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彭萨科拉探望母亲的途中，金鱼眼在伯明翰被捕，罪名是在当年6月17日，于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上杀害了一名警察。他是在八月被捕的。而6月17日晚上，谭波儿曾路过他停在一家郊区夜总会门口的汽车，当时他就坐在车里，也正是在那天晚上，雷德惨遭杀害。
金鱼眼每年夏天都会去探望母亲。他母亲以为他是孟菲斯一家旅馆的夜间接待员。
他母亲是一家提供膳食的寄宿公寓老板的女儿。他父亲专门从事破坏罢工的工作，1900年，一家电车公司曾雇他去破坏罢工。那时，他母亲在市中心的百货公司上班。连续三个晚上，她乘坐电车回家，都坐在金鱼眼父亲驾驶座旁边的座位上。一天晚上，这位破坏罢工者在她下车的路口，跟着一起下了车，还陪着她走到家门口。
“你这么做不会被开除吗？”她问道。
“被谁开除？”破坏罢工者反问道。他们并肩走着，他穿着得体，整整齐齐。“那些人很快就会来抓我，他们也清楚这一点。”
“谁会来抓你？”
“那些罢工的人。我才不在乎给谁开车呢，明白吗？给谁开车都行。要是每天晚上这个时间走这条路线，那就更好了。”
她走在他身旁。“你这话不是真心的。”她说。
“当然是真心的。”他挽起她的胳膊。
“我看你跟谁结婚都可以，就像开电车一样随便。”
“谁告诉你的？”他说，“那些混蛋说我坏话了？”
一个月后，她告诉他，他们必须结婚。
“你说必须结婚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不敢告诉家里人。我只能离开家，可我不敢。”
“好了，别心烦了。我正乐意呢。反正我每天晚上都要经过这儿。”
他们结婚了。他每天晚上开车经过她家的街口，总会踩一下脚铃。有时候他会回家，会给她钱。她母亲挺喜欢他，星期天吃晚饭的时候，他会咋咋呼呼地冲进屋子，对房客们不管老少，都直呼其名。后来，有一天，他没回家，电车经过街口时，也没踩脚铃。那时罢工已经结束了。
她后来收到他从佐治亚州某个小镇寄来的一张圣诞贺卡，上面有一只钟和一个金色花环的凸饰。贺卡上写着：“大伙儿想在这儿搞场罢工。可这儿的人动作慢得要命。也许还得去别的地方，直到我们碰上一个好地方，哈哈。”“撞”字下面还特意画了横道。
她结婚三周后就开始生病，当时她已经怀孕了。她没去看医生，因为有个黑人老妇人告诉了她自己的状况。
金鱼眼就在她收到贺卡那天出生，正好是圣诞节。一开始，她们以为他是瞎子。后来发现他眼睛没瞎，但直到快4岁时，他才会走路和说话。在此期间，她母亲又嫁人了，第二任丈夫个子矮小，脾气暴躁，留着柔软茂密的八字须，整天慢条斯理地在家里干些琐碎的零活，把所有破损的楼梯台阶、漏水的管道之类的都修理好。有一天下午，他拿着一张签了名的空白支票出门去付12元的肉账，从此一去不回。他从银行取走了妻子的1400元存款，消失得无影无踪。
做女儿的还在市区工作，孩子由她母亲照料。一天下午，一位房客回来，发现自己房间着火了。他把火扑灭了，可一周后，他在废纸篓里又发现了一块驱蚊子的熏烟。当时外祖母在家照看孩子，她走到哪儿都带着孩子。一天晚上，大家发现她不见了。整栋楼的人都出动去找。一位邻居报了火警，消防员在阁楼里找到孩子的外祖母，她正在用脚踩灭地板中央用一把细刨花点燃的一堆火，孩子则睡在旁边一张废弃的床垫上。
“那些混蛋想来偷走他，”老太太说，“他们放火烧房子。”第二天，所有房客都搬走了。
年轻的女人辞去工作，整天守在家里。“你该出去透透气。”外祖母说。
“我呼吸的空气够多了。”女儿说。
“你可以出去买点生活用品，”母亲说，“能买到便宜的。”
“我们买的已经够便宜了。”
她密切留意着家里任何可能起火的地方，屋子里一根火柴都不放，只在屋墙的一块砖头后面藏了几根。那时金鱼眼才3岁，他个头像1岁的孩子，虽说饭量不小。有位医生让他母亲用橄榄油煎鸡蛋喂他。一天下午，送食品杂货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驶进楼房之间的通道，车轮打滑摔倒了，食品包里有东西流了出来。“不是鸡蛋，”小伙子说，“看见了吧？”砸碎的是瓶橄榄油。“反正你该买桶装的橄榄油，”小伙子说，“他不会尝出区别的。我再给你拿一瓶来。还有，你得把大门修一修，难道想让我在门口摔断脖子？”
小伙子到六点钟还没回来。当时是夏天，屋里没生火，也没有火柴。“我出去一下，五分钟就回来。”女儿说。
她走出家门，外祖母看着她走远。然后她用条薄毯子把孩子裹好，也离开了家。她们家在大街边的一条小街上，大街上有很多市场，开高级轿车的有钱人回家时，常在这里停车买东西。她走到拐角时，一辆汽车正好在路边停下。一个女人下车走进一家商店，让黑人司机在车里等着。她走到汽车前。
“给我5毛钱。”她说。
黑人看了看她。“要什么？”
“5毛钱。那小伙子把油瓶打碎了。”
“哦。”黑人伸手去掏口袋，“你跑出来收钱，我这账怎么算得清？是她让你出来拿钱的？”
“给我5毛钱。他把油瓶砸了。”
“那我还是进去看看吧，”黑人说，“我觉得你们这些老在这儿买东西的人，总想着要啥就能买到啥。”
“只要5毛钱。”女人说。黑人给了她5毛钱，便走进商店。女人看着他进去，然后把孩子放在汽车座椅上，跟着黑人走进商店。这是家自选商店，顾客们沿着一道栏杆排成单行向前移动。黑人紧跟在刚才下车的白人女人后面。外祖母看着女人转身，把手里拿着的几瓶调料和番茄酱递给黑人。“这些一共一块2毛5分钱。”她说。黑人给了她钱。她拿了钱，从他们身边走过，朝屋子另一边走去。架子上有一瓶进口的意大利橄榄油，瓶上贴着价格标签。“我还有2毛8分钱。”她说。她继续往前走，仔细查看价格标签，终于找到一样标价2角8分钱的东西，是七块洗澡肥皂。她拿着两包东西走出商店。拐角处站着一名警察。“我的火柴用完了。”她说。
警察把手伸进口袋。“你在里面的时候咋不买呢？”
“我忘了。你知道，带着孩子买东西容易忘事。”
“孩子在哪儿？”警察问。
“我把他卖了。”女人说。
“你该去演杂耍、说相声，”警察说，“你要几根火柴？我也没多少了，就一两根。”
“只要一根，”女人说，“我点火向来只用一根火柴。”
“你真该去演杂耍，”警察说，“肯定能博得满堂彩。”
“我会的，”女人说，“我会把房子烧掉的。”
“什么房子？”警察望着她，“贫民院的房子？”
“我会把它毁掉的，”女人说，“你明天看报纸就知道了。我就盼着他们把我的名字写对。”
“你叫什么名字？卡尔文·柯立芝？”
“不，先生。那是我儿子。”
“哦。所以你买东西才这么费劲，是吧？你真该去参加杂耍团……两根火柴够不？”
那个地址已经报过三次火警，所以消防队没有急着赶来。她女儿是第一个赶到的。大门锁着，等消防员赶到砸开门，屋子里面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外祖母从二楼一个冒着滚滚浓烟的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那些混账王八蛋，”她说，“他们以为能抓到他。可我告诉他们，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
做母亲的以为金鱼眼也被烧死了。人们拉住她，她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与此同时，外祖母那张大喊大叫的脸在浓烟里消失了，房架子也塌了下来。那女人和抱着孩子的警察就在这片着火现场找到了她：一个失魂落魄的年轻女人，嘴巴大张着，神情恍惚地望着孩子，双手缓慢地把披散的头发从鬓角往上捋。她始终没能完全恢复过来。由于工作劳累、缺乏新鲜空气和娱乐活动，再加上她那短暂出现的丈夫传染给她的性病，她根本没有力量承受这样的惊吓。所以有时候，即便她怀里抱着孩子，嘴里低声哼唱着哄孩子，心里却依然觉得孩子已经在大火里烧死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金鱼眼也如同死了一般。他直到5岁才长出头发，那时，他已经是一所学校的走读生了：一个身材矮小、体弱多病的孩子，脾胃虚弱到只要吃一点点医生严格规定食谱之外的东西，就会抽筋昏厥。“酒对他来说，就像士的宁（一种剧毒药物）一样致命，”医生说，“严格来讲，他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如果精心照料，他也许能多活些日子，但他永远不会比现在长大多少。”
医生是在对那个女人说话，就是她在金鱼眼外祖母放火烧房子那天，在自己汽车里发现了金鱼眼，后来还找来这位医生照顾他。她常常在下午或者节假日把金鱼眼带到家里，让他自己玩耍。她决定为他举办一场孩子们的联欢会，还告诉了他，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到了联欢会那天下午，客人们陆续来了，可金鱼眼却不见了。最后，一个用人发现浴室的门锁着。他们喊孩子的名字，却没有回应。他们派人去找锁匠，可锁匠还没到，那女人害怕了，让人用斧子把门砸开。浴室里空无一人，窗户大开着，窗外是一个比较低矮的屋顶，有根排水管从屋顶通向地面，金鱼眼跑了。浴室地面上有一个柳条编的笼子，以前里面养着一对情侣鹦鹉，现在两只小鸟躺在笼子边，旁边还有一把血淋淋的剪刀，他就是用这把剪刀把小鸟活活杀死的。
三个月后，在他母亲的一个邻居的帮助下，金鱼眼被抓住，送进了一家收容屡教不改儿童的教养院。在那里，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把一只半大的小猫活活杀死了。
他的母亲身体一直很虚弱，疾病缠身。有一位对金鱼眼心怀善意的女人接济着他的母亲，让她做些针线活计，以此贴补生活。金鱼眼从教养院被释放出来——在教养院里，他的行为举止无可挑剔，教养院方面认为他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矫正，于是在五年之后将他放出。此后，他每年会给母亲写两三封信，起初信件的寄件地址是莫比尔，后来变成了新奥尔良，再后来则是孟菲斯。每年夏天，他都会回家探望母亲。
他穿着紧身的黑色西服，看上去颇为富裕，却总是沉默寡言，身材瘦小，皮肤黝黑，不爱与人交往。他告诉母亲，自己的职业是旅馆的夜间接待员，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就像医生和律师一样，需要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
那年夏天，在他回家的路上，警察逮捕了他，指控他在某个时间、某个城市犯下了杀人罪。然而，事实上，当时他在另外一个城市杀害了另一个人——那个人虽然赚了钱，却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些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消费。因为他知道酒精对他来说如同毒药，会让他送命。他没有朋友，也从未与女人有过交集，心里明白自己永远无法……于是，他说了一句“看在上帝的份上”，便开始打量着那间位于警察被杀城市的监狱牢房。他那只自由的手（另一只手和将他带到伯明翰的警察的手铐在一起），摸索着从外衣里掏出香烟。
“让他把自己的律师找来，”他们说道，“让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你要发电报吗？”
“不要。”他回答道，冷漠而柔和的目光迅速扫了一眼那张行军床、墙高处的小窗户以及带铁栅的房门，光线正透过铁栅射进屋内。警察解开了手铐，金鱼眼的手动了一下，仿佛从稀薄的空气中轻巧地抖出一个小火苗。他点上香烟，掐灭火柴后随手朝门口扔去。“我要律师干什么？我从来没来过这里……这个破地方叫什么名字？”
他们告诉了他。“你忘了，是吗？”
“这下他肯定忘不了了。”另一个人说道。
“只怕他明天早上才会想起他律师的名字。”第一个人说。
他们离开了，留下金鱼眼躺在**抽烟。他听见关门时发出的砰砰声。偶尔，他能听到其他牢房里传来的说话声；在走廊的另一头，有个黑人在唱歌。金鱼眼躺在单人**，穿着锃亮小黑皮鞋的双脚交叉着。“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轻声说道。
第二天上午，法官问他是否需要请个律师。
“请律师做什么？”他说，“我昨晚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来这个地方。我不太喜欢你们这个城市，不会无缘无故地带个陌生人来这儿的。”
法官和法警走到一旁商量了一会儿。
“你最好还是找个律师。”法官说道。
“好吧。”金鱼眼说。他转过身，对着屋子里的人问道：“你们当中有谁想接个只干一天的活儿吗？”
法官用小槌敲了敲桌子。金鱼眼转回身，微微耸了耸被衣服紧紧绷着的肩膀，一只手伸向装香烟的口袋。法官指定了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为他的律师。
“而且我不想搞什么保释出狱，”金鱼眼说，“你得一次性把事情解决好。”
“反正你别想在我这儿办理交保释放的手续。”法官对他说。
“是吗？”金鱼眼说，“行了，老兄，”他对律师说，“开始吧。我这个时候本该到彭萨科拉了。”
“把犯人带回监狱。”法官下令道。
他的律师长着一张相貌丑陋，但神情热切且诚挚的脸。律师滔滔不绝地说着，情绪却并不高昂。此时，金鱼眼躺在**抽着烟，帽子压在眼睛上，像一条晒太阳的蛇般一动不动，只有拿香烟的那只手偶尔动一下。终于，金鱼眼开口说道：“听着。我不是法官。你有话跟他说去。”
“但我得……”
“当然。去跟他们讲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根本不在那儿。出去转转，把这事儿忘了吧。”
审讯持续了一天。那位警察的同事、一个卖雪茄的店员和一个女电话接线员出庭作证，而金鱼眼自己的律师在反驳时却显得底气不足，热情中带着几分笨拙，感情真挚却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在这过程中，金鱼眼半仰半躺地靠在椅子上，目光越过陪审团的头顶，望着窗外。偶尔，他会打个呵欠；他伸手去摸装香烟的口袋，但又缩了回来，把手随意地放在黑色西服上。那只手如同蜡制的一般，毫无生气，从形状和大小来看，就像是洋娃娃的手。
陪审团出去商议了八分钟。他们站着看着金鱼眼，宣布他有罪。金鱼眼一动不动，保持着原来的坐姿，在一片寂静中，他慢慢地迎着陪审团的目光，回视了他们一会儿。“哼，我的天哪。”他说道。
法官用力敲打着桌子，法警碰了碰他的胳膊。
“我会上诉的，”律师表露着决心，在他身边大步走着，“我要跟他们抗争到底，要上诉到每一级法院……”
“当然，”金鱼眼说着，在单人**躺下，点起一支香烟，“但别在这儿上诉。行了，走吧，吃颗药让自己冷静下来。”
地方检察官已经在谋划如何应对金鱼眼的上诉了。“这个案子结得太容易了，”他说，“他的态度……你注意到他听判决时的样子了吗？就好像他在听一首歌，却懒得表示自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可法官是在通知他被绞死的日期啊。也许他早就找了一位孟菲斯的大律师，在州最高法院门口等着他的电报呢。我了解他们这种人。就是他们这些歹徒，把法律当成了儿戏，即便我们给他定了罪，大家也都知道这可能没什么用。”
金鱼眼把看守叫了过来，给了他一张100元的钞票。他要了一套刮脸的用具和香烟。“找零归你，用完了告诉我。”他说。
“我看你跟我一起抽烟的日子也不多了，”看守说，“这一次，你应该找个好点的律师。”
“别忘了买那种剃须用的搽剂，”金鱼眼说，“要埃德·平诺德牌的。”他把“平诺德”念成了“派一那德”。
这是一个阴沉的夏天，天气有些凉爽。阳光很少照进牢房，因此走廊里日夜都点着一盏灯。灯光照进牢房，形成一大片暗淡的方格图案，正好照到**他放脚的地方。看守给他搬来一张椅子，他把椅子当作桌子，上面放着那块廉价的怀表、一条香烟和一只装烟头的破汤碗。
他就躺在**，抽着烟，看着自己的双脚，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他皮鞋的光泽逐渐暗淡，西服也需要熨烫了。由于石牢里比较凉爽，他整天都穿着衣服躺在**。
有一天，看守说：“这儿有人说那位副警官是自寻死路。他干过两三件坏事，大家都知道。”金鱼眼抽着烟，帽子压在眼睛上。看守接着说：“他们可能没给你发电报。要我再给你拍一份吗？”看守靠在铁栅栏上，能看到金鱼眼的脚。他那一动不动的细小的黑腿，向上延伸，融入他瘦小的平卧着的躯体，还有那顶歪盖在他转向里侧的脸上的帽子，以及一只小手拿着的一支香烟。金鱼眼的脚在阴影里，那是看守的身子挡住铁栅栏所形成的阴影。过了一会儿，看守悄悄地离开了。
当离行刑还剩六天的时候，看守说要给他拿几本杂志和一副扑克牌来。
“拿来干什么？”金鱼眼说。他第一次正眼看了看守，抬起脑袋，光滑苍白的脸上，那柔和的圆眼睛就像儿童玩具弓箭上能百发百中射中目标的橡皮箭头。随后，他又躺下了。
从那以后，看守每天早晨都会从铁栅门里塞进一份卷起来的报纸。报纸落在地板上，越积越多，由于自身的重量，卷着的报纸慢慢地一天天松开摊平。
离行刑还剩三天的时候，从孟菲斯来了一位律师。他没等人邀请，就径直闯进了牢房。整个上午，看守都能听到他一会儿提高嗓门恳求，一会儿发火，还不停地规劝。到了中午，他的嗓子变得嘶哑，声音比耳语大不了多少。
“难道你就打算这么躺着，让……”
“我挺好的，”金鱼眼说，“我没请你来。别多管闲事。”
“你就甘愿被绞死？是这样吗？你是存心要自杀？你真的是赚够了钱，所以……你这个最精明的……”
“我跟你说过了。我手里可有你的不少把柄。”
“你，你竟然让这么个不起眼的治安法官给你定了罪！等我回到孟菲斯，跟大家说了，他们肯定不会相信的。”
“那就别跟他们说。”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律师则用无可奈何、难以置信的愤怒目光望着他。“这些该死的乡巴佬，”金鱼眼说，“耶稣基督啊……行了，走吧，”他说，“我跟你说过了。我挺好的。”
在行刑前一天的前夜，来了一位牧师。
“我能和你一起做祷告吗？”牧师问道。
“当然可以，”金鱼眼说，“做吧，别管我。”
牧师在金鱼眼躺着抽烟的床边跪了下来。过了一会儿，牧师听见他起身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又走回到床边。牧师站起来时，金鱼眼正躺在**抽烟。牧师看了看刚才听到金鱼眼走动的地方，发现墙根处有十二个像是用烧过的火柴划出来的记号，记号之间间隔均匀。在其中两个空档里，堆满了排列整齐的香烟头。第三个空当中有两个香烟头。牧师离开之前，看见金鱼眼起床走到墙根，掐灭了两个烟头，然后小心地把它们放在其他烟头的旁边。
刚过五点钟，牧师又回来了。此时，所有的空当中都排满了香烟头，只有第十二个还没满，但烟头已经占了四分之三的位置。金鱼眼正躺在**。“要走了吗？”他说。
“还没到时候，”牧师说，“做做祷告吧，”他劝道，“试试看。”
“好的，”金鱼眼说，“开始吧。”牧师又跪了下来。他听见金鱼眼再次站起来，走到墙根，然后走了回来。
五点半的时候，看守来了。“我拿来了……”他说。他呆呆地从栅栏缝里伸进紧握的拳头。“这是那100块钱的找零，你一直没……我拿来了……这儿是48块钱，”他说，“等一下，我再数一遍；我不知道具体花了多少，但我可以给你开个单子，把那些发票给你……”
“你留着吧，”金鱼眼一动不动地说，“你给我出去。”
六点钟，他们来带金鱼眼走。牧师扶着金鱼眼的胳臂肘，陪着他一起走，站在绞刑架下做祷告。这时，人们安好绳子，把它套在金鱼眼抹了头油、油光锃亮的脑袋上，弄乱了他的头发。金鱼眼的双手被绑着，于是他开始甩动脑袋，头发一耷拉下来，就立刻甩回去。
牧师继续做着祷告，其他人各就各位，低着头一动不动。
金鱼眼开始短促地向前甩动脖子。“去你的！”他说，这一声尖锐地打断了牧师低沉单调的祷告声，“去你的！”县治安官看了看他，他不再甩动脖子，而是僵直地站着，仿佛头顶上放着一个鸡蛋，生怕它滚落下来。“老兄，帮我把头发捋捋平。”他说。
“好吧，”治安官说，“我来帮你捋一下。”他按下弹簧，打开了绞架下的活板门。
这天，天色阴沉。这个夏天一直都是阴沉沉的，这一年似乎也都笼罩在阴霾之中。街上，老人们都穿上了大衣。谭波儿和她父亲经过卢森堡花园时，看到里面坐着织毛衣的妇女都披着披肩，就连打槌球的男人们也都穿着外套或披风。在栗子树下那凄凉的树荫里，清脆的槌球撞击声、孩子们的呼喊声，都带着秋天特有的韵味，显得颇为气派，却又短暂而悲凉。
在围有仿希腊式栏杆的圆形广场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弥漫着一片灰蒙蒙的光亮，这光亮与喷泉洒落在水池中的水的光泽和色彩别无二致。从圆形广场的另一侧，不断传来响亮的音乐声。他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了孩子们玩耍的水池，池子里有个穿破旧棕色大衣的老人正在漂浮玩具船，然后走进了树林，找到了座位。立刻，有一个老妇人以老年人少有的敏捷走过来，收了他们四个苏的钱。
凉亭里，身穿蓝色陆军制服的乐队正在演奏马斯内和斯克里亚宾的乐曲，还把柏辽兹的乐曲演奏得仿佛是在一块不新鲜的面包上，薄薄地涂抹了一层饱含忧患的柴可夫斯基式的痛苦。这时，暮霭渐渐融入枝头湿漉漉的闪光中，笼罩了凉亭和那些像昏暗蘑菇一样的雨伞。雄浑洪亮的铜管乐器声在浓郁的绿色暮霭中轰鸣着，逐渐消逝，像一阵阵深沉而悲哀的波浪，从他们身上滚过。
谭波儿用手捂住嘴，打了个呵欠，然后掏出一个带镜子的粉盒。打开粉盒，她看到了一张大大缩小的、郁郁寡欢、满怀不满、愁苦悲怆的面孔。她父亲坐在她身边，双手交叉放在手杖头上，呆板的八字须上落满了水珠，就像结了霜的银锭。
她关上粉盒，在精美的新帽子下，她的双眼仿佛追随着乐声的波浪，融入逐渐消逝的铜管乐声中，越过水池和水池对面呈半环形的树木——在那阴暗的树荫下，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尊污迹斑斑的大理石雕像，那是逝去的王后的雕像，它们宁静地伫立着，仿佛在沉思——最后升入那在雨水和死亡季节的怀抱中平卧着的、被征服了的天空。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