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Willam Torrey Harris,1835—1909)是美国教育政治家、享有盛誉的杰出的教育行政管理者。作为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一位领导人,他毕生致力于公共教育与工业化社会的融合,巩固了公立学校战斗的胜利成果,最终使公立学校制度在美国得以合法化。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哈里斯1835年9月10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北基林利。在当地接受完中小学教育后,他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但由于大学不能满足他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哈里斯仅修业两年就退学了。

1857年,哈里斯赴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担任家庭教师的同时,刻苦自学钻研。后来,他担任了一所文实学校的校长,由于治校严谨而获得了较大的声誉。1868年,哈里斯担任了圣路易斯教育局副局长;第二年,又升任教育局局长,任期长达12年之久。在圣路易斯期间,他曾创办了《思辨哲学杂志》(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这是美国第一本哲学杂志。

由于哈里斯的努力工作和不断开拓,圣路易斯在整个美国成为一个公共教育迅速发展并取得很大成绩的城市。哈里斯十分重视幼儿教育,不仅降低小学入学年龄,而且在公立学校里附设幼儿园。1837年,他向地方教育董事会提出一个方案,要求把幼儿园教育作为圣路易斯学校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聘请布洛(S. E. Blow)担任圣路易斯教育局的科长,负责管理幼儿园以及幼儿园教师的培训工作。同年夏天,哈里斯的方案被批准。于是,圣路易斯在美国第一次把幼儿园教育列入公立学校教育系统,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公立幼儿园。到1880年,全市公立幼儿园已达50所。由于哈里斯和布洛的相互合作,圣路易斯成为当时美国公立幼儿园教育的中心,其影响遍及全国,促使其他各州各地的幼儿园被列入公立学校教育系统。

1880年,哈里斯赴欧洲国家访问考察。回国后,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建立了一所哲学和文学学院,致力于哲学研究和著述。

哈里斯在1889年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森(B. Harrison)任命为联邦教育部部长,并一直工作到1906年。他因而成为美国公共教育的权威人士。美国教育学者米萨瓦(T. Misawa)指出:“作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哈里斯为美国教育的进步做了很多事情。”[92]

在哈里斯的教育生涯中,他不仅钻研心理学、教育哲学和教育史,而且思考学校教育的实际问题。他曾编辑过《国际教育丛书》,介绍欧洲国家教育家的著作。哈里斯的论著和讲演很多,其中主要有:《教育的心理学基础》(Psychologic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1894)、《初等教育》(Elementary Education,1895)、《公立学校的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 in the Common Schools,1884)、《学校纪律与道德教育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School Discipline to Moral Education,1897)、《师范学校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Normal School,1899)等。

1909年11月5日,哈里斯因病去世。在哈里斯的一生中,“他的黑格尔式的对教育的热爱,支持着他走过这条道路的每一步。因为充分展开的公共教育制度,将展现新的都市文明对教育最美好的描述”。[93]

二、论教育

作为19世纪美国最主要的黑格尔学派的继承人,哈里斯曾在圣路易斯与其他人一起组织哲学研究会,并把教育的发展作为它的一个重要课题。他在《思辨哲学杂志》创刊号上写道:“放弃传统的心灵承受力和只接受其本身证明为正当的心灵承受力的倾向,是富有活力的;其结果仅仅是要求理性,这种理性将找到并建立一种哲学基础……”[94]这清楚地表明哈里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理性主义中找到了信念。

由于受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al)的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哈里斯认为,教育是社会的一种职能,是一个促使个人在接受种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理性的过程。他说:“教育是用这种社会秩序代替人们的纯粹动物性的过程”,是“为了永恒的自由而对短暂的自由的放弃”。[95]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以社会理想取代个人愚昧的过程。因此,教育的目标在于通过人类的知识,即人类长期积累的人文财富和文明遗产的学习,培养一个在他所生活的文明社会里行使真正自由的有理性的人。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教育则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只有每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才有可能实现理想的社会或理想的国家。

哈里斯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教育而成为一个天性发展的人。社会文化与人的天性并不是完全相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调和的,而且社会文化更能促进人的天性的发展。在哈里斯看来,教育必须是培养人才的社会科学。通过教育,把一个人引向自由而远离他的原始自我,把个人原始的或本能的自我活动提升为高层次的自我活动,从而形成社会性的活动并养成社会性的习惯和行为。

就教育机构来讲,哈里斯把它分成五种:家庭、学校、社会、国家、教会。哈里斯认为,一个人五六岁前在家庭中进行最初阶段的教育;当他逐渐长大后就走出狭隘的家庭范围而进入学校,并由学校传授文化知识并有步骤地引导他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的陶冶下他又学习职业技能并认识国家的法律和政治体制;最后由教会养成他的宗教信仰。在这五种教育机构中,哈里斯指出,学校的职责是最重要的,必须予以重视。因为家庭、社会、国家和教会给人的训练往往是无意识的和凭借口头传播的方式,而学校作为一种有秩序的教育活动,不仅按计划传授文化科学知识,而且培养学习钻研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学校教育是一种符合人性发展的教育。“学校是让所有阶级的人去参与文明生活的伟大工具”。[96]在哈里斯看来,通过学校教育,每个人都能获得文化知识和提高精神修养,共同参与和享受一种有秩序的、自我约束、公民对国家忠诚以及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生活。所以,学校绝不是把一个人培养成仅仅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哈里斯特别强调指出,在道德训练和理性培养方面,学校的作用是其他的教育机构所不能相比的;当然,他也没有忽视学校在知识教学方面的作用。

就哈里斯的教育哲学来看,美国有些教育家把哈里斯看成公共教育的时代和进步教育的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当代美国教育家克雷明就明确指出:“哈里斯教育学的特征显然是保守的。他的重点是在秩序上,而不是在自由上;是在学习上,而不是在游戏上;是在努力上,而不是在兴趣上;是在教师规定上,而不是在儿童选择上;是在有条不紊、缄默和勤奋学习以保存和拯救我们的文明社会上。”[97]

三、论公共教育和公立学校

与贺拉斯·曼和巴纳德一样,哈里斯也是美国公共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的发展,城市和农村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城市和乡镇的增加应归于铁路的影响,从而使得几乎一半的学校人口就读于分年级的学校之中”。[98]面对这种情况,哈里斯认为,必须重视和促进公共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只有公共教育发展了,才可以满足新的都市工业制度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正是新的都市工业制度推动了公共教育的发展。

哈里斯认为,在美国发展公共教育的最好方式就是建立公立学校。对于公立学校的模式,他是持肯定态度的。1871年,哈里斯曾这样写道:“可以期望的是,在公立学校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能体现出美国学校的精神。如果年青一代不是发展民主思想,那么,责任就在于公共教育制度。”[99]在他看来,通过公立学校的模式,可以为儿童提供普通的文化教育和符合人性发展的品格教育,可以对儿童讲授道德基础和公民权利与义务,可以给儿童提供各种机会,可以促进公众对社会发展的反应。总之,“公立学校能帮助所有的儿童学习阅读、书写和计算的基础,使他们能成为报纸和杂志最后是书本的阅读者。”[100]

在哈里斯看来,一切人,不论男女、不论阶级、不论种族,都有能力接受教育。但是,具有自然天性的儿童在刚开始生活时是未开化的,对文化是无知的。因此,儿童在生长的过程中必须学习种族的经验和智慧。哈里斯强调指出:在公立学校中,“必须教儿童每一件事情:如何关心他自己的身体,如何在别人面前行为端正,如何在世界上做事并得到一种真正的生活,如何去观察和如何去思考。他应该获得关于文明世界的观点”。[101]因此,公立学校能提供一种更好的、有计划的训练,不仅使儿童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能,而且教育儿童去认识都市工业制度以及它所需要的诸如真实、认真、直率、坚韧、忍耐、信任等品质。

在公立学校的具体科目上,哈里斯提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语言学习,包括阅读、书写和文法。由于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工具,既是人类知识的表现形式,又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形式,因此,在公立学校课程中它占有显著重要的地位。(2)算术。它有助于儿童的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发展。在公立学校课程中它是排在第二位的。其价值不仅在于心理方面,而且在于实用方面。(3)地理。在自然科目中,地理排在算术之后。然而,对于一个社会公民来讲,地理知识是必不可少的。(4)历史。它有助于儿童了解家庭、社会、国家和教会,也有助于培养儿童的公民责任感。但儿童在学习历史时,不仅可以利用历史教科书,而且也可以利用报纸和杂志等。(5)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音乐、体育、图画和手工训练等。总之,公立学校的目的就在于给儿童提供获得智力和交流智力的重要科目。

值得重视的是,哈里斯特别强调指出,在确立公立学校的科目时,必须考虑科目与科目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是科目的逻辑顺序。科目既要适合儿童的天性发展,又要有助于儿童的不断进步。二是科目在人类知识世界中的地位。儿童所学习的科目应该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分支。三是心理因素。科目的选择和安排要有助于儿童的心理发展。四是科目与儿童生活的世界的关系。儿童所学习的科目要与他的精神环境以及自然环境联系起来。哈里斯说:“儿童与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教育者必须研究世界和研究儿童,把世界和儿童联系起来。……因此,如果你具有儿童的知识,而没有关于科目重要性的知识和开启真实世界的方式,那么,你就不能把儿童和世界联系起来。”[102]对于哈里斯强调的科目与科目之间“相互关系”这一观点,美国一些教育家是表示同意的。俄亥俄州哥伦布的怀特(E. E. White)博士曾说:“我认为,哈里斯博士关于科目的协调和相互关系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他使用了‘相互关系’一词,不仅是从它的科学意义来说的,而且是从它的公认的教育学意义来说的。”[103]

在教学方法上,哈里斯捍卫它的传统形式。在他看来,“适宜的学习就是书本学习”。[104]在智力学习的第一个阶段,文化的训练自然而然地是公立学校的中心。在讨论纯粹“文化”训练与“实际”训练问题时,他明确地说:“首先是人文学科的培养,然后是工业技能的培养。”[105]哈里斯列举了教科书方法的优点:“它具有使一个学生不是由他的教师支配的优点;你能拿着你的书到你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当你有问题时,你能去读书;因为你能读书,你就能选择时间去聆听这位伟大的教师讲。确实地,几乎所有的伟大教师都已把他们的思想包含在书里。教科书教育的最大危险是逐字逐句、鹦鹉学舌地死记硬背;然而,从最贫乏的教科书中也能够得到很多知识。……这种优点实际上是可以发现的。那就是儿童能够自然而然地忙于读教科书。”[106]但哈里斯认为,在智力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可以用一种系统的形式给儿童提供更广泛的事实:鼓励和要求他们去观察和思考,并为更高的教育阶段的独立思考打好基础。

四、论学校纪律和道德教育

对于公立学校纪律和道德教育问题,哈里斯也做了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在公立学校中,道德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道德教育来讲,它不仅包括思维习惯、世界观,而且也包括道德实践。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哈里斯强调说:“正确的道德思维习惯将可能会逐渐趋于道德实践,但道德实践将必然会趋于正确的道德观念。”[107]

哈里斯认为,更高层次的道德责任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个人相关的,另一类是与他人相关的。具体来讲,(1)与自我相关的道德责任。首先是指身体的健康、衣着的整洁,以及在满足感情与欲望上的节制和适度等。其次是指自我文化(Self-culture)。它追求基本美德的理论或理智方面。在哈里斯看来,学校应该使学生培养与自我有关的道德责任,尤其是其中的自我文化的责任,因为自我文化这一责任特别是属于学校的。(2)与他人相关的道德责任。首先是礼貌,包括各种有教养的表现,例如,彬彬有礼、行为得体、稳重大方、尊重舆论、宽容待人等。其次是公正,包括世俗美德的主要内容,例如,与他人真诚相待、说真话等。在哈里斯看来,学校应该使学生养成礼貌和公正的道德责任,其中“学校在培养公正中也许比在培养礼貌中更有作用”[108]。最后是尊重法律。这是对公正的补充,是把理想视为现实。在哈里斯看来,面对守法美德衰弱的情况,学校教师应该很详尽地教学生尊重法律,这样学校就完全不必用体罚来进行管理。在教尊重法律这一方面,学校比家庭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家庭往往会过分溺爱孩子以及在教孩子时太带有个人色彩。

哈里斯强调指出,要培养儿童更高层次的道德责任,就必须先进行一种基础的道德训练。没有这种基础的道德训练,要构建任何的道德品格的结构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说:“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必须从纯机械的服从开始,再从这一阶段逐渐向个人责任发展。”[109]这里,哈里斯提出了道德教育与学校纪律的关系问题。他所说的“纯机械的服从”,显然就是指学校的强制性纪律。“在学校中,道德教育问题是属于通称为纪律的方面,而不是属于通称为书本和理论的说教”。[110]在哈里斯看来,当儿童进入学校时,他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按照某种方式去行动,即使学校的班级或小组教学成为可能所必要的方式去行动。

哈里斯认为,有四条基本原则是与学校纪律直接有关的。这些基本原则在学校中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学校纪律对于道德品格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这四条基本原则就是守秩序、准时、安静、勤奋。

守秩序。在哈里斯看来,儿童必须遵守学校秩序和规章制度。例如,必须每日到校,不能缺席;必须克制和约束自己,防止感情冲动的倾向等。对道德品格培养具有重要作用的意志,正是始于对秩序和规章制度的遵守。当儿童守秩序的行为一旦巩固了,他实际上已获得了根据意志而行动的某些能力。

准时。在哈里斯看来,儿童必须准时参加学校的一切活动。例如,准时参加听课等。对于学校这个整体来说,其效率正依赖于准时。如果没有准时,那么每一个人就会影响他人并成为一个障碍或绊脚石。

安静。在哈里斯看来,这是一种使个人与社会取得协调一致的美德。例如,上课时应该保持安静等。如果一个学生在上课时讲闲话,就会分散其他人听课的注意力,从而不仅浪费自己的而且也浪费他人的学习时间,破坏上课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安静是依赖于意志的一种行为习惯。

勤奋。在哈里斯看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勤奋,但在学校中的勤奋主要是书本的学习。正是通过勤奋的学习,儿童发展了观察力和思考力这些人类已充分展现的能力。书本作为一种主要的工具,使儿童认识和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为了促使儿童勤奋学习,必须做到:一是班级或小组教学中应该能引起集体的注意力,二是儿童应该依靠他自身的努力。

哈里斯还认为,与学校纪律有关的四条基本原则在课堂之外对儿童道德品格的培养也有重要的意义。但他指出,在这四条基本原则中,守秩序、准时、安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属于消极的道德,而勤奋则是属于积极的道德。最后,哈里斯就学校纪律和道德教育的关系概括了以下五点结论性看法:一是道德教育是一种行为习惯的训练,而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灌输。二是机械的纪律作为道德品格的一个初步基础是必不可少的。三是学校应该使学生具有一种坚定的责任感,从而在他身上发展一种强烈的自由观念。四是学校中松懈的纪律会逐渐削弱学生的道德品格。五是过分严厉的纪律由于过多强调机械的责任尤其是对权威的服从,会从另一方面破坏道德品格的基础。因此,哈里斯强调说:“一个人能给他的同伴的最好的帮助是使同伴能帮助他们自己。最好的学校是使学生能教育他们自己。最好的道德教育是使学生能把法则变成他们自己的。”[111]哈里斯的观点无疑是给人们以启示的。

五、论教育行政和教师

在哈里斯的一生中,他是一位教育理论家,也是一位教育行政官员。他既担任过地方教育行政长官,又担任过美国联邦教育局领导人,从而具有丰富的教育行政经验,“比任何人更努力使学校行政管理工作专业化”[112]。

在对欧洲国家学校进行访问考察之后,哈里斯认为,对于美国的教育来说,必须有联邦政府制定的教育法律和规定,并设立联邦政府教育机构负责汇集教育资料和提供教育资金;但同时,由地方教育行政机构负责他们应考虑的问题,成立教育委员会或学校委员会并任命公立学校的督学。哈里斯强调说:“尽管各地的教育行政机构名称不一,但它们的机构、权力和职责是相似的,其成员一般都是任命或选举的。它们负责任命教师并提供薪金、制订学校管理的条例和规则、设置课程及指定使用的教科书。它们每月或经常举行会议,讨论公立学校教育问题。”[113]而且,他还指出,各种教育行政人员要提高教育理论和拓宽教育眼界,逐步提高领导的层次。

对于每一所公立学校来说,哈里斯认为,必须要制订学校的计划,使学校根据学年和学期的工作组织起来。学校领导人要从有助于儿童智力和思考的发展以及节约时间的原则出发,安排好各门课程。他曾对阅读、书写、拼写、文法、拉丁文或法文或德文、算术、代数、地理、美国历史和美国宪法、自然科学和卫生学、体育、音乐、图画等科目在公立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做了分析论述,并详细规定各门科目在哪个学年讲授以及每周的讲课时数。例如,阅读在公立学校八年中不仅应每学年都安排,而且应每天有课;算术应安排在一至六年级,前两年口头讲授,后四年书面讲授,每周5节课;代数应安排在七至八年级,每周5节课等。在哈里斯看来,只有制订合理的学校计划,才能使每一所公立学校正常运转,才能不浪费学生的时间。这样,“整个学校看起来运转得像一架机器似的”。[114]

哈里斯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教育行政官员,对教师问题也是十分重视的。在他看来,由于城市和乡镇公立学校的迅速发展,因此出现了对更高质量的教师即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的要求。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能在公立学校中找到职位,并把教学作为他对社会服务的全部职业。对于公立学校教师来说,他应该知道好的教学方法,能从书本上教学生;同时,他的个人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他关注着学校工作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能使公立学校有好的教师,哈里斯强调指出,必须建立公立师范学校。他说:“自贺拉斯·曼时代以来的教育历史已有力地证明,在公立学校中的一些成功的改进是通过师范学校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引入的。”[115]在哈里斯看来,每一所师范学校应该开设在初等学校中要教的全部课程,帮助未来的教师了解各门科目的教育价值和教学方法,学会如何教学生培养自我活动以及分析问题的技能。无疑地,哈里斯对师范学校的未来抱有无限的信念。

[1] 菲利普·方纳编:《华盛顿文选》,王缓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74页。

[2] E. P. Cubberley,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Boston,1920,pp.546~547.

[3] 郑文樾编选:《乌申斯基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页。

[4] R. F. Butts and L. A. Cremin,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Holt Rinchart and Winston,New York,1953,p.229.

[5] 引自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单中惠等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6] W. T. Harris,Elementary Education,in N. N. Butler(ed.),Monographs on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Vol.3,New York,1895,p.3.

[7] “五段教学法”,指预备、提示、比较、概括、应用五个教学步骤。

[8] W. T. Harris,Elementary Education,p.6.

[9] 引自S. 鲍尔斯、H. 金蒂斯:《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王佩雄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

[10] 克伯莱:《美国公共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和阐释》,陈露茜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11] 滕大春:《美国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12] 参见《学校的变革》,第18页。

[13] L. 迪安·韦布:《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陈露茜、李朝阳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

[14] 乔尔·斯普林:《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史静寰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15] J. E. Morgan,Horace Mann:His Ideas and Ideals,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Washington D. C.,1936,p.3.

[16] Horace Mann:His Ideas and Ideals,p.36.

[17] 《学校的变革》,第7页。

[18] A. E. Winship,Great American Educators,Werner School Book Company,New York,1990,p.46.

[19] W. P. Lannie(ed.),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Foreword(by L. A. Cremin),Teachers College Press,New York,1974.

[20] Great American Educators,p.112.

[21] R. C. Jenkins and G. C. Warner,Henry Barnard,The Connecticut State Teacher Association,Hartford,Connecticut,1937,p.28.

[22] 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p.114.

[23] J. D. Pullian,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merica,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Columbus,Ohio,1991,p.73.

[24] 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p.47.

[25] 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p.61.

[26] 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p.87.

[27] 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p.21.

[28] 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p.70.

[29] 《学校的变革》,第13页。

[30] 《学校的变革》,第18页。

[31] 《学校的变革》,第16页。

[32]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74,Vol.11,pp.454~455.

[33] W. T. Harris,Horace Mann,C. W. Bardeen,New York,1896,p.17.

[34] Horace Mann:His Ideas and Ideals,p.13.

[35] E. I. F. Williams,Horace Mann:Educational Stateman,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37,p.166.

[36] M. Peabody Mann,Life and Works of Horace Mann,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 C.1937,p.146.

[37] Horace Mann:Educational Stateman,p.291.

[38] Horace Mann:His Ideas and Ideals,p.20.

[39] Horace Mann,Report of An Educational Tour,Simpkin and Company,London,1846,p.262.

[40]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79~781页。

[41] Horace Mann:Educational Stateman,p.141.

[42] G. Compayré,The History of Pedagogy,D. C. Heath and Company,Boston,1910,p.565.

[43]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79页。

[44] 引自《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第241页。

[45] 引自《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第246页。

[46] L. A. Cremin,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Horace Mann on the Education of Free Men,Teachers College Press,New York,1974,p.61.

[47] 引自《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第245页。

[48] 引自《美国教育史》,第323页。

[49] J. Messerli,Horace Mann:A Biography,Alfred A. Knopt,Inc.,New York,1972,p.214.

[50] L. H. Tharp,Until Victory:Horace Mann and Mary Peabody,Little Brown and Company,Boston,1953,p.158.

[51] 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Horace Mann on Education of Free Men,p.27.

[52] Life and Works of Horace Mann,p.142.

[53] L. A. Cremin,American Education:The National Experience,1783—1876,Harper Colophon Books Co.,New York,1982,p.183.

[54] Horace Mann,Lecture on Education,Boston,1840,p.20.

[55] Horace Mann:His Ideas and Ideals,p.138.

[56] G. Compayré,Harace Mann and the Public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Thomas Y. Crowell,New York,1907,p.57.

[57] Report of An Educational Tour,p.50.

[58]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76页。

[59]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77页。

[60]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80页。

[61]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83页。

[62]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87页。

[63]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89页。

[64]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89页。

[65]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74页。

[66]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70~771页。

[67]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73页。

[68] 贺拉斯·曼:《年度报告》,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775页。

[69] Horace Mann and the Public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p.37.

[70] Horace Mann:His Ideas and Ideals,p.134.

[71] G. A. Hubbell,Life of Horace Mann:Educator,Patriot and Reformer,W. M. F. Fell Company,Philadephia,1901,p.89.

[72] Henry Barnard,p.69.

[73]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p.567.

[74] Henry Barnard,p.107.

[75] Henry Barnard,p.100.

[76] Henry Barnard,p.108.

[77] Henry Barnard,p.109.

[78] 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pp.105~106.

[79]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p.567.

[80] Henry Barnard,p.97.

[81] Henry Barnard,p.107.

[82] Henry Barnard,p.27.

[83] Henry Barnard,p.54.

[84] Henry Barnard,p.54.

[85] 格莱夫斯:《近代教育史》,吴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15~216页。

[86] S. E. 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472页。

[87] 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p.24.

[88] 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p.25.

[89] 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p.117.

[90] Henry Barnard,p.109.

[91] G. L. Gutek,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Education,Y. Crowell Company,Chicago,1970,p.59.

[92] T. Misawa,Modern Educators and Their Ideals,D. Appleton and Company,New York,1909,p.275.

[93] 《学校的变革》,第17页。

[94] 《学校的变革》,第14页。

[95] W. T. Harris,Psychologic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New York,1898,p.282.

[96] W. T. Harris,The Pedagogical Greed of William T. Harris,in O. H. Lang(ed.),Educational Creed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1898,p.43.

[97] 《学校的变革》,第18页。

[98] W. T. Harris,Elementary Education,in N. M. Butler(ed.),Monographs on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1895,p.4.

[99] 《学校的变革》,第15页。

[100] W. T. Harris,Elementary Education,in N. M. Butler(ed.),Monographs on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1895,p.15.

[101] Modern Educators and Their Ideals,p.270.

[102] W. T. Harris,Correlation of studied in Elementary Education,i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Fifteen on Elementary Education,Arno Press & the New York Times,New York,1969,p.148.

[103]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Fifteen on Elementary Education,p.144.

[104] Modern Educators and Their Ideals,p.272.

[105] W. T. Harris. Vocation versus Culture,in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Instruction,1891,p.20.

[106] Modern Educators and Their Ideals.p.275.

[107] W. T. Harris,The Relation of School Discipline to Moral Education,in Third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Herbart Socie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7,p.58.

[108] W. T. Harris,The Relation of School Discipline to Moral Education,p.68.

[109] W. T. Harris,The Relation of School Discipline to Moral Education,p.66.

[110] W. T. Harris,The Relation of School Discipline to Moral Education,p.59.

[111] The Relation of School Discipline to Moral Education,p.72.

[112] 《学校的变革》,第13页。

[113] Elementary Education,p.25.

[114] Elementary Education,p.15.

[115] Elementary Education,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