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初薇（惠州学院）
2017年5月2日是一个永生铭记的日子，当晚的自己还在焦头烂额，想于工作琐事中腾出时间好好整理一下《鲁迅全集》的所有悼文。第二天一早猛然在微信群中看到王富仁老师因肺癌病逝的消息，是99级一位师兄转发的清华大学尹鸿教授的微博。我当即心头一怔，内心隐隐作痛，感觉被什么无形的东西狠剜了一块，呼吸越发沉重，端着手机的胳膊也变得僵硬。虽然近年发觉一向高产的恩师论著渐稀，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但又安慰自己事不至此……却不料诀别的这天竟来得太快、太急促！
回想十年前于汕头大学自由求学的那段日子，富仁老师是我们中文系学生中最爱最敬却又最畏最惧的专业导师，他那满是褶皱却又慈祥仁爱的面庞总能给我们父辈般的和煦与温暖，但当发现学生存在偏差的思想苗头时，又会无比严厉地当面指出，不管是在何种场合。我在读硕士时，就曾亲见一位刚成为青年教师的他的学生在教师宿舍区的小路上被老师当面批评。按理说，脸皮薄的学生见到严厉的先生应该绕路。但不知怎的，我最常拜访和请教询问的却是王富仁老师。
遥想2003年富仁老师以天价加盟汕头大学，当时我们2001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还是从大二升大三的本科生，加上我自幼受家庭宠溺，对钱财数目向来囫囵，于所谓“天价”是毫无概念的。只是在看《汕头大学校报》转载《南方日报》的采访时，对富仁老师向记者谈及自己“日常花销不多，除了香烟之外，理发是数额最大的消费”这句闲聊深以为然，认为这是一位说实话、可亲近的长者，便跟着学生杂志《鹿鸣》的两位小编辑近距离采访了王先生。犹记得那时20岁出头的自己，只是初谙世事的懵懂后生，在第一次读《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这样震撼性的著作后，除了感觉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外，最担心的是著书人的安危，于是傻傻地抛向先生的问题竟是：“像您这样的研究到很高的程度，研究的范围会不会因触及时政而有压力？”先生丝毫不因问题的浅稚而随意对付，而是尽量用20岁青年能懂的表达方式和形象譬喻**了自己赤诚而热烈的内心：“知识分子要为社会负责，要对自己的民族有所关心。知识分子就是说话，就是写文章，你要是对社会无所关心，那你作为知识分子自身就感觉不到意义了。一件事如果我觉得说出来对大家有益，那我说出来就不害怕。为什么呢？假如我偷东西去了，别人都看着我，我就害怕了；假如我是救人去了，我就不会想周围人是不是怀疑我了。你怀疑就怀疑，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于我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你不高兴就说我几句，说我几句就说吧（笑），——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像鲁迅，面对那么大的压力，甚至周围的知识分子都给他压力，他还是无所畏惧的，他有心灵的支撑力。是不是知识分子说的都是对的呢？那不一定，因为人都是人嘛，其实我说的是我的观点，不一定对，但我觉得世界就是这样啊，我说出来也不强迫别人支持我。但你要把我当一个坏人来打击……我心里就感到有一点可笑了，我有心灵的支撑力支持，不会害怕。所以你要是真的关心中华民族，有些话必须由知识分子说，一般人不一定会说。说了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大家可以讨论，至少我说出来了，这时就不会害怕。”
质朴的语言、简单的譬喻，于我像打开了一扇窗，照进了一道光，播种了一株苗——对与错、正与邪、明与暗、是与非在霎时间无比敞亮与明晰。
恰逢2002—2008年汕头大学承办李嘉诚基金会的系列人文论坛，邀请了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李欧梵、王德威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于在读学子来说是莫大福音。我们有如重返古希腊智者的黄金时代，呼吸着百花齐放的自由空气；而汕大中文系一批颇具魏晋名士风范且性格各异的中青年教师，也以其特有的言传身教熏陶着我们。王老师作为学术带头人，常常鼓励我们青年学生要勇于思考、敢于向学术权威发问。那时的自己怀着满腔的学习热情，在各种思想碰撞中总能捡拾灵感的火花，本科学位论文《〈故事新编〉中“独异个人”形象的嬗变与坚守》与硕士学位论文《“托尼学说”与“魏晋文章”的契合——论“个人—人道”思想下鲁迅“嵇阮情结”的形成及创作体现》就是在这种平等交流、相互辩难的浓郁氛围下完成的。而今重温，这些论文不能说写得有多好，但确实是在宁静、无功利的心态下扎实读书、自由思考而得的，这段刻骨铭心的学习经历无疑奠定了我一生的学术方向。
在汕头大学的七年，是我意识到独立思想之珍贵的七年。时至今日，王老师为我亲笔写在信笺上的话仍历历在目，这是为推荐我考取博士研究生而写的，收信人是厦门大学的朱水涌老师，时间在2008年的初春。他这样一笔一画地认真写道：
王初薇同学不是我名下的硕士研究生，但我对她的印象特别好。其一是该生对学术有真兴趣、真感情，绝非那种通过考研改善自己生活状况而并不热爱学术的学生；其二是她思想特别敏锐，艺术感受、思想感受力都很强，这对于一个女同学是很可贵的，一般女同学艺术感受力较强，但思想感受力很薄弱，到了博士生阶段，就很难有大的长进了，王初薇同学的思想感受力几乎是天然的，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其三是该生道德品质很好，不属于那种睥睨一切、目中无人的狂傲青年，这在前一代人是常见的，而在当代青年学生中则是难能可贵的。综其三点，我看好这个学生，希望您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争取收下这个学生。我相信在您的指导下，这个学生是会有发展前途的。
原样抄录于此，绝不是彰显自我。相反，在将近十年之后回看这封信，所有的溢美之词都已成鞭策的藤条，使我不断自责是否达成恩师在我整装待发前的叮咛——自2011下半年登上本科院校的七尺讲台至今，检点教学：对比老师当年的授课与自己给“90后”孩子的授课，技术形式上固然突飞猛进，多媒体课件知识点清晰，增加了精美的图片与炫目的视频，教学形式虚拟、实体多样互动，但是那种理论构建的自信力、直面现实的批判性、融入个人情感体验的厚重感都很难复现。且不说基础课的学时都因应用转型而缩减，能否人为延长鲁迅作品的授课学时，而不被刻板的教学进度表、潜伏的学生信息员、巡逻的退休督导员等所限制阻拦，本身就成了一场身心俱疲的“斗争”。至于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科研，则被课题申请的造势运动、核心期刊的评量定等搅动得心浮气躁，只落得个零敲碎打，难以形成集中攻势。
蓦然想起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中途休息时的一次闲聊，王老师突然批评我时常笑容满面，当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觉着有些委屈——不是说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吗？爱笑怎么不好了？现如今真正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处在各方利益矛盾纠葛的旋涡当中，开始逐渐有些明白了：自己在成长中由于受家庭呵护，过程较为顺利，没有深重苦难的磨砺，因而缺乏坚韧的品格，骨子里有趋利避害、惯于迎合的一面。虽然敏锐的感受力能使人看清不少事情的端倪，但风浪之前趋于避让以增加自我把控力，缺少拼搏斗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爱笑的表象背后很可能就是软弱与迎合。只是当时年纪太轻，不明白老师所指，没能及时自省与更新。人生当中的许多事就是这样的吧，不然怎有“世事难料，人生无常”之说。当而立之年后的自己好不容易挣扎着取得学位、获得教职、适应规则、直面人生、安定生活、打破束缚、重启学术之际，老师却又无情地被病魔攫去了……人生需要平衡之事太多，蓦然回首只落得两手空空，或许什么也留不住，或许什么也带不走。我只恨自己的软弱、怠惰、退缩与无奈！
对“终身教授”这一称号，凡人眼里只看到荣誉、名分、安稳与保障。然而在汕头大学校园学习生活的那些年，亲身接触王老师，我感到这个称号之于先生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与使命，以及由此而生的紧迫与动力。其实他本可以多休息、少上课，多闲散、少操心。每逢上课，多在晚上，先生往往是没吃晚餐便来的，水杯则从来不带，仿佛也不需要带，一旦讲开很少有停下的时候。汕头大水一节课是一小时，王老师为学生们宝贵的听课时间着想，主动取消课间休息，也没有所谓纪律与考勤，大家可以来去自如。就这样，一站、一讲就是三小时。唯一迫使这如痴如醉、神采飞扬的场面停下来的，是那令人揪心、长时间、间歇性的咳嗽，那种持续不断、让人窒息的干咳——从微弱到剧烈，最后声震如雷——当咳得满教室的学生都起了内疚之心，都紧张地看着他，都想握紧水杯递上去时，他却竭力从咳嗽中挣脱出来了，露出先前的笑容，向我们摆摆手，表示一切如常，还要继续往下讲。于是我们真的单纯地都相信了，以为老师是能随时“满血复活”的“超人”。下课后，我们又簇拥着他，一个劲儿问这问那，直走到教师宿舍的路口，忘却了老师还没吃晚饭……是的，先生的宽厚使学生时常忘了，忘了他是位高权重的名人、忘了他是年迈体衰的老者，只错觉他是可以依靠的大山、完全信赖的父亲，乃至于原生家庭里或个人情感上的困扰也如竹筒倒豆般向他倾诉，而他也不厌其烦地每问必答，“规格”一点不比对待学术问题要低。唉，先生真乃一位宽厚的智慧老人，但他结实的身板就这样一点点日渐损耗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倾全力对待学术同人的先生，他不仅用自身影响力主持召开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也认真聆听每一个会议、每一位学者的每一场发言。学术会议不比娱乐演出，学者发言只需学理逻辑，不需趣味技巧，而先生听会双目炯炯有神，一直紧随发言者，神情严肃，认真思考，一整天也绝无倦怠。毕业之后，我不过初出茅庐的小将，连工作与生活都未平衡好，但先生不忘散失各地的学生，每有新出版的学术专著，他都在扉页亲笔题字，用平邮挂号的方式赠予，信封都是手写，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处处记挂着我们。唉，先生真乃一位尽责的恩师慈父，但他矍铄的精神就这样一点点日渐黯淡了！
然而先生绝不是只有菩萨低眉的恩慈，也有怒目金刚的愤激。我亲见他两次发火，不是为一时一地的琐事，而是在思想原则与做人底线上的绝不退让。他最憎恨的应该是鲁迅《破恶声论》中所言的“恶声”与“伪士”——学者文人假借文化、道德、正义、公理之名，以谋个人之私利——这样扯虎皮、拉大旗、损民利己之事是他最难以忍受的。我见过他的两次冲冠发怒，一次是为了鲁迅的后人，一次是指向“学术超女”。他的动怒是真的，砸了碗，离了场，不许人辩驳。仍记得临离校之际去先生家里话别，王老师叮嘱好些关切的话语后，突然降了声调，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自己最大的毛病就是“固执”，硬脾气了一辈子，如他爱喝的苞米杂粮粥一样，一喝就是一辈子，怕是改不过来了。我当即明白，不忍心他说下去，迅速将目光投向他，认真地说道：“老师您这不是固执，我们年轻人都能懂，都能懂！”再迅速将目光收回来，只觉有些嘘唏。唉，先生真乃一位坚定无私的斗士，但这种坚定也要后人能懂！
忆念至此，想起王先生与鲁迅先生一样，都因肺病而逝。《野草》中有一篇《腊叶》（1926），里面记有一片生病的叶子——“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这个如明眸一样的蛀孔，似是病肺的隐喻，也像张爱玲所言之人生：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却爬满虱子，让人爱不得舍不得——富仁先生与鲁迅先生一样嗜烟，文人嗜烟，吸到浓时，这个“香”是什么滋味？我怕是一辈子无缘知晓了，年少时曾偷尝一口，呛到不行便轻易放弃。但我坚信嗜烟如嗜辣者，定比寡淡之人更能品咂人生百味，虽然可能以生命为代价！鲁迅先生在医生那里被判定“如果是欧洲人，五年前就已经死掉”，富仁先生又何尝不是为了挚爱的中华民族及民族前途的代表——青年学生，硬是将自己有限的生命延长了一年又一年，终因支撑不住而倒下呢？我哭我的先生！
2017年5月6日先生出殡之日记于有不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