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王富仁先生
钱振纲（北京师范大学）
一、与先生的交往
1984年秋，王富仁先生博士毕业后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1985年秋，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来学校后，我接到的第一个教学任务就是给中文系85级本科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这门课要讲一个学年。教研室主任安排先生讲第一学期（1985年下半年），我讲第二学期（1986年上半年）。当时先生在学术界已经小有名气，讲课也颇受学生欢迎，而我则一切刚刚起步，感到压力很大。我想到的办法就是马上去听先生的课，向先生学习。于是，先生的每堂课我都去听，既领会他授课的具体内容，也揣摩他讲课的方式方法。
我自幼是在信息封闭状态下生活的，青少年时期又因为“**”荒废了。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后，受到思想解放浪潮的影响，原来被动接受的“思想”受到了冲击，对许多问题，我开始尝试着重新思考。但那时接触到的新思想并不系统，因而我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仍处于混乱和懵懂状态。1982年我开始师从孙昌熙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除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外，我花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美学方面的时间较多，对社会历史问题仍未来得及深入思考。因此我在听先生讲课时，常有醍醐灌顶之感。例如，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原因，之前的文学史著作主要从经济基础视角进行阐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忙于战争，因而中国民族工业得以长足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得以壮大，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社会基础。这种阐释对于说明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成功比较合适，而对于说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却有牵强之感。而先生在讲这个问题时则从中西方文化碰撞的角度做出解释。他说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近代文化深入学习的结果。首先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是洋务派，他们主张在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而对西方近代伦理文化是轻视的。这时候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变革不可能发生。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虽然意识到要全面向西方学习，但学习的侧重点仍在政体层面，在伦理精神层面的学习力度不够。所以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发生了，但很不彻底，结果半途而废。到了五四时期，启蒙派意识到伦理之觉悟乃最后之觉悟，所以坚决主张在伦理精神层面以西方近代的独立、自由、平等之说代替儒家的三纲之说，于是才有了《新青年》的创刊，有了彻底的、不妥协的五四思想革命。文学属于伦理精神层面，所以五四文学革命便跟随着五四思想革命而发生了。先生的讲述高屋建瓴，令人信服。先生讲鲁迅及其作品，也颇多有深度的见解，对我很有启发。先生讲课，黑板上一般不会列出多层标题。他习惯删繁就简，就某些重要方面深入挖掘，这也是一种特色。
从那时起，我常常会去听他讲课，也常常当面向他请教。我是1997年在职考到先生名下攻读博士学位的。但从1985年秋天起，实际上我已经是先生的及门弟子了。
2003年，汕头大学文学院聘先生为终身教授，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这边仍然带研究生，所以我与先生仍然有不少联系。2016年5月下旬，我受先生之邀去汕头大学文学院参加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先生却因病没有到场。我到汕头大学附属医院看望了先生，先生家人说先生得的只是肺炎，但不久就听说先生回北京做了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但先生依然以豁达的态度来往于北京和汕头两地，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继续工作。之后我又在北京看望过他两次，到汕头大学他的家中看望过他一次。几次见面，先生精神都还不错，我心里一直在祈盼着奇迹在先生身上出现。但今年5月2日下午还是听到了先生去世的噩耗！
在与先生交往的30多年的时间里，先生对我的事业、思想、生活都曾有过帮助，尤其在思想方面，影响是深刻的。我爱我的王富仁先生，我会永远深切地怀念他！
二、先生的学术
先生的学术成就首先体现在鲁迅研究方面。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是他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该著作最初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8月出版。2000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的形式再版此书。2010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此书。在该著作出版之前，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先生也曾以论文的形式在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如完稿于1982年8月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一文就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上。一篇博士论文能如此持续地产生影响是少见的。
先生这部著作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在鲁迅研究偏离了它自身的轨道许久之后，首先明确区分了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的不同含义和不同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鲁迅研究应回归鲁迅自身。鲁迅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一直以来也是颇受关注的领域。但正如先生在这部著作的引论中所说：“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1]这个研究系统对于鲁迅研究是有一定意义的，它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了《呐喊》《彷徨》的一些客观思想。例如，从这一角度可以发现，鲁迅笔下的民主革命者没有有效地组织和发动底层群众。但这个研究系统与鲁迅前期小说本来的创作意图，与鲁迅前期思想和艺术个性发生了主视角的偏离。这个偏离角的存在，不仅导致人们不能系统、全面、深入地去挖掘鲁迅小说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征，而且还会导致人们将鲁迅思想的独到而深刻之处视为鲁迅思想的历史局限。例如，有文章就将鲁迅对国民精神弱点的深刻揭示误判为，鲁迅只看到农民思想落后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一面。先生认为必须调整鲁迅小说研究的主视角。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而不应仅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思想的印证和体现。鲁迅早期和前期是从“立人”的角度去思考中国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呐喊》和《彷徨》是从启蒙主义的角度进行创作的。先生在书中写道：“本书的主要口号是：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主导创作意图！首先发现并阐释《呐喊》和《彷徨》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2]这一研究视角的调整，不仅为先生这部博士论文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之后其他学人的鲁迅研究指明了主要方向。
这部著作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对《呐喊》《彷徨》中的小说做了系统、深入、细致的分析。这部著作由四章组成。第一章对《呐喊》和《彷徨》展示出来的生活画面中所蕴含的反封建思想做了分析。第二章论述的是鲁迅体现在这些小说中的主体思想：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第三章论述《呐喊》《彷徨》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方法的特色，以及鲁迅采用这种创作方法的依据。第四章论述《呐喊》《彷徨》的艺术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作品思想的密切关联。全书以反封建思想革命为红线，从思想意蕴到主体意识，再到创作方法、艺术特征，对《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做了全面系统的解读，不仅整体感强，而且新见迭出。
这部著作当然不是研究《呐喊》《彷徨》的终点，其中有些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这部著作对《呐喊》《彷徨》思想和艺术整体把握的准确性是前所未有的，其对大部分作品分析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后来从事鲁迅研究者的必读书，应当不是夸大之言。
2005年，《社会科学战线》在第1期至第3期上连载了先生的一篇长达12余万字的长篇论文——《“新国学”论纲》。这是先生的又一学术壮举。
“国学”一词在中国上古就有，但含义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含义为“本国学术文化”的“国学”概念是20世纪初由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首先使用的。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因为日本江户时代即开始使用这一意义上的“国学”一词。1923年，胡适对“国学”一词有了新的界定。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3]胡适界定的“国学”的含义与章太炎等人使用的“国学”含义有所不同。章太炎等人的“国学”的“学”指的是研究对象，而胡适的“国学”的“学”是“研究”或者“学科”的意思。胡适的“国学”可以与数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并举，也可与国外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汉学（Sinology）或者研究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对举。但至今胡适的“国学”概念都不流行。长期以来大家习惯使用的“国学”概念其外延虽然有宽窄之分，但内涵基本上是“本国的学术文化”。先生的“新国学”概念正是针对当前流行的“国学”概念提出的。
先生认为，现有的“国学”概念是在中西文化刚刚发生激烈碰撞的20世纪初提出来的。当时所谓的“国学”，外延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在当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受西方文化巨大影响而形成的中国新文化还基本没有出现。“但是，当‘国学’这个学术概念重新出现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时候，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却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化。”而这时的“国学”仍然“都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都是与‘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本身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矛盾。‘国学’，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4]。国学仅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就将现代中国文化排斥在中国文化之外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将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概念绑定的理由。所以先生认为，国学在时间上应当向前延伸，不仅应当包括中国古代文化，还应包括中国现代文化。而且，先生还主张“从动态的角度感受和思考‘国学’的构成形式。作为中华民族学术整体的‘国学’，在纵向的流程中，永远以积淀与生成两种形式存在并发展着”[5]。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国学涉及的时间也应继续向前延伸。除了时间的不断延伸，国学的横向内容范围也应合理扩大，即除了汉族文化之外，还应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除了中国人自己的著述之外，还应包括中国人对外国著作的翻译和评介。这样就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都合理地扩大了国学范围，国学就名副其实地成了动态地指涉中国学术文化整体的国学了。“新国学”就不再是“规定性的，而是构成性的”[6]了。先生的这种对国学范围的界定，无疑是富有创见且有理论深度的。证之以国外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也可以说明先生观点的正确性。汉学过去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如今的汉学或者中国学，也将当代中国纳入其研究范围了。还要说明的是，先生所说的“新国学”，就是他心目中的“国学”。只是为了与原来的国学概念相区别，才称为“新国学”。他说：“‘新国学’也是‘国学’，只不过应当与原来理解中的‘国学’有所不同。”[7]
我认为，先生提出“新国学”的概念有重要的意义。这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去对待外来文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我们知道，自国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学界出现时起，它就是与西学对举的，甚至一些国学研究者还是以反西学影响的保守主义态度来进行国学研究的。而20世纪中国文化恰恰是在包括西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也就是多年来国学研究者总是以凝固的眼光看待国学，不肯将现代中国文化作为国学研究对象的原因。承认近百年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并将其纳入国学研究的范围，其实就是承认了中国文化是可以接受外来文化巨大影响的，中国文化是可以在外来文化巨大影响下继续发展的。
而先生之所以能够率先提出“新国学”概念，与他一向的开放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先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上发表过题为《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先生认为现代世界各民族已经不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孤独地发展自己的文化，而必须在广泛的世界联系中发展自己的文化。正是以此思想为基础，先生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他的“新国学”概念。
《“新国学”论纲》不仅提出了“新国学”概念，而且对自晚清至20世纪后期近百年的中国学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其内容之丰厚，见解之独到，令我折服。
2005年，先生还在汕头大学和李嘉诚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创刊了《新国学研究》。该刊以“新国学”的理念刊载包括古代和现代的国学研究成果，至今已经出版了13辑，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先生的著作宏富，仅学术专著和论文集就有15种以上。我研习不够，只能先谈以上一点儿体会。
三、先生的为人
根据我与先生30年多年的相处，我对先生的为人也有一些体会。
第一，先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
先生是主张人人平等的。他曾在课堂上讲过，在古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纵向的上下关系，而到了现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横向的平等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坚持这一原则。这在他对待学生的态度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他在学生面前从不摆老师架子，该批评的他也会批评，但平时总是非常亲和平易。所以我的同门，都不惧怕先生，感到能做先生的学生是一种幸运。先生待人不设崖岸，所以陌生人也会因先生的平易而很快与先生走近。先生的平等待人还表现在组织学术会议方面。记得2005年他在汕头大学组织过一次左翼文学思潮的研讨会，在安排住宿时他坚持按年龄和特别需要安排住宿的房间，而不按行政级别安排。这在当时也曾被传为佳话。
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书中，先生认为鲁迅的伦理思想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也译作个人主义）的爱己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也译作博爱主义）的爱人两个方面的组合。据我看来，先生与鲁迅一样，秉持的也是个性主义与博爱主义结合而成的人文主义（humanism）伦理原则。他也在爱己与爱人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他不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也从不主张别人这样做。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幸福他是要努力维护和争取的。但同时，他也会尽力帮助他人，体谅他人。爱己的一面不必说了，我只谈一谈先生爱他人的一面。1985年秋我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职，第一次教研室会议，主任介绍过我之后，依次向我介绍在座的老师。多数老师都礼貌地点头示意。但有位年长的老先生却有意将脸转向旁边，没有理我。我感到意外并受到伤害。等介绍到先生时，先生非常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并说他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我当时就对先生有了非常好的印象。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教研室的老师们在进人问题上有过争执，那位老先生推荐的人没被选上，我被选上了，而先生与那位不理我的老先生的关系很不错。于是，我对那位不理我的老先生谅解了，同时先生那天对我热情招呼的深意我也体会到了。我想在进人问题上先生很可能与那位老先生观点一致，但他的可贵之处是事后也能体谅我的无辜和我作为一个初到者的孤独处境，因此他没有跟着那位老先生一起冷落我，反而热情地招呼我。不久，我在儿子落户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我和妻子当时都是集体户口，而集体户口的管理者因嫌小孩子粮票、油票等年年有变动而增加他们的麻烦，不愿接受我儿子的户口，建议我找个单立户家庭将我儿子的户口落下。我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去先生家试一下。没想到刚刚说完原委，先生和师母赵老师就痛快地答应了。因我妻子也姓王，我儿子是以先生外甥的名义落的户，所以王老师还开玩笑说：“我又多了个外甥，值得庆贺！”不仅对我这个同事如此，我还亲眼见过，先生在给陌生人指路时，也是非常认真和充满热情的。这就是我的先生！
先生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分析封建礼教时曾说过，封建礼教主张尊礼抑情，结果人们的真实情绪往往受到压抑。长期隐忍不满的人会使性格变得阴毒。这种人常常会等待时机或者用隐蔽的手段去报复别人。所以先生在生活中并不隐忍自己的不满。在与先生相处的过程中，我有时也会因言行不当惹先生不高兴。每逢这种情况，先生总是直接向我表达他的不愉快。而当我过后还为此感到惴惴不安时，却发现先生早就忘却了他的不愉快。有情绪就直接表达，先生是有意为之的。我总的印象是，先生的为人与他在学术著作中表达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学术活动是先生的生命存在方式。
与许多人仅仅将学术活动作为安身手段不同，学术活动已经成为先生立命的方式。他全身心地投入学术活动中，从学术活动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实现着人生价值。先生对饮食和服装并不讲究，对旅游和其他的娱乐活动也没有太多的兴趣。据我所知，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娱乐室打过克朗棋，到汕头大学后，也与宠物狗胖胖一起散过步。但我没有见过先生对娱乐活动迷恋过。
第三，坚守知识分子思考和表达的权利。
先生经常谈到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他认为思考和表达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没有了独立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就没有了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条件。先生思考问题的特点之一就是其独立性。他从不迎合任何人、任何思潮，也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这是他的思想具有很强独到性的原因之一，也是其思想总是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先生不仅思想独到，而且敢于表达。说真话，不怕有人听了不高兴，是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学术原则。当谈及此事时，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没有任何个人的政治野心，我说话作文仅仅是在表达我的学术观点。这是我要坚守的基本权利，也是所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坚守的基本权利。”说起来好似很平常，但真正具有这种优秀品格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又有多少？而先生多年来却一直坚持着。
最后借用一句古话表达我对先生学术和人格的景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2017年11月19日于北京寓中
[1]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引论，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引论，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 胡适：《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
[4] 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见《新国学研究》第1辑，1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见《新国学研究》第1辑，1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见《新国学研究》第1辑，1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见《新国学研究》第1辑，1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