生安排她是第几个就是第几个，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她也紧张得不行，早把我答应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古峰庄生产队张队长，对结扎特别支持。他到处嚷嚷：“都扎了去，你都糊涂养，队上哪有口粮给你！”他是生产队的当家人，知道“人少好吃饭”。要说责任心，这位张队长是有责任心的。
这次结扎，大获全胜。丁书记让我写个总结，弄出几条经验，他批转全公社推广。
医疗队手高人善
304 医院的医务人员工作不讲条件，真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他们就在我住的那间大队部里屋摆开“战场”，先是对房间消毒，然后挂上白窗帘、白门帘，抬来消毒高压锅，就“扎”开了。
每天早晨，丈夫领着婆姨，婆婆陪着媳妇，来到大队部外屋，都要对“白大褂”千叮咛、万叮咛：“那就请院长好好扎。”上了岁数的婆婆见了谁都是“院长”长，“院长”短，请“院长”多关照，她是怕媳妇落下病。
男人痛快些，向“白大褂”交代说：“这是几个娃的妈，大夫你小心点。”
他怕出意外，弄得娃没妈。“白大褂”对这些啰唆不嫌烦，总是操着京腔说：“大婶，您放心”“小伙子，放心回吧！”最后事实也证明，他们的确有本事，“扎”过的人，一个个稍事休息就回家，平安无事。这种小手术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小菜一碟”。大家都夸医生手高。这些人手头有钱，但从不买社员的鸡蛋、鸡、肉，到菜园子买菜、瓜果，从不还价。他们好像有纪律。他们知道我北京大学毕业，他们又来自北京，便平添了一份亲热。
304 医院医务人员的务实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在古峰庄大队乃至青山公社留下深刻印象，作为美谈传颂至今。
我成家了
入冬的古峰庄大队草黄了，黄土地里没庄稼了，村里村外泛起黄颜色。
羊把式早早赶羊出圈，太阳落山才收圈，羊还是吃不饱。滩里能叫羊吃的东西实在不多。倒是婆姨、媳妇早晚两顿“充猪”，热闹得很。平时有意不好好喂，叫“吊壳廊”，等到架子“吊”起来，就用饲料、细糠好好喂，让猪长肉上膘，叫“充猪”。“充猪”时，她们用清脆的啰……啰……声唤猪回来“就餐”，声调不一，频率不一，音量不一，只有她们自己的宝贝能听懂，猪猡们也从不走错家门。不久，“充猪”进入“紧充”阶段，不让猪满滩跑了，关在圈里让它放开肚皮吃，吃完就让睡，好长膘。庄子里再也听不到啰……啰……声了。猪胖了，挨刀了，但我未能品尝到古峰庄大队猪肉的美味。这年春节（1976 年春节，即1976 年1 月31 日、农历正月初一），我回到自己的家过年——我在青山公社别的大队有了家，我成家了。
当文书：玩转数字
1976 年春，公社党委调回我到机关当文书。在那个岗位上，我经历了一些难忘的事情。
作为公社文书，我的任务是：收转文件；起草、刻印、分发公社革委会的文件；办理各种手续（领发救济粮救济款和调拨的种子、水利物资等）；开介绍信（那时社员外出住店要凭公社的介绍信，一段时间买火车票、汽车票都要公社的介绍信）；办户口迁进迁出手续和出生登记；办婚姻登记……不用说，公社革委会的公章交给我了。公社党委对我经过近一年观察，觉得此人可用，办事还认真，决定委以重任。
青山公社面积数百平方公里，生活着9000 多人，只有4 部电话，都是手摇歪把子电话。公社粮库一部，公社供销社一部，公社党委秘书李振荣办公室一部，公社革委会文书办公室（即我的办公室）一部。公社机关就靠李秘书和我办公室的两部歪把子电话接听外面最新、最重要的信息和指示，向外界传输最重要、最紧急的情况和请示。接电话倒方便，朝外打电话挺麻烦：得先使劲摇歪把子，把与公社一墙之隔的公社邮电所总机上的牌子摇得都快掉下来了，邮电所老邢答声了，你再说要什么单位，拿着话筒等着，过一会儿，老邢说：“来了，快说”，你才能与对方说话。老邢有时在整理邮件——公社邮电所就他一个人，既要接转电话，又要管信管汇兑，有时他离开总机台做别的事情，不知道牌子掉下来了，或摇歪把子力度不够，牌子没掉下来，老邢不知道，那就得搬个椅子出去，踩在椅子上，爬到墙头喊：“老邢，老邢，接电话”，把老邢喊应了，再返回办公室，拿起话筒才可以听见老邢慢慢的、沙哑的河北口音“要哪里？”打一次电话能出一身汗呢。
每周六上午我必须打一次电话，向县上农业局报生产进度：春天要报这一周什么庄稼种了多少亩；夏天要报这一周什么庄稼的地锄了多少亩，收了多少亩；秋天要分庄稼报这一周收了多少亩，场上打了多少斤粮食；冬天要报这一周往地里送了多少斤粪，打了多少眼井；春秋还要分树种报这一周植了多少株树，这一周死了多少羊，产了多少羔；一年四季要报这一周死了多少猪，存栏多少猪。不得了，我到哪儿去弄这些数字？公社南北30 多里，东西近40 里，我就是飞毛腿也跑不过来。于是，我像上头压我那样压大队文书，要他们每周五向我报生产进度，我周五晚上连夜汇总，周六上午报出去。他们的数字从哪儿来，我不知道。我问过一位大队文书，他说：那好办，每周报数字留个底子，这一周根据实际情况往上加一些就是了，天气好多加些，天气不好少加些。
那个时候，不相信农民会种地，用并不可靠的数字指导农民种地。实际是大前提不符合实际：农民不是不会种地，他们很会种地，只是没有种地的积极性，你说咋种就咋种，所以地总是种不好。后来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地种好了，上下级玩转数字的游戏也就不做了。
当文书：接“地震预报”
上面说了打电话，这里再说接电话。
作为公社文书，在我所接听的电话中，最紧张的当数关于地震的预报。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人们谈“震”色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接听了“地震预报”，心理压力可以想见。
一天后半夜，我办公室兼卧室的电话铃声大作。我经常睡办公室，就是怕有紧急电话，那时大事多。 一骨碌翻身下炕，拿起听筒，对方是县上现职领导（副县长）。他说，今天夜里可能有地震。我说，是不是正式预报？他说，不是，是部队向县上透露的信息，告诉你们一下。说完，他挂了。如果不知道，地震突然来了，也就那样了，现在知道了，又没有好办法，心里立刻充满恐怖。接着的反应是责任，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呀。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穿好衣服，快步向公社侯主任（公社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长）家走去。不到一里路，很快就到了。
他家的狗先出声，我不敢进院，站在院子外边喊：“侯主任，侯主任，有事情。”我不敢喊有地震，怕别的人家听见乱起来。一会儿，他披着衣服出来，我悄悄告诉他消息。他沉思片刻后说：“你等一会儿，我回去穿好衣服，咱们到公社再说。”到了公社，我们站在院子中间，仰望天空，都不说话。其实，我们不懂云与地震的关系，什么也看不出来，真是“瞎狗看星星”。但是心里觉得，这么看着，各个房间的人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我甚至想，只要脚下一动，立刻大喊地震。（实际上已经来不及了）我又转念一想，电话是我接的，我不把消息传出去——只要我把办公室隔壁的公社扩大站的开关打开，就可用大喇叭喊话——万一地震死了人，担不起责任哪，可是把话喊出去，没有地震，把那么多人弄起来，乱哄哄的，出个啥事我也担待不起啊。人命关天的责任，压得我好紧张。好在侯主任沉住气。我们在犹豫不定、心存侥幸的心理支配下，一站就是两个钟头，直到东方发白，人也困得不行，我们就进屋睡下。结果是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我们没有张声，就当没那回事。
至今我不知道这样处理对不对，只能说，当时的结果是好的。
当文书：办结婚证
办结婚登记这事儿，看起来轻松，实际最头疼。农村“早生子早得福”
的观念根深蒂固，上了年岁的人总想早给儿子娶媳妇，早抱孙子，因此虚报年龄办结婚登记是常有的事。当时，要求女满18 岁、男满20 岁才给办。
有一次，我工作疏忽，让一位不满18 岁的女青年办了结婚登记，很快有人告到侯主任那里。侯主任说：咱们得快点去追回来，去晚了人家“办”了就不好说了。于是，动用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东方红拖拉机车头，我们挤在车头里，当天晚上直奔那户人家，收回了结婚证。我记得，正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老汉，表情是那么的无奈、无望，他在侯主任和我所代表的政府权力面前，不敢辩解，只有企盼，企盼我们开恩。他不情愿地把已经领到的儿子结婚证放在蹲柜上，让我自己去拿。我硬着头皮在他的注视下拿起来装进挎包。我们没有批评，更没有指责他，坐原来的交通工具扬长而“回”。想必他能理解我们，如果不收回那张结婚证，队上的人告个没完，大家都想早抱孙子呢。
当文书：蹲点
文书本来是守机关的，但有一段时间，上头强调机关干部要下去蹲点。
我先后“蹲”了两个生产队的“点”，一个叫杨成沟生产队，一个叫月儿泉生产队，都离公社机关十来里路，不算远，也就是一周去一半天。
杨成沟生产队有点水地（沟泉水），种的玉米。我看那玉米“面黄肌瘦”，知道缺有机肥，就建议社员把大粪积攒起来上水地。那时，各家的猪满滩跑，到各家厕所随便把大粪吃了。我建议在土圈里打一个开口很小的“深井”（用甘草锹挖），把屎拉在“深井”里，叫猪“闻着吃不着”。
我自己在队长家厕所打了一个“深井”，蹲在上面大便，做个示范。然后，在社员会上布置了这项工作任务。一周以后，我再去，一看，队长家厕所的“深井”没有增加大粪，各家厕所则根本没有“深井”。我问队长咋回事，他说：这地方人老几辈子不摆弄大粪，都说臭死了，叫猪吃了算了。我一听，是我脱离实际了，脱离一个地方群众的习俗和长期形成的观念。我是南方人，知道南方农民是摆弄大粪的，但这是大西北，盐池还是半农半牧区，我的能力能够对抗“人老几辈子”的习俗和观念吗？
公社有了新交通工具
1976 年夏，公社有了一辆两轮摩托车（黄河牌），我在原供职单位下乡采访算是玩过那东西，成了公社“第一骑手”。公社的好几位年轻干部很快也学会开了，而且技术超过了我。公社保卫干事孙德祥骑着摩托车下乡办案，效率大增，见谁都夸“铁驴”管用。有一次，他骑“铁驴”追赶偷羊贼，那赶着羊跑的贼，哪能跑过“铁驴”，他把人、羊追回来，好高兴。
还有一次报统计年报，眼看到了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下午，我发动摩托车，放开跑了70 多里，赶县城机关下班前把年报交了上去。这辆摩托车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
再往后，公社有了自己的手扶拖拉机、解放牌卡车。公社所在地没有“甜水”井，为解决公社食堂的炊事用水，一直是侯师傅用骡子套架子车到十几里路外的方山拉“甜水”。有了手扶拖拉机，骡子退役，就用手扶拖拉机拉“甜水”。公社干部下乡有时也坐手扶下去，公社干部巡回考察各生产队工作、察看庄稼长势，则动用解放牌卡车，拉着一车人（各大队书记、大队长有时也参加）到处跑，公社李秘书拿着120 相机拍照，我与侯堰同志在地里看庄稼那张照片就是他拍的。
偷看《第二次握手》手抄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思想解放的洪流经过曲折的道路，逐渐汇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十分明确、包容性达到前所未有程度的汪洋大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时代风暴扬起的一粒沙子，体验了一些小事情。其一是偷看《第二次握手》手抄本。
这个手抄本，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初就在民间出现。我看到它的时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些时候（大约是1978 年夏天）。还是公社党委李秘书借给我的。他说：你可以慢慢看。但我知道，这种手抄本可能还有人等着看，我说：三天看完。
手抄本有16 开书那么大，有现在《现代汉语词典》那么厚，字很好，抄在横写的公文纸上，封面写着“第二次握手”几个大字，书名下面画一颗心。
已经叫人翻得有很多卷页（边角卷起来）。我在夜深人静时，以较快的速度“过”了一遍。这本书写两位科学家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写到人的感情世界、悲欢离合，写到周恩来对他们的关怀。这个故事，今天看来，平常极了。但是，对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却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十年，文艺作品中爱情几乎是荒漠，如今有本小说不怕載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把爱情写得那么美丽，那么动人，岂能不手抄之、流传之？
后来书公开出版，买书的人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
冰天雪地赶路看《少林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突然刮起争看电影《少林寺》的旋风，那是群众压抑了很长时间的精神、文化生活多样化需求的宣泄。那股旋风我是体验了的。
青山公社电影队没有争取到《少林寺》拷贝，我和公社的其他干部都是在冰天雪地里乘坐敞篷卡车，到70 多里外的大水坑镇看的：那一个多小时的电影情节和表演真是美妙极了。看《少林寺》，不断被老和尚、小和尚诙谐幽默的语言、动作逗得哈哈大笑，第一次看到的港式武打更让人大开眼界。公社干部在看过以后还津津有味地回想、评说。这是我经历的文化领域又一次“久旱逢甘露”（第一次是偷看《第二次握手》）。每当想起当年争看《少林寺》的情形，就忍不住想说：影视作品不能没有娱乐性，如果人们不爱看，多大的投入、多强的造势，乘个零，得数是零。 这就是规律性。
当了公社副主任
1980 年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的文件提道：“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农民包括青山公社的农民在文件发布前后就自己动起来搞包产到户。期间，我获彻底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公开发表的，那上面对平反冤假错案有明确的表述，我鼓起勇气，写了最后一份申诉，原供职单位党组很重视，我的案子终于彻底平反，恢复了我失去的一切（时间除外）。可是，我的老婆、孩子都是农村户口，他们所在生产队已经包产到户，生产队把牛、羊、地都分了，各家各户自己种地、养牲口，我面临一边工作，一边种地养家的局面，所以是我主动向原工作单位提出彻底平反后就地安置工作。期间经过一些程序和手续，1980 年夏当了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副主任。
下马关现场会开眼界
公社党委决定我这个副主任分管林业，兼做一段时间的文书工作。
我在高沙窝公社油坊梁生产队“监督劳动”9 年，这会儿不能说不会种地，但确实不会种树不会管树，不懂林业。公社林业干事给我一把树剪子，我却不懂怎么剪枝，就跟他学呗。让我开眼界的是一次上级召开的现场会：银南行署组织的林业现场会。
1980 年夏秋之交，银南地区几十个公社分管林业的公社副主任和各县林业部门的同志，在行署文力副专员的带领下来到同心县下马关公社，参加下马关公社林业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下马关公社党委书记周某某年轻、干练。他带大家看农田防护林带，只见那些林带纵横交错，高度适中，很是规范。他手持话筒，站在地头高处，有板有眼地介绍经验。没有讲稿，却说得极有条理、极为内行。当地一般风力有多大、什么树能长多高、林带间距多少米最合适，这些问题对不少人至少对我是很生疏，但他很有研究，开了我的眼界。
现场会开了一天半，突出的印象是下马关的农田防护林带讲科学, 周书记是个人才。
没多久，我从报纸上看到周书记升任同心县委副书记。此后，我不断从报纸上看到他当了县委书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主任，自治区副主席，国家林业局局长，国家环保部部长。从电视上可以看到，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总到宁夏代表团驻地看望来自家乡的代表，与老乡叙旧。
我算是见证了一位基层干部走向高层的大致过程，很是荣幸。
工作笔记本上的时代风云
● 1980 年9 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75 号文件）说：“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 1982 年1 月, 中共中央以该年一号文件批转1981 年12 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青山公社的过程如何？我在当时工作笔记中，记录了一些线索：80.10.23. 各大队汇报
×× 大队 75 号文件一传达，移牧思想不稳定了，“决分的会计，上场的队长”，羊棚建设也停下来了。
×× 队已固定养牲口，套起了犁，也喂得好。
×× 大队大部分人要包产到户。
×× 大队有人反映这才像个政策，但也有人说这不跟过去一样了。大队干部说，文件一学，没法管了。
×× 大队×× 队不愿包产到户，怕受灾吃不上回销，不如把队划小一点。
80.11.3. 公社三干会大会发言
×× 大队六个生产队已包产到户，羊只分户喂养，大牲畜包养到户。
×× 大队农业以组核算，羊只分到组，大牲口公有私养，并户使用。
×× 大队七个队包干到户，羊只分户喂养，大牲口分户喂养，并户使用。
81.4.1. 月五制汇报
×× 汇报 今年都走里墒。
×× 汇报 党小组会流于形式。×× 队出纳短款1251 元，林业没有人管理。分开的队缺羊圈门11 付。××× 短副业款700 元，×× 队79 年前账目丢失（10 年的账）。
×× 汇报 ×× 生产队从腊月到现在放树102 棵，丢牛皮4 张，丢铝丝200 公斤。
×× 汇报 ×× 队学校没人做门窗，缺木头。
81.4.7. 听汇报
×× 汇报 ×× 队账目乱，80 年还有400 元分配未兑现，去年收入未上账的还有300 元。78 年公社拉走五车灰，约570 元，钱未收回，80 年卖给×× 队的大胶车500 元，至今未收回。
×× 谈×× 生产队情况。 去年套两对牛，两对骡子，今年套9 对。××× 生产队去年6 对，今年8 对。×× 生产队去年7 对，今年9 对。
81.5.6. 听汇报
×× 汇报 ×× 队耍赌，定边来的大耍家，刮风下雨，××支赌抽头，一个油饼0.4 元，一个鸡蛋0.2 元，卖饭收一二百元。
大队拖车开上找人耍。在×× 家，两天一夜，挣了钱。×× 的儿子蛋蛋是通信员，专门找人，走一趟五块钱。×× 把一块手表输给张瞎子。一二百人白天在×× 家东边羊圈耍，晚上在××家耍。
以上记录的线索说明，包产到户（组）后，牲口喂得好了，生产有了起色，春耕下地的牲口对数多了、开始走里墒了（表明农民关心土地的墒情了）。
但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如有的队干和党团员的思想情绪问题，护林问题，集体财产丢失问题，账目问题，过去未收款问题，分队后新增学校、羊圈的门问题，还有赌博问题，等等。1981 年秋后，在各生产队的包产到户（组）的生产责任制基本稳定下来，青山公社干部配合各大小队干部为解决这些新问题付出大量心血，并帮助各大小队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工作卓有成效。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林牧业生产获得一个大发展。当时针对耍赌之风抬头，有的地方闹得不像话，公社党委书记侯偃和保卫干事孙德祥带人抓过几场赌（他们有放风的，不容易抓着），煞了煞赌风。农村风气一度陷入混乱，这又渐入良性发展。
我在青山公社亲历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步，看到了风雨，也见证了晴朗。
我听到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声。
据我亲身所历，中国农村的这场伟大变革（包产到户），的确是农民的创造。党中央对之采取放手、支持、引导、完善的政策，实实在在地迈出了中国改革大业的第一步（农村改革）。
农民手里有了种地的自主权，一下子都成了种地专家（他们本来就是种地专家），干部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管治安之类的事情，客观形势（农村的组织控制力一度削弱）也造成这类事情多了起来。
抓赌抓游医。多数生产队事实上包产到户后，公社帮助生产队完善了一些规章制度。
在旧的规章制度压力消除，新的规章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交叉阶段，农村赌博流行起来，公社狠抓赌博。
一次，保卫干事老孙、李秘书、我，还有几位公社干部，深夜出去抓赌。
大家钻进一个地窨子，发现里面遍地是屎和尿迹，臭气熏天，而耍赌的人可能听到风声，早一步溜走，地上的烟头还有火星子呢。没有抓到人，但大大震慑了耍赌的人。
还有一次是老孙得到情报说，某生产队今夜支案子（开赌场），还有定边大耍家。公社干部半夜乘解放牌卡车去，离生产队还有三里地就下车（怕汽车响声惊动耍赌的）。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偷偷摸摸溜进村子，发现家家户户都安然睡着，也是无功而返。后来，老孙说人家听见汽车声了，把灯一吹，咱就啥也看不出来了。的确，没有看见灯光，也不好随便去扰民。
老孙有内线，也抓到过几次，训一训，吓一吓，都放了。
还有一次是公社得到情报说，一个带刀子的“医生”正在几十里外的一户社员家纠缠，要强行认亲戚，强行看病，还想住一夜，有点欺人的意思。
保卫干事老孙带着自动步枪，还有李秘书和我，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骑自行车赶去。快到这户社员家时，下起大雨。我们带着一身雨水，突然出现在那个“医生”面前，他着实吓了一跳，夺门而逃。我们分头追赶，最后把他从一个土崖下面找出来了。我们三个人骑自行车左右后三面押着他（他有自行车，也骑着），把他带回公社。当天晚上让他睡在一间空房子里——怕他跑掉，我们把他的内衣**都抱走，让他光身子睡，谅他不敢光身子跑。
第二天，派人把他押送到县公安局。后来听说县公安局没兴趣，把他放了。
看彩电
1978 年秋天，公社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为了这玩意儿，李秘书破例让保卫干事老孙从各生产队没收来的石油钻杆中挑出十几根——这些石油钻杆是进口的，社员用很少的土豆、清油从附近石油队换来，用来盖牲口棚，后来上头下文要当地公社没收这些钻杆上缴——叫公社综合厂的铁匠焊成一个高高的三脚架，又用一塑料桶清油“请”来石油队的大吊车，把三脚架吊立起来，拉上天线，使那个比巴掌大一些的“匣匣”（9 寸黑白电视机）有了画面、声音，公社干部就成了青山近万人中最早看到电视的人。后来，公社又有了一台14 寸彩色电视机，天线连在那个三脚架上，效果很好。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通过这台彩电尽收眼底。
大约是1981 年快到春节的时候，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作出判决。
李秘书把彩电搬到公社院子里，放在一张饭桌上，把声音调到最大，公社干部、附近一些社员就着电视机围了个半圆，静静地听判决书。大家都说判得好。
又过了一些日子，1981 年5 月，我奉调离开青山公社，任中共盐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青山6 年至此终结。
1975—1981 年，从国家层面来说，正是进入重要的历史转折轨道的6 年，我在青山躬逢其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