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好爸爸”
1950年5月10日
1951年秋，斯大林在南方度过了他的最后一次假期。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莫斯科，与前些年一样，斯大林的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策沃。斯维特兰娜带着两个孩子在1952年11月7日革命纪念日去看过他，在12月21日他的73岁寿辰那天又去探望了他。他看上去身体很不好，显然患有高血压。但是，他不让医生看病，而是自己服用一些偏方。他过去一直吸咽，至少有50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烟斗或卷烟，但是，为了健康考虑，他下决心把烟戒了。
在这种情况下，斯维特兰娜感到，她应当更经常地去探望他。朋友们劝她给他打电话。她犹豫不决，因为他常常简单地回答说，“我很忙!”但是，她知道，他欢迎她去探望，他喜欢看她的孩子们。在他严厉的态度背后，他是真正关心他们的，特别是在她跟第二个丈夫离婚之后。他经常给她钱，因为他知道她靠大学的助学金，钱不够用。当她在社会科学院当研究生时，得到的助学金较高，他给她钱扶养子女。斯大林特别关心自己的女儿，与此同时，他总是坚持认为她应当工作，自己挣钱独立生活，绝不能当一个他所称呼的“寄生虫”。
由于斯大林不愿宣传他个人，以至于传记作家们都有这样一个同感，写斯大林的政治和军事生涯，材料极为丰富，而要写他的个人生活，则感到非常不易。不仅斯大林个人从未写过自己的回忆，就连他的许多老朋友、老部下都有个人传记发表之后，他仍然不愿让别人写他的个人传记。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斯大林早期的个人家庭生活应当说是十分不幸的。也就是说，为了革命斗争，他几乎牺牲了个人家庭生活。从1902年4月5日第一次被捕到1917年3月最后一次获释，斯大林在沙皇的监狱和边远的流放地区度过了8年零5个月。就是说，在22岁到37岁这个正当年的时期，他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过着监禁流放的生活。
斯大林第一次被捕后，在监狱和西伯利亚度过了1年9个月，于1904年1月逃了出来。那次他回到了第比利斯自己的家乡，并在那里结了婚。
1908年3月25日，斯大林第二次被捕，服刑1年零3个月之后设法逃出；1911年3月23日至12月6日第三次被捕监禁了5个半月；1911年12月9日至1912年2月29日第四次被捕差不多被监禁了半年；1912年4月22日至1912年12月1日第五次被捕监禁将近5个月；1913年2月23日至1917年3月第六次被捕，监禁长达4年多。斯大林的大部分监禁生活是在西伯利亚农村度过的，他经受住了严寒、孤独以及失去自由的种种痛苦的考验，使得自己的意志更加坚强。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斯大林动辄遭逮捕、被流放的动**生涯，他在克里姆林宫里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1918年，斯大林第二次结婚，妻子纳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
纳杰日达与斯大林结婚时只有17岁。后来，她学习纺织工程学，先后为斯大林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瓦西里是个足球迷，后来升至苏联空军将军；女儿斯维特兰娜是个迷人的女孩子。温斯顿·丘吉尔1942年到斯大林家里拜访斯大林时，斯维特兰娜也在场，她。恭敬地吻了她的父亲”。丘吉尔描述她是一个“端庄的红头发小姑娘”，她帮助安排晚宴。
纳杰日达于31岁那年自杀后，她的灵柩被安放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公墓中，斯大林在她的墓上立了一座纪念碑，大理石底座高约3英尺，上面是一尊粉红色的大理石半身雕像。
斯大林的一生是简朴清廉的一生，他去世后，经查实，他不仅在国外没有任何存款，在苏联国内，他一生的积蓄（其中主要是他的稿费）也只有3,000卢布（币制改革前约3万卢布）。他去世后，这笔钱分给了他的继承人。
战神陨落
1953年2月28日（星期六）的晚上，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别墅孔策沃吃晚饭。斯大林的情绪一直很好，晚上过得很愉快。然而，3月1日（星期日）过去了，他们仍没有接到召见他们的例行电话，也没有在电话中同他们商讨问题。于是，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奇。
斯维特兰娜在这个星期日与孔策沃通了电话。值班的人员告诉她：“现在还没有动静。”这就是说，她父亲还没有起床，她知道在这样的时候父亲是不允许去打扰他的。
星期日晚上，斯大林别墅的电话值班员给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分别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说，斯大林一直没有按铃叫送晚餐。他担心发生了什么意外，但是，警卫们不敢擅自进入他的房间。得到这个消息后，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4个人匆匆地从他们的别墅赶到孔策沃。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也被叫来了。他们进入他的房间时，发现斯大林全身穿着衣服躺在地毯上，昏迷不醒。
医生被叫来了。他们诊断是斯大林患了脑溢血，是由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而引起的。党中央向全国发表的病情公报说：
3月2日夜晚，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处暴发了脑溢血，斯大林同志失去了知觉，右手和脚竣痪，并失去说话能力。
党中央在公告中强调，医疗人员正在党中央的严密监督下对斯大林进行治疗。为斯大林治病的是由8位医生——医学院院士和教授组成的委员会。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苏联卫生部新部长特列齐亚柯夫和克里姆林宫医疗管理局新局长。实际上，在场的6名主席团成员已经组织了守卫值勤，每班两人轮换看守，对斯大林和医生进行日夜监护。
星期一早晨，斯维特兰娜被从科学院的课堂上叫了出来，她被告知说，马林科夫要她到孔策沃去。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正在通往别墅的路上等她。两个人都眼泪汪汪。他们把她带到她父亲的房间，里面挤满了医生、护士、医疗设备和主席团的委员们，她吻了她父亲的脸和手，坐在他的身旁，握着他的手。斯大林不时地睁开双眼，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他还没有恢复知觉。他的心脏和体质是强壮的，但溢血正在扩散，他正在跟窒息作斗争。到发病后的第四天，有那么一瞬间他恢复了知觉，不过他已严重瘫痪。一名护士用汤匙给他喂水喝。斯大林用手指了指挂在他房间墙上的许多孩子们的巨幅放大照片中的一幅。照片上是一个小姑娘正在喂一头小羊羔。他好像是在比喻打趣他自己当时的处境。
死亡的痛苦开始了。斯大林顽强地挣扎着呼吸，脸色开始发黑。这是对死亡的可怕斗争。他举起左手，对他的女儿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手势，接着，他就奄然长逝了。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逝了，3月6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这一消息：
11时半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又一次严重虚脱，采用一系列相应的医疗办法也难以控制。但是，尽管总的病情是严重的，心脏跳动又有些好转。……
然而，虽然医疗委员会采取的有效医疗办法暂时使斯大林同志免于死亡，但是，他的病毕竟非常严重，没过多久，3月5日，斯大林就离开了人世。
在斯大林患病期间，在苏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医疗委员会为斯大林的病情进行了及时的、正确的诊断，采取了正确的治疗措施。1953年3月7日的《消息报》公布了医疗委员会所作出的权威性结论：
……病理分析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为斯大林同志治病的教授——医生们所作出的诊断是正确的。进一步的病理分析查明了斯大林同志自发生脑溢血开始，他的病就无法挽救了。因此，所采取的一切医疗措施都无法使其好转，也不能防止注定的后果。
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在啜泣。唯有贝利亚一个人没有悲痛的表示。除了斯维特兰娜、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继续留在遗体旁边外，其他人都离开这里去做准备工作。一位老护士收拾房间。过了一会儿，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开始列成单行进来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告别。这是一种俄国式的告别仪式。照料了斯大林18年的女管家瓦列奇卡跪在地上，把头放在他的胸口上，像村妇一样嚎啕大哭，谁也不忍心去劝慰或阻止她。家务工作人员都对斯大林忠心耿耿，因为斯大林一直对所有服侍过他的人都体贴入微，和蔼可亲。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大批群众开始拥到红场，多数人都在默默地哭泣。那天下午，已在前一天夜里运到克里姆林宫的遗体被停放在圆柱大厅里。遗体躺在架高了的棺材里，周围是一排一排的鲜花，上面没有覆盖。人群激增，到了傍晚，据报道致哀的人一直排了有10英里长。来自莫斯科和远处的成千上万的人，列成没有尽头的队伍缓慢地从棺材旁边走过，向他们的伟大领袖告别。
在全国各地，东起符拉迪沃斯托克，西至列宁格勒，北起阿尔汉格尔，南至阿斯特拉罕，家家户户的房子和门窗上都挂起了红旗，悬上了黑纱。一个拥有两亿多人口的国家，举国一致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向他们的领袖表示哀悼。他引导和鞭策他们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一场残酷的战争，而且，他们本能地知道，他为他们和苏联已经鞠躬尽瘁。
在莫斯科，妇女们围着扩音器站在雪地里，红着眼睛。美联社报道了一个年轻的家庭妇女的感想：
怎能想像草原没有辽阔的空间？
伏尔加没有流水？
俄罗斯没有斯大林？
这位美联社记者是在出租汽车里听到消息的。这位记者看到，泪水从汽车司机的脸上滚滚下来。司机说：“请原谅。他是一个好汉子……那时候他在挨近前线的一所小屋里指挥莫斯科战役。”斯大林已经把他自己揉进了苏联的全部生活，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已经成为苏联取得今天这样伟大成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最著名的内科医生R·Ⅱ·米亚斯尼科夫（1899～1965）教授是苏联医学科学院的正式院士，“金听诊器”国际奖金获得者，他参加了斯大林病危期间的床前会诊。下面是他的回忆片断：
1953年3月2日睨上，克里姆林宫医院保密科的工作人员乘汽车到我家来：“我是来接您的，请您到‘大当家人’家里……”斯大林躺在**，胖大笨重，躯体短小，微肿，面孔歪斜，右臂右腿平伸，绵软无力。他呼吸困难，时急时慢（潮式呼吸），极不均匀。血压210／110，心律失常，白血球17,000，发高烧，体温38℃多……经听诊扣诊，没发现心脏特大异常，在肺的侧方和前部也没有查出任何病理问题，谢天谢地，诊断看来十分清楚：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大脑右半球溢血。医生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治疗方法。
我们每个人都手持钟表站立在患者的床前，经常有一位中央政治局的首长守候在患者的旁边，来的次数较多的是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米高扬。
3月3日凌晨，会诊组必须对马林科夫提出的病情预后问题作出答复。我们只能作否定的回答，即必然死亡。马林科夫向我们解释说，他早就预料到这一步。但他希望通过药物治疗即使不能保全生命，也得尽量使他延长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明白他的意思，这是要为准备组织新政权和制造社会舆论提供必要的背景。
斯大林的病症在国内外当然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反膨……各方建议纷至沓来，有人提出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治疗措施，有人提议派医生来参加会诊。
通过邮局寄来了大量的感人肺腑的致敬信和慰问信，他们相信会诊组的医生们有能力挽救英明领袖、父亲和导师的生命。他们苦心哀求，其中有些人甚至用严厉要求的口吻恳乞治好斯大林的病症，他们信任并对苏联医学的治疗效果充满信心。青年军官和红军战士表示愿把自己的全部血液献给领袖。有人写信要把自已的心脏献出来，毫小犹豫（“请外科医生把我年轻的心脏摘下来，移植给斯大林同志”）。
必须指出，斯大林生病之前（显然是最近三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从来也不去找医生为自己看病。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长这样说……
看来他在莫斯科一向是有病不治，讳疾忌医。在他的孔策沃夫别墅里连一个急救小药箱都找不到，更不用说硝酸甘油了。如果心绞痛发作，他就可能死于**，而这种病只需两滴药水即可缓解。从什么时候起他有了高血压病，也是没人知道的（他从来没去治疗过）。
斯大林呼吸困难，有时呻吟。只在一个很短的瞬间，他睁开眼睛。垌深沉的眼光扫视周围的人们。这时候伏罗希洛夫走上前去，俯下身体说：“斯大林同志，我们都在这里，都是你的忠实朋友和战友，亲爱的，你现在自我感觉好吗?”但是斯大林已毫无表情了……
夜间好多次出现濒临死亡的样子。第二天清晨，3月4日，不知哪一位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新点子来，说除了查到的病症之外，是否还患有心肌梗塞病呢?从医院叫来一位女医生，做了心电图，而后她武断地说：“是的，有心肌梗塞。”一阵忙乱。这是不是医生们在搞鬼，他们企图害死国家的领导人，故意不作心肌梗塞的诊断。现在我们大概要……说来也真够呛，直到现在我们在治疗诊断中也没有人提出发生心肌梗塞的可能性。而这些人全是世界闻名的医生。斯大林现在已失去知觉，痛感不灵，要他自己说出心肌梗塞的常见症状已不可能，白血球增多和体温升高对说明心肌梗塞可能也有点好处。
3月5日清晨，突然发现斯大林口中吐出鲜血。吐血引起了脉搏下降，血压降低这种现象，使我们困惑不解，怎样向大家解释呢?
为了保持住徐徐下降的血压，我们不断地使用各种药物。会诊组的全体工作人员围在患者的周围，隔壁房间里人们焦急不安和预卜来日。中央委员会由布尔加宁陪诊。我注意到，他用一种怀疑甚至含有几分敌意的眼光看着我们。他肩上的元帅金星闪闪发光，面部虚肿，一绺头发朝前竖直，小胡子像某一代罗曼诺夫沙皇或日俄战争时期的将军。他站立在沙发后边，转过身来对我说：“米亚斯尼科夫教授，吐血是什么原因啊?”我回答：“可能是血管性胃壁小出血造成的吧，与高血压和中风有关。”“又是可能?”他不友好地学着我的语调问，接着他用威胁的口吻加上几句：“您得注意，你们这些人张口闭口总是血管长，血管短，而把主要的问题却给……”他显然想说“给”疏忽了，“给”放过了，但感到这样说不对头，只好改换词句，“给我让开点，叫我过左。”
3月5日，一整天我们都在忙着打针，写日志，编公报。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时在二楼集会。政治局委员再次走近垂危患者身旁。级别低的官员伫立门外引颈探望，不敢进入室内看望半死的“当家人”。我记得，赫鲁晓夫也是隔门探病的一个人，此时此地必须遵守等级制度，最前面走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其次是伏罗希洛夫，而后是卡冈诺维奇，最后才是布尔加宁和米高扬。莫洛托夫身体欠安，患流感引起的肺炎，他来探望过两三次，停留时间也不长。
肠胃出血的解释记人了日志并写进了当天晚上作出的详细病案总结，当时患者的呼吸还未停止，但已到垂危濒死的时刻了。
3月5日21时50分，死神终于降临了。当然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纪念意义的时刻。我们刚一宣布脉搏消失，呼吸中断，心脏停止跳动等几项标志，党政领导人、女儿斯维特兰娜、儿子瓦西里和警卫人员便先后走进了宽敞的房间。大家肃立、静默，一动不动地站立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究竟站了多长时间，也许30分钟，也许更长一点。毫无疑义这是一宗历史大事件。一位领袖离开了人世，提起他的名字来，全国上下乃至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
3月6日中午11～12时，在花园凯旋大街荣获列宁勋章的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大楼院内的侧厅里，对斯大林的遗体做了解剖。会诊组医生中参加解剖的有我和卢科姆斯基，还有几名警卫人员在场。做解剖的是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教授A·H·斯特卢诺夫，在场的有医学科学院院长H·H·阿尼奇科夫和生物化学教授C·P·马尔达含夫（他负费往尸体上涂防腐剂），以及病理解剖学家斯克沃尔采夫教授，米古诺夫教授，鲁萨科夫教授等。在进行解剖中，我当然心急如焚。心脏有问题吗?呕血从何而来?懈剖结果，证明全部诊断无误，没发现心肌梗塞（只找到出血病灶）。
在斯大林遗体解剖中我们看到的脑动脉严重硬化，毫无疑问，近几年有了发展，我们不仅要问，这种病给斯大林近几年的精神状态、性格、行为举止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谁都了解，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能破坏神经细胞的营养，使神经系统失去许多机能。首先在高级神经活动方面可以发现抑制（包括各种不同的抑制）过程的减弱……
我认为在评价著名历史人物的时候，不但要做纯文学或心理学方面的描述，还必须从医学的角度加以分析。谁能不生病，特别是到了生命的晚年。生病就能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中造成某种程度的变化……。脑血管硬化发展很慢，需要多年时间。在斯大林的头颅中发现了早期生成的脑软化病灶。谁都知道，得了这种疾病的人，智力知觉毫不减退或减退甚微。这样的老年人在脑力活动方面做出许多有成绩的事情来，而在心理方面（特别是情绪反应）可能变化很大。
斯大林的突然去世，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北京的报纸在斯大林的遗像上镶上了黑框，并发表了高度赞扬他的悼念文章；法国根据国防部的命令下了半旗，以示致哀；当赫里欧表示向“曾经参与把我们从纳粹手中解放的领袖”致敬时，国民议会成员全体肃立致敬。在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因斯大林的去世一下子跌落了10亿美元，两天之后才回升。哈里·杜鲁门用这样的话把自己此时的态度记载在历史上：“听到一个熟人逝世的消息时，我总是感到难过的。”
但美国的许多评论表现出了不友好的态度。《洛杉矶时报》的虔诚的评语是：“斯大林去地狱的路条生效了……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事，就是发生争夺继承权的内战。”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着手去实现这个残酷的愿望。在官方表示了吊唁之后——报纸标题着重指出这“只是官方的”——据宣布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利用苏联的处境——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及其他手段来煽起俄国内部的纷争，并且使俄国的卫星国脱离俄国”。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利用了共产党世界各地静默五分钟致哀的时机“发射了猛烈的排炮”。
美国的反应令西欧大为震惊。欧洲人，不论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尊重一个伟大民族对他们的领袖的哀悼，而这位领袖曾比任何人作出更多的贡献来使欧洲取得对纳粹分子的共同胜利。同美国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回想到莫斯科是如何对待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死讯的。得到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清晨两点钟立刻赶赴美国大使馆，他的毫不掩饰的悲哀使美国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都感到十分意外。连大使馆雇佣的苏联侍者都对美国人表示了他们受了震惊的同情。大家都悼念这位具有世界理想的人，因为他曾同斯大林一起寻求稳定的世界和平。斯大林的去世给予美国一个用礼貌来医治旧创伤的机会，但是，华盛顿的态度却显露了恶意。
无论哀悼死者的人还是对哀悼者给予侮辱的人都一致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甚至（《洛杉矶时报》也感到有必要连续好几天用五个版的篇幅刊载有关斯大林的病情和逝世的细节。如果在1924年，他们连报纸的五行版面都不会给的。据著名传记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1924年4月她曾为《赫斯特国际杂志》写过一篇文章，那是美国刊登的第一篇有关斯大林的文章。她写道：“斯大林在政府中没有职位，但是假若要谁来继承列宁的话，那就是斯大林。”当时这些话在美国好像石沉大海，无人注意。但是在29年后的今天，霍华德·克密斯从欧洲报道说：“在20世纪前半世纪，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改变了这个世界。”
斯大林的遗体停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圆柱大厅里。 苏联领导人为斯大林守灵。左起：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斯大林把苏联建成了一个强国，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他也加速和有助于形成了亚洲的，特别是中国的，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西方的“福利国家”运动。霍华德·史密斯指出：“他使西方对工人的整个态度起了变化。”因为凡是有关政府计划的想法、美国的“新政”和英国的“福利国家”的想法，都是由于要同苏联的五年计划相竞争而产生的，为了使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至于导致革命。
就是这样，斯大林在所有国家内创造了历史，不管赞成他的也好，反对他的也好。
在后来的年代中，当苏联人民回顾他们对斯大林去世的哀悼时，他们似乎记得在他们的悲哀中掺杂了一种感觉，觉得苏联已经走到一个时代的尽头，新的时代正在开始，而这个新时代将会有许多地方与以前有所不同，特别是，生活将比“老头儿”时代更自由一些。不论这是他们当时的真实感觉，或者只是把他们现在的感觉反射到过去，但这一点是确实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斯大林不得不随着它而消逝。人民的生活往往是随着完成一项工作的个人的死亡而前进的。斯大林预言了将来，但他自己却不能去领导它。斯大林辜负的历史太多了。
凡是读过斯大林的最后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会认为斯大林的智力已经衰退。这部著作中的细节可能有可以抨击之处，但这部著作是一个清晰而全面地观察世界的人的预见。他看出了：他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已经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使一切问题起了变化，也使一切答案起了变化。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中央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苏联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53年3月7日所作的决议指出：
……
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在党和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刻认为，党与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不间断的正确的领导……首先要求……不准许发生任何唤散和混乱现象，以便绝对地保证我党和政府所制定的对内对外政策的顺利执行。
马林科夫担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兼任苏联内务部部长（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一个部，称内务部），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长，布尔加宁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军事部和海军部合并为一个部），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常务书记，伏罗希洛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于1902年1月8日出生于一个职员家庭。据马林科夫的正式简历记载，他在1918年就自愿上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1920年4月入党，先后当过骑兵连、团、旅、甚至方面军政治部的政工人员，长于案卷工作。国内战争结束后，他来到了莫斯科，1921年考入高等技术学校。1925年之前，马林科夫是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1923～1924年间，学生中的许多党员都倾心于托洛茨基，但马林科夫却从一开始就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反对托派及其纲领。托洛茨基败北后，22岁的马林科夫参加了莫斯科有关审查学生中支持反对派的党员的“审查委员会”。他的积极性受到有关方面的注意和表彰。临毕业前，马林科夫弃学而去，担任了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事务秘书。他在处理办公室业务方面是一把好手，他的工作得到赏识，两年后便转做政治局事务秘书的工作。
这时，马林科夫的顶头上司是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而且经常与斯大林见面。20年代末期，斯大林撤销了乌格兰诺夫的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首都党组织全班人马进行了大改组，1930年，卡冈诺维奇当选为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在他的极力推荐下，马林科夫担任了莫斯科市委组织部的部长，主要经管莫斯科各区委的任命和审批各大基层组织的书记。在这一时期，马林科夫结识了党的一些领导人，以及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后起之秀。由于受到斯大林、卡冈诺维奇等人的赏识，马林科夫很快就担任了联共（布）中央领导干部部的部长这一重要职务。
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担任资格审查委员会的领导，在第五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关于大会代表的报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39年3月22日的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41年2月，联共（布）中央召开了第十八次党代会，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前几年完成情况的总结，马林科夫在会上作了有关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方面的报告。大会后召开了中央全会，马林科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马林科夫（前）一度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接班人。卫国战争开始后，马林科夫虽然不是政治局正式委员，却首批进入了国防委员会。在战争前两年里，他曾率专门委员会到一些危险的地段去。1941年8月他在列宁格勒，当年秋天又到莫斯科城郊的战场；1942年8月，马林科夫以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抵达斯大林格勒，协助组织城市的防卫。他的主要任务是向红军提供飞机。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出色工作，1943年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从1943年秋季开始，马林科夫担任了苏联人民委员会恢复解放区经济委员会的领导。
战后，马林科夫当选为政治局的正式委员。日丹诺夫去世后，马林科夫在党和国家领导中的地位大为增强，而且与斯大林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受斯大林的委托，马林科夫作政治报告。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全世界所熟知的照例由莫斯科发动的“和平攻势”加紧了，以致不止一家美国报纸把这种攻势称之为“和平闪电战”。看来好像莫斯科和北京发起了一个调整它们与西方之间的分歧的全面运动。3月22日，莫斯科电台几次重复广播：“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和平方法求得解决。”3月28日，莫斯科宣布在苏联全境实行大赦。3月29日，北京几乎完全按照美国的条件建议交换在朝鲜的病伤战俘。两天后，北京又建议按照同联合国所通过的印度方案相接近的条件解决整个战俘问题。
1953年8月8日，莫斯科宣布苏联已经拥有了氢弹。美国的广播节目接连疯狂地描述了苏联人将如何来毁灭他们的城市，危言耸听地报道说，美国的威胁“大概从北极过来”，而且“可能就在明天早晨”。五角大楼谈论到先发制人的战争：“我们不能让俄国储存氢弹”，“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在年内制止俄国的军备扩张”。但是苏联却沉着地把几个坦克制造厂改装成拖拉机制造厂，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且第六次削减了消费品的价格。这种稳健、镇静的态度比氢弹更使资本主义世界恐惧，因为这是根据下面这一个事实来的：苏联按人口计算的消费品生产已超过了意大利而与法国相接近了。
莫斯科以比它过去所发动的更有效的“和平攻势”作出了回答。这次的第一个行动是迅速缔结了由于东西方分歧而延搁了10年之久的对奥和约。4月初，奥地利总理应邀去了莫斯科；在一个星期内他带回了一个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苏联作了这样多让步，以致所有国家，不顾华盛顿方面感到有些迷惘，都在5月15日签了字。苏联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奥地利在东西方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奥地利人很乐于做到。同月，莫斯科又提出一个裁军建议，这次是以英、法以前的方案作基础。但是由于华盛顿的拒绝，这个建议没有能够成功。
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作出了全盘否定。毋庸置疑，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苏联人的工作不仅限于奥地利。布尔加宁总理和赫鲁晓夫总书记接着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在那里，他们对于同南斯拉夫的不幸的破裂向铁托作了道歉。通过这次不寻常的、但是愉快的丢面子的行动，苏联在东南欧的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地区赢得了另一个中立国家，这个国家同苏联的友谊可望增长起来。到1955年春末，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莫斯科正在建立一条纵贯欧洲的、能够防止东西方之间发生边境挑衅的中立地带。这时，在德国内部也增长了压力，要求通过同样的中立道路而不是通过重新武装来统一德国。
1955年的4月和5月，亚洲和非洲的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即著名的“万隆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互助的纲领。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占人类多数的14亿人民的代表，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来到这里的还有中立国家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会议是在它们的发起下召开的。来到这里的有阿拉伯国家，有非洲丛林里的人民，有日本，还有各种各样仰华盛顿之鼻息的小国，它们试图用攻击共产党来制造摩擦。来到这里的也有中国的总理、共产党人周恩来，他拒不发怒，而却说：“我不是来吵架的，我是为这里所有的人们的成功而来的。”由于他和印度尼赫鲁的政治家风度，所有这些十分不同的人一致同意：①互相贸易，互相给予经济援助；②交换情报和学生；③为实现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性而努力；④反对生产、试验或使用原子弹和氢弹。
苏联没有被邀请参加万隆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事。但是苏联的主要首脑们，在访问了铁托之后，又飞到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接待。在加尔各答出来欢迎他们的群众比出来参加甘地葬礼的人还多。印度人喜欢苏联人的不拘礼节。他们喜欢看到布尔加宁在他感到他们给他戴上的花环太重时，就套了几个在主人的脖子上。他们喜欢看到赫鲁晓夫抓过一把农民的镰刀来显示他也会收割庄稼。他们尤其喜欢看到显要的外宾也戴上甘地帽和行着双手合十的印度礼节，而不用西方的握手礼。他们问道：“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西方人这样做过?”答案看来是清楚的。没有一个西方人是把印度人平等相待的，也没有一个西方人曾经出于礼貌在他们的土地上模仿过他们的礼节。而苏联人似乎是很自然地这样做了。
莫斯科用行动宣布了它对冷战已经结束的信念。它把波卡拉海军基地归还了芬兰，说明这已经不再需要了；它一下子裁减了64万军队，到1956年初又裁减了120万。华盛顿没有作出同样的表示，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巨大的军事计划却从内部萎缩了。人们开始承认，不是军事竞争，而是经济竞赛，已经成为今天新的议事日程。
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历史的新时期进行了估计。赫鲁晓夫的主要报告列举了苏联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工业产量在5年中增长了85％；农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通过号召爱国者开垦哈萨克和西伯利亚的处女地，已经弥补了农业生产的不足。
在报告制订的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项目中，包括提高实际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到每天7小时或者每星期40小时，不仅在小学实行免费教育，而且在中学和大学也实行免费教育。政府的权力将要分散一些。在阿塞拜疆，已经有80％的大石油工业归阿塞拜疆人所有，而不归中央政府所有。
最具有世界意义的是对新的世界形势的估计。报告里说，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包括人类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体系。通过社会主义体系和中立集团之间的友谊，可以建立一个包括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其力量足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地区”。因此战争被宣布为“不再是不可避免”。
另外，报告还提到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可以不一定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每个国家会找到它自己的道路，有些国家也许还可以通过议会的方式。世界规模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存在，使新的方式成为可能。
1955年，美、英、法，苏四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与此同时，代表大会还对过去的时代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这种批判大部分是有节制的和有益的。过去的外交政策被认为太死板，是孤立主义的。同南斯拉夫破裂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中立国家的作用没有正确的估计。有些发言者批评了对战争的指挥。最尖锐的批评是关于政治警察的专断权力，它曾把成千的无辜的人定罪并且践踏了“苏维埃民主权利”。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被归之于“个人崇拜”，即对斯大林的神化，这使个人决定问题的做法（特别是在斯大林的晚年）得以任意发展。
以上的批评，即便出人意外，还并不骇人听闻。但在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赫鲁晓夫专门向代表们作了一个秘密报告。这一报告没有向报界发表；赫鲁晓夫本人说这个报告是不得向报界发表的。这个报告显然是一种感情的爆发，也许是由于最近批阅了前3年中重新审查的成千件冤案而引起。但由于这报告还不是全面的，所以不能作为正式讲话来发表。
任何历史人物都需要历史地加以评论。即使今天，也还没有人能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作出最后的评断。斯大林是那种需要由长期历史来加以评价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工作、他的时代离现在越远，其性质也就会越清楚。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这就是：斯大林从1928年开始，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在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重重包围、封锁的新生苏维埃国家里，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当他开始执政的时候，苏联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充斥的国家，在他去世的时候，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强国。他曾两次重建了自己的国家：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他较成功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另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之上，他领导苏联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元气，发展了工、农业和国防力量。这些功绩是谁也抹熬不了的，他是这些伟大工程的伟大建筑师。
纽伦堡审判会场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