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一次见到富仁兄，是35年前，在北京站的月台上。
那时我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校后得知，导师李何林、杨占升先生还招了两个博士研究生，富仁兄即其一。虽未见其人，但已先闻其“声”。1981年在京召开的全国纪念鲁迅10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提前筹备，有一个七八个人的小组，住进国务院一招，负责审阅遴选经各地初选后寄达的论文。一天，《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王信先生，看到了一篇题为《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的文章，击案称赏，于是众人兴奋地传阅，交口赞许。此文作者就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富仁兄。各地推选出的与会正式代表里并没有他，他成了非正式代表但论文却被选中的唯一者。会后学术小组从170多篇论文中选出30篇，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选，富仁兄此文又被收入。
他由此而声名远播。我们也听说了此事，便盼着早日见到他。
4月的一天，说是富仁兄要从老家来了，我就兴冲冲地与先到的金师兄去接他。在月台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富仁兄拎着一个旧得有些发白的老式黄帆布衣箱，笑着朝我们走过来。他的衣着模样透出一股泥土气，看上去就像一个来自乡间的村镇干部。我心里不免暗自诧异，这样浑身土气的人，怎么就写出了那么好的文章！
在研究生宿舍，由于寝室楼上楼下，我和富仁兄很快就亲近熟悉起来。他的房间我常去，我们聊天、闲谈，一起吃饭、散步。他烟抽得特凶，平常烟不离手，每日醒来，坐起身，头一件事就是拿过烟来点上，在**抽完，再穿衣洗漱。晚饭后出去散步时，烟也是必备之物，走前他一定要先摸摸口袋，如果忘了带，是必须要返回寝室带上再出门的。
在一起谈论最多的，自然是鲁迅。其人、其文、其人生与艺术，皆为话题。他曾参加过一个短期的什么“高知”学习班，回来说起一个细节，把我们笑了好一阵。那个班的参加者大都是中科院和高校的自然科学家，人文学者大概就他一个。他发言开口就是中国如何如何，中西方文化怎样怎样，听得那些人直发愣，表情茫然而困惑。富仁兄博士论文做的是鲁迅研究，中国、国民性、思想启蒙、中西方文化这些词汇平时常常提到，而对于并不熟悉语境的人，乍听起来，或许会感到陌生和异样的吧。
20世纪80年代是富仁兄学术创造力勃发的第一个时期。1984年他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由思想革命的视角研究鲁迅小说，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创立了鲁迅研究的新范式，在鲁迅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摘要在《文学评论》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广泛关注。
那个时期他另一篇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演进的整个过程，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外国文化与文学前所未有的认知及其历史经验，视野广阔，见解新颖，在同行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富仁兄极富创见性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术界的赞赏，故而亦被视为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有思想家和理论家气质的学者。
他的学术文章高屋建瓴，气势恢宏，眼界宽广，思维缜密，立论新颖而大胆，具有严密自洽的逻辑结构。他每每构建起一个具有强大逻辑力量和思想说服力的理论框架，一环紧扣一环地展开并推进论述，就像贝多芬激越宏大的交响乐一样感染、征服着读者。有一次和王得后先生谈起来，他感叹道：“富仁之文汪洋恣肆，真是一种‘思想的自由运动’。”
20世纪80年代在《延河》等杂志上，富仁兄曾发表过两篇“契诃夫式”的短篇小说。敏锐细腻的艺术感受力和审美体验能力，与强劲雄辩的学术思考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是他从事学术研究互为依托、相辅相成之双翼。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研究成果既多且深，而他独能以极具个性特点的研究，把这篇五四新文学开山之作的艺术特征概括为“峻冷色彩和高寒风格”，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与独树一帜的审美体悟功力。
毕业留校工作后，富仁兄把学术研究从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拓展到了从近代到当代的整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20世纪90年代他写出了《两种平衡、三类心态，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不断运演的动态过程》《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影响21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等一批有理论创见、有思想深度的论文。但鲁迅研究依然是他执着固守的最坚实的思想基石和最钟情的学术园地。他已无可争议地成为鲁研界一位举足轻重的杰出学人。20世纪80年代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最有学术活力和理论建树的中青年才俊群体之翘楚，恐怕非他莫属。
他说自己是被鲁迅改变了一生命运的人，鲁迅作品给了他生命的力量，打开了他的天灵盖，使他看清了整个中国，看清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对鲁迅思想文学及其历史意义，他的评价始终非常之高，即使在“国学热”兴起后质疑否定鲁迅和五四新文化的声浪中，他也丝毫不曾动摇。
1991年10月上旬，山东大学中文系孔范今教授邀集京沪等地的朋友，到泉城去聚会。头一晚因同住的L君打呼噜，直到午夜仍无法入眠，我只好披衣出户，在楼道里来回踱步。几乎所有房间都悄无声息，只有一扇门里传出了谈话声，推门而入，富仁兄和钱理群先生正坐在沙发里，做竟夜之谈。我坐到一旁，听这两位相知很深的友人，就面对汹汹而来的质疑否定20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的潮流，下一步路该如何走进行讨论。富仁兄坚定地认为，20世纪90年代思想文化思潮的大变动不能表明启蒙主义道路走错了，而只是未能走得通，遭遇了挫败，启蒙主义理想依然是我们必须维护和坚守的。时间已是清晨，两人似乎仍无倦意，窗帘已透进了微明的天光。
后来富仁兄提出了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的概念，撰写了近10万字的皇皇大文《鲁迅与中国文化》。他态度鲜明地指出：“中国需要鲁迅，中国仍然需要鲁迅，中国现在比过去更需要鲁迅。”像鲁迅在昏沉的暗夜里清醒坚韧地守护中国文化一样，富仁兄始终不变地守护着鲁迅和五四新文化的宝贵精神传统。他曾对我谈到，如果说胡适等现代作家作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精神之血肉的话，鲁迅的思想文学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之骨；没有了鲁迅，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及文学的身躯就不可能挺立起来。
2001年受《学术月刊》执行主编夏锦乾先生委托，我对富仁兄做了一个访谈。那是盛夏的一个雨天，在外面不大不小的雨声中，富仁兄在书房里与我对坐快谈。“鲁迅的伟大，是现在世界的语言还无法表达的。”这是他提出的一个至今让我难以忘却的观点。当我问起今后的使命时，他说道：“要使鲁迅在学院派中地位高起来、高起来，只有这样，学院派才能与社会现实人生发生应有的联系，从而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他边说双手边做着向上的动作。那一刻，我望着他有些湿润的眼睛与早已花白的双鬓，一股庄严、神圣和崇高的情感从心底升腾起来。
富仁兄籍贯山东高唐，齐鲁大地给了他博大、厚重、坚实与耿直的胸怀，性情刚烈而富有血性。当博士论文被某些人攻击为“反马克思主义”时，他并不惧惮，起而反击那些毫无道理的“政治性批判”，勇敢地捍卫自己学术研究的正当权利。在一起谈及此事时，他气愤而又自信地说：“说我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我肯定比他们读得多，理解得深！”有一回因不满对杨先生退休的不公道安排，他还面对着系里的某个人愤怒地摔碎了烟灰缸。
自称是乡巴佬进城的富仁兄，说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博士”。可就是这个不修边幅、不讲究吃穿、一直保持着乡下人习惯的土博士，却远比那些温文尔雅、风流倜傥的学者拥有更高深的学术造诣和更深厚的理论素养。这倒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反差。
我女儿一岁多的时候，我和妻子带她去富仁兄家玩，他高兴得不得了，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忙不迭地找出一对玩具狮子送给女儿玩。他穿着一件灰色圆领内衣，里外、前后都反了，颈下商标清晰可见。妻子笑着说：“富仁兄啊，你的内衣是不是穿反了呀？”他低头看看，微微一笑道：“刚才洗完头穿上的，明天再穿，不就正过来了。”我们又都笑了起来。
接着他告诉我们，最近换了笔，也学会用电脑写作了，随后就带我们到另一个房间，走到电脑前，伸出右手食指，在键盘上一下一下地敲击起来。敲了几下后，他并未停下来，而是不紧不慢地继续敲下去，直到敲出了一行多字才停下来，说：“对不起，正好想起一句话，就把它写下来了。”
把毛背心扎到腰带里，甚至把毛衣也扎到腰带里，在富仁兄都是常有之事。我对此习以为常，妻见了却忍俊不禁。富仁兄便会自我解嘲地笑道：“这样晚上脱衣服方便。”
1986年冬末春初，两位导师见富仁兄烟抽得还那么厉害，担心有损其健康，就发起了一次强制性戒烟行动。李先生在一张纸上写了一段话，嘱他回家贴到墙上。杨先生还专门买了替代性的“电子烟”送给他。不久即听说，突然没了烟抽的富仁兄极不适应，整天像没了魂儿似的，于是我就又和妻子去看他。
进门即见门框边贴着李先生的“戒烟令”，茶几上放着嫂夫人给他买的瓜子、花生、糖果等各种小零食。富仁兄一副没着没落儿的模样，双手在身体两侧上下摩挲着，右手又伸到胸前挠了几下，不知道该放在哪儿才好，显得浑身都不自在。他苦笑着对我们说，花生嚼不了（牙不好），瓜子又没时间吃。他右手手心朝上挥动着，让我们俩吃。
时间不长，这次戒烟就彻底夭折了。再去他家时，右手夹着一支烟的富仁兄，嘻嘻地笑着，略显尴尬。嫂夫人说他有“三爱”：“爱鲁迅，爱书，爱烟。”倘若说书是富仁兄不可须臾缺失的精神食粮，烟简直就是他的“命”。
然而，吸烟的致命后果终于显现出来。2003年他被聘到汕头大学工作，2010年11月就晕倒在了家里。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为高血压导致冠心病。一年半后做了手术，安装了一个支架。但我总有点儿怀疑，那次他的肺恐怕就已经出了问题。
2016年5月上旬，他查出患了肺癌，是晚期，已无法动手术，只能进行化疗。于是他开始在汕头和北京之间来回奔波：化疗，恢复性休息，再一次化疗。四个疗程以后，似乎稳定了一些，他决定不再做治疗，返回汕头。今年春节过后，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已经布满了左肺叶，骨转移，头部也有了。
读书之于富仁兄，是职业之需，更是内在的生命诉求。开学术讨论会，他在宾馆里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旅途中，他带着那部讲苦难、讲救赎、讲死亡的书《在约伯的天平上》；去年中秋节去看他，他正躺在病**输液，床头小桌子上放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上面画满了钢笔道；罗钢兄去探望他，进门见**没人，就到护士站去问，护士说病人肯定在呢，回来仔细一看，富仁兄伏在小桌子上，在读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
汕头大学虽远在南国海隅，但富仁兄的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一刻也不曾中辍：他提出了“新国学”的概念，主编了《新国学研究》集刊；对鲁迅的哲学思想进行思考研究，写出了鲁迅与先秦诸子哲学思想之关系的系列专论；近几年又开始了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个案的研究考察，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然而不幸的是，拟定的研究计划尚未完成，他就被病魔击倒了，而且终于不治。
富仁兄死在了路上，死在了他没有走完的学术之路上。
经过最后两次化疗，他的身体已衰弱不堪，苦痛几乎难以承受，自己连袜子也穿不上，裤子只能提上一半，拿杯子喝水都异常艰难，夜里蜷坐在**，不间断地咳嗽到天色发亮。二公子虤发觉，父亲最后一直在翻阅的《延安日记》，两天都没有力气读完一页。
5月2号晚7点多，大公子磊打来电话，哭着说父亲刚刚走了。犹如五雷轰顶，我震惊不已，哀恸万分。第二天和嫂夫人通话，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眼泪夺眶而出。
——富仁兄啊，为什么你走得这样急啊？！
2017年5月9日 富仁兄辞世后七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