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勒被誉为自画像之父，其自画像创作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最早的。14世纪晚期，欧洲开始零星出现艺术家的自画像，艺术家渐渐把自己的形象悄悄“混入”宗教画的人群中，比如曼泰尼亚在关于基督受难的油画中将自己也置于现场观众中，自塑为神明的见证者，一定程度上把自己也纳入使徒或圣者范围。自画像这一题材的兴起与人的自觉紧密相关，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自信，人不再是与神的形象相形见绌的卑微甚至罪孽深重的存在，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单独充当画家的研究对象，绘画的表现题材，这也蕴含着人的自我探究与反思。伯格这样剖析自画像的起源：
人为什么要画自己？众多动机之一与让人给自己画像如出一辙：关键在于留下可能比自己的生命更长久的证据，以便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画中人的目光将存留下来，他的模样也是如此……他的目光诘问着我们，我们面对肖像画，试图想象艺术家曾经的生活。[3]
自画像中艺术家的目光似乎看着观者，实际上就创作实情而言，对镜作画的他是看向自己的，专注于自己的形象：“这意味着他自己内心思想感情的流露，从画面显露出的这种情绪一定程度上不再是典型的肖像画。人对自己的相貌不会持中立或客观的态度……画家要给人留下印象……由于这个原因，自画像富于攻击性和戏剧性，也不乏夸张做作。”[4]
据说丢勒8岁时画了第一幅自画像，可惜作品毁于一场大火。他在13岁时用银笔创作了一幅素描自画像（1484），用纤细的线条描绘出稚气未脱的脸庞和孩童的身体轮廓，人物造型采取哥特式的细长形。这幅素描展示出年少的丢勒驾驭银笔的能力，由于作画时不能涂改，下笔必须相当精准。人物左手藏在袖子里，多半因为他是对着镜子作画，左手持画笔；画面右上方有行字：“1484年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照着镜子画了自己。”
另一幅素描《戴绷带的自画像》（Selbstbildnis mit Binde，1491—1492）创作于丢勒的游学时期，他用简练的线条快速完成；画中的他目光炯炯地直视观者，仿佛遭遇着病痛带来的孤苦伤悲，右手扶着头，似乎在苦苦思索生命的意义。
接着看丢勒创作成熟期的三幅油画自画像。《手持蓟草的自画像》（Selbstbildnis mit Eryngium，1493）同样创作于游学时期，是欧洲艺术史上最早的油画自画像。
丢勒没有先勾勒形体，然后涂色，而是在镜子前直接把色彩描绘到羊皮纸上。画作以暗绿色为背景，人物衣衫的深绿几乎与背景色融为一体；画面的光亮区随之集中在人物的头部、眼睛和双手上。画中人物微微朝右面对观者，这种四分之三的侧身肖像画法符合传统的肖像画模式。他的右眼瞳仁完全在右端，左眼瞳仁却直视前方，这使得他的目光看上去有些斜视似的，多半因为画家是从侧面观镜来创作这幅自画像的。对镜自画的类似情形可见于施蒂默尔（Tobias Stimmer）的自画像（1563），画中人物的专注神情似乎在诘问自己，反思艺术家的角色。
丢勒对头发、帽子、衣服等细节均有精细入微的描绘，例如红色小帽上的冠缨，白色衬衣上的褶皱，墨绿色外套的沉重质感及其红色双道镶边。他的脸呈清瘦的瓜子型，嘴唇凸出，眉骨很高，表情骄傲庄重，目光看上去若有所思、稍显迷惘。他手持一枝蓟草—它象征着成婚或基督受难，双手的姿势描绘得极其细致生动，丢勒为这双手的描绘创作了素描习作。丢勒将这幅自画像绘制于羊皮纸上，可能是为了从外地将之作为“求婚照”寄给在纽伦堡的未婚妻。画面上端的人物头顶处写有两行短句：“我的命运由上帝决定。”这反映出艺术家对命运的遵从和对上帝的敬畏。
创作于五年后的自画像以土褐色、铁锈棕、绿色和蓝色作为基本色调，布局显然受到同时期佛罗伦萨画派和尼德兰绘画的影响，以纵向横向为基准，将室内空间与室外山川、人的面孔与自然风景做对照。窗外是笔触细腻的阿尔卑斯山远景，山景前有个小湖和一位徒步者。画家或坐或站在窗台前，这一立于窗前的格局有助于突出画面的纵深感，营造出三维透视效果，人物仿佛镶在框中的画中画。窗台下有行金色小字：“1498/我按照我的样貌绘画/我当时26岁/阿尔布莱希特·丢勒。”丢勒在此首次采用首字母花押字的签名。
图3-9 丢勒，油画《自画像》，1498
画中人物的装束是当时威尼斯时尚贵族的打扮。他头戴竖条黑白格的软缎便帽，内穿白色百褶紧身衣，衣服上镶着精致的金色花边，外披绿褐色宽松斗篷，斗篷用缎带系于左肩，较紧的衣袖部分滚着黑边并镶有黑色条纹；他戴着灰色皮手套，双手握在一起。他的华丽服装透出高雅富贵之气，姿态与目光充满自信骄傲。一缕缕卷曲的发辫披落于双肩，一撮淡褐色稀疏胡须使得面孔显得老成持重。披肩卷发和胡子却并不符合当时的威尼斯时尚（当时正流行短发和无胡须），这说明，丢勒在自画像中既遵从意大利时尚又不完全赶时髦，着力于在外貌上标举出自己的个性或德国艺术家的形象特征。这幅画创作于丢勒首次意大利之行的四年后，他在旅行中颇有感触的是，艺术家在威尼斯不仅精神独立，而且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他的意式乔装打扮表达出他的期待和希冀，即艺术家在德国受到类似的尊重礼遇，他在第二次意大利之行时感慨地说道：“在这里我是名绅士，在家乡我是乞丐。”此外，不同于欧洲北部绘画中主导性的死亡与诅咒等沉重阴郁的题材，意大利文艺复兴带来欢快明朗的新主题、新风格，充满对未来的向往与期许，这可能正是丢勒乔装打扮所展现的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
丢勒创作于1500年的《自画像》最为经典，他在与画中人眼睛齐高处的左侧签名，并标出创作年代，在右侧写上一行古体字：“我，来自纽伦堡的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用永不褪色的颜料如此描绘28岁的自己。”这幅画作的颜料果然如他所预言的永不褪色，画作成为不朽名作。画作色彩基本由棕色和灰色组成，背景为单一的黑色，略去任何环境描绘，聚焦于对人物细节的刻画，例如卷曲的长发描绘得极为精细，每绺头发的空间位置、厚度和高光点都刻画入微，额头上散落着的三绺头发是整幅画的最亮区域，从人物瞳仁里甚至可以清晰看见房间里的窗户格。这幅油画的构图为严格对称的半身像格局，人物的右手与鼻子连成垂直线，上身和胳膊形成方形，头部和披肩长发组成三角形，这样一来，画面的整体结构显得稳固庄严。画中人身穿暗色厚外套—外套样式时尚（镶有毛皮领，肩膀处切断开），如此的毛皮大衣在那时只有社会精英人士才被允许穿着，右手庄重地放在身前，似乎正把大衣合拢在一起，又像是在指向自己。人物表情庄重肃穆，五官近乎完美，这赋予他近乎神的崇高与庄严气质。
这幅自画像的构图大胆采用耶稣圣像画的模式，以拜占庭艺术和中世纪画家维诺尼卡描绘的耶稣图像为蓝本，因为只有宗教画中的人物形象可以完全直面观者，凡夫俗子的肖像画大多取（四分之三）侧身。丢勒在此把自己塑造成类似于耶稣的形象，仿佛占据上帝之子的位置，以此传达充满尊严的理想人类形象；他既保留和再现了中世纪的世界观，又表露和陈述了人文主义精神，以图像形式发表了人之宣言，正如但丁的长诗《神曲》以中世纪的三级彼世模式（炼狱、地狱、天堂）为框架，内容却是文艺复兴思潮下的俗世和人性刻画。丢勒推崇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以及尼德兰思想家伊拉斯谟的人道主义信念，虑及这幅自画像的创作年份，即1500年—这在《圣经·启示录》中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丢勒可能试图以此塑造出超个体的新人类形象。艺术史学家沃尔夫林说得有道理：
他画的不是他之所是，而是他想成为的模样……为自己感到喜悦，这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基本特征之一。这里却不止于此，而是还将个体性提升为理想状态。肖像画仿佛是自我告白，就像是方案宣言。
丢勒的这幅自画像虽然不乏自恋意味，以此打造出自我的理想图像，但是画中人物不仅涉及他个人，还代表着一类人，即创造生命与美的艺术家，影射出艺术思想的神性起源。艺术不再局限于匠艺式的手工机械劳作，而是发展为关乎艺术家情感和思想的主观表达媒介。丢勒生前没有卖这幅画。在他去世后，该作品被纽伦堡市政厅收藏，1805年由巴伐利亚公国购置，现存于慕尼黑老美术馆（Alte Pinakothek）。
关于丢勒的自画像，我们最后看看他在二十年后创作的两张素描。《作为受难者的自画像》（Selbstbild als Schmerzensmann，1521）描绘的是一个深受病痛折磨、胸部塌陷的老者形象，他的嘴痛苦地微张着，稀疏的短发往右飞扬，双手交叉放在身前，握着笤帚和荆棘—《圣经》中鞭笞基督的刑具。
图3-10 丢勒，素描《作为受难者的自画像》，1521
之前自画像中高贵尊严的神性光晕已灰飞烟灭，代之以一张丑面瘦脸、一具病体衰躯，尽管如此，丢勒仍赋予他的病痛之苦以基督受难的光辉，他的创作旨意或许也可理解为：病痛并没有使他远离信仰，而是更能深切体会基督的受难。另一幅草草绘制的《自画像》（Selbstbildnis，1522）上方写着两行字：“打了黄圈和他手指之处是他疼的地方。”估计是丢勒在荷兰旅游途中因感染马来热病求诊，由于语言不通而画给医生看的。
我们接着看丢勒的六幅肖像画。作品《盘发女子的肖像画》（Bildnis einer Frau mit aufgestecktem Haar，1496—1498）中的人物年方18，画面右上方那行字标明了，手持一截细枝，表示她即将出嫁。她的表情矜持，几乎不带微笑，显得忧郁、苦涩、严肃，这被视作丢勒笔下的典型女性形象。
在油画《威尼斯女子的肖像画》（Bildnis einer jungen Venezianerin，1505）中，画面的深色背景突出人物的鲜艳色泽、温暖色调：罩着金丝发网的头发以及衣着的暗红色、金黄色。人物的头和脸还添加了些许白色光晕，显得更加生动；嘴唇不完全对称，鼻子有点翘起，额头很高。这些描绘不旨在塑造理想美，而是凸显出人物的个体性。衣服描绘（包括右侧的蝴蝶结）较粗略，说明这幅油画没有真正完成。
丢勒的著名素描《老母亲》（Die alte Mutter，1514）创作于画中人63岁时，距她去世仅两个月。人物面颊凹陷，颧骨突起，眼珠略鼓，鼻子尖长，额头上布满道道皱纹。素描以精确笔法极具表现力地刻画出饱经生活磨难和病痛折磨的老妪形象，她的18个孩子仅存活3个。按照丢勒的描述，她“经历过极度的贫穷、讪笑、鄙视、嘲讽、惊恐和许多艰辛”。这幅快速完成的素描不追求美，而是刻画生命的真实形态：人生的苦难和人在磨难中凸显出的坚毅、顽强和尊严。贡布里希指出：“正是绝对的诚实使得丢勒的这幅素描画成为伟大的艺术品。观者很快会发现，一幅画的美并不取决于表现对象是否美。”[5]沃尔夫林将这幅作品称作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幅画使得人物的精神性摆脱形式，得以生动显现，与画作的这种能量相比，之前的所有人物画不过是外貌描绘、纯粹的形式静态图而已。”
图3-14 丢勒，素描《老母亲》，1514
我们接着看丢勒的三幅男性肖像画。《奥斯沃特·科雷尔的肖像画》（Bildnis des Oswolt Krel，1499）是三联画的中图，人物脸部轮廓分明，表情坚定刚毅，目光锐利，双眉间两道深深的皱纹，白皙的胸口上挂着一个深色绳线坠饰，左手攥成拳头，紧握住披在肩头的毛皮披风，显得暴躁强势、凌厉威严。画面左侧是疏淡细腻的树木风景，树梢间渲染出日出或日落氛围；画面右边竖直隔开的砖红色背景不仅突出人物头部和浅亮肌肤，还与他身穿的深色斗篷和华丽皮衣形成色彩反差。
油画《伍尔吉姆兹的肖像画》（Bildnis Wolgemuts，1516）描绘的是丢勒82岁高龄的老师，绿色背景突出人物的面容，他清癯的脸庞布满细小皱纹，人物颈部的皱纹也刻画得细致入微，暗指艺术家艰辛的创作生涯，毛皮大衣影射出人物的尊贵。虽然衰老的痕迹明显可见，人物专注坚定的神情却说明，这位艺术家老当益壮，他头戴的黑帽，这是画室里的工作帽，避免头发沾上颜料，暗示着他仍在不懈地从事创作。
油画《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肖像画》（Bildnis Kaiser Maximilians I，1519）是首幅近代统治者的肖像画，四分之三的侧面像仿佛为画中人塑了一座纪念碑。这位皇帝还兼任纽伦堡市市长；作为世俗权力的最高执掌者，他身着深蓝色衣衫和深红色绸缎华服，外罩昂贵的毛皮披肩，头戴黑色宽檐帽，头部上方中央的帽檐上别着一枚勋章，头发呈灰棕色，一些发丝从帽檐散落到额头；眼角、嘴角和脖颈都布满皱纹，鹰钩鼻，沉重的眼睑显得眼睛像是半闭半睁似的；他没有注视观者，而是看向画面左侧；左手握着石榴（帝国统治的象征），右手手指弯曲着。画面上端的拉丁文记载着皇帝的称号和功德，左上方是帝国国徽（双头鹰图案）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红白条心形标记，下面挂着金羊毛。丢勒努力在画中展现皇帝的尊严风采及其作为政治家的高贵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