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官把戈德温带进城的那天，监狱里关着一个黑人杀人犯，他用剃刀割断了自己妻子的脖子。鲜血从妻子的颈腔里汩汩涌出，冲得她的脑袋越来越向后拧，但她还是从木屋门口跑了出去，在宁静的月光下的小巷里跑了六七步。这个杀人犯总是在黄昏时分靠着窗户唱歌。
晚饭后，总会有几个黑人聚集在窗户下的栅栏前——整洁的劣质毛料西装和汗迹斑斑的工装裤肩并肩地挤在一起——和他一起合唱黑人灵歌。白人们则在临近夏天时才有的树叶阴影里放慢脚步或停下来，倾听那些注定要死亡的人和那个已经死去的黑人歌唱天国、诉说疲惫；有时候，也许在一支歌结束、另一支歌还没开始的时候，从高高的黑暗深处，从笼罩着街角路灯的天堂树参差不齐的阴影里，会响起一个浑厚的、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嗓音，它烦躁而又带着哀悼的语气说：“还有四天啦！他们就要把密西西比州北部最出色的男高音歌手毁掉啦！”
有时候，在大白天，他也会靠着窗户独自吟唱，但过不了多久，总会有一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和拿着或没拿着送货篮子的黑人在栅栏前停下脚步。街对面的加油站里，那些仰着身子坐在斜靠在油迹斑斑的墙上的椅子里的白人，也会在滔滔不绝的闲聊中倾听他的歌声。“只有一天啦！这可怜的家伙就要完蛋啦。唉，天堂里没有你的位置！唉，地狱里没有你容身的地方！唉，监狱里也没有你待的地方！”
“这家伙真该下地狱，”戈德温突然扬起他那黑色的脑袋，瘦削、棕色且略显烦躁的面孔露了出来，“我现在这处境，实在没资格指望别人有什么好运气，不过我绝对……”他不肯说出真相。“我没干那件事。你知道的，你心里明白。你知道我不会那么做的。我不想谈我的想法。我没干那件事。他们得先把这事栽到我头上。让他们试试看吧。我不会有事的。可要是我开口，要是我说出我的想法或者我相信的东西，那我就麻烦了。”他正坐在牢房的帆布**，抬头望着窗户：那是两个比马刀捅出的口子大不了多少的洞。
“他的枪法真有那么准吗？”班鲍问，“能穿过这么小的窗户打人？”
戈德温看着他。“谁啊？”
“金鱼眼。”班鲍说。
“是金鱼眼干的吗？”戈德温问。
“难道不是他吗？”班鲍说。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不需要为自己辩解；该由他们来把这件事强加到我头上。”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律师？”班鲍说，“你找我来干什么？”
戈德温不再看他。“只要你答应我，等孩子长大到会数钱找零钱的时候，给他找个好点的卖报放风的活儿，”他说，“鲁碧会有办法的。是吧，老大姐？”他把手放在女人的头上，揉了揉她的头发。她坐在行军**，挨着他，孩子放在她腿上。孩子像服过药似的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像巴黎街头乞丐抱着的孩子那样，消瘦的小脸上微微出汗，油光发亮，瘦削的、青筋暴露的脑袋上，湿漉漉的头发像一圈阴影，铅灰色的眼皮下露出窄窄的月牙形的一点眼白。
女人身着一条灰色绉布衫裙，衣物刷洗得极为干净，上面的补丁出自巧手，针脚细密。每一道缝线旁，都有一道极淡且窄、发亮的面料痕迹，换作其他女人，相隔一百码开外，一眼便能瞧出这是旧衣翻新。她的一边肩膀上，别着一件在一家商店或通过邮购就能买到的紫色饰品；床边放着一顶带面纱的灰色帽子，面纱的破损处也缝补得整整齐齐。班鲍望着那顶帽子，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此前何时见过戴面纱的帽子，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女人们不再流行戴面纱了。
他带着女人前往自己的家宅。二人步行前往，女人抱着孩子，班鲍则拎着一瓶牛奶和一些装在马口铁罐头里的食品。孩子依旧熟睡着。“或许你抱得太勤了，”他说，“我们给孩子找个保姆如何？”
他让女人留在屋里，自己转身回城，找到一部电话机，给妹妹家拨去电话，让妹妹派车来接他。车到后，他坐在晚餐桌旁，向妹妹和珍妮小姐讲述案件情况。
“你纯粹是在瞎操心！”妹妹说道，面容平静，语气却带着几分恼火，“当初你从别的男人手里抢走他的妻子和孩子，我就觉得这事太离谱了，不过我心想，至少他没脸再回这儿了。你像个黑人似的，一声不吭就离家出走，撇下她，我也觉得挺可怕的，但我压根儿不愿相信，你打算就此永远抛弃她。可接下来，你毫无缘由地非要离开这儿，打开老宅，让全镇的人都瞧见你亲自擦地板，像个流浪汉似的住在那儿，大家都觉得你该住到我们家，不住反倒奇怪，可你偏不；而现在呢，又故意跟一个你自己都说过是街头拉客妓女的女人，还是个杀人犯的女人混在一起。”
“我没办法。她一无所有，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穿着一件用旧衣服改的衫裙，虽说整洁，可至少过时五年了，还有那个总是半死不活的孩子，裹在一条洗得近乎发白的毯子里。她对别人没有任何奢求，只求能过自己的日子，一心想让自己的生活有点盼头，可你们这些衣食无忧、自命贞洁的女人——”
“你是想说，一个酿私酒的人没钱请全国最厉害的律师？”珍妮小姐问道。
“不是这么回事，”霍拉斯说，“我相信他能请到更厉害的律师。只是——”
“霍拉斯。”妹妹一直盯着他，这时说道，“那个女人在哪儿？”珍妮小姐也紧盯着他，在轮椅里微微向前挪动了一下身子。“你把那个女人带到我家来了？”
“宝贝儿，那也是我的家啊。”她并不知晓，十年来，他一直对妻子撒谎，为了偿还在金斯敦给妻子建造的那座拉毛粉饰房子的抵押贷款利息，以免妹妹把他在杰弗生的另一所房子（他妻子并不知道他仍拥有这房子的部分所有权）租给陌生人。“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而且她还带着孩子——”
“那是我父母和你父母住过的房子，我在那房子里——我不同意。我绝不答应。”
“那就只住一晚。明天一早我就送她去旅馆。你设身处地为她想想，她孤身一人，还带着那么个孩子……要是你和鲍里，你丈夫被指控犯了一桩你明知他没干的谋杀罪——”
“我不想去设身处地为她着想。真希望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事。想想我哥哥——你难道不明白，你老是事后给自己找麻烦？倒不是说你留下了什么烂摊子；而是你——可你居然把一个街头拉客的妓女、女杀人犯，带进我出生的房子。”
“瞎说，”珍妮小姐说，“不过，霍拉斯，这会不会被律师们称作串通行为？默许纵容行为？”霍拉斯望向她。“在我看来，你和这些人的往来，已经超出办案律师的范畴了。不久前，你本人就在案发现场待过。大家或许会觉得，你知道的情况比你说出来的要多。”
“是这么回事，”霍拉斯说，“布莱克斯通太太。有时候我也纳闷，我当律师怎么就没发财呢。或许等我老到能去上你读过的那家法律学校，我才能发财吧。”
“要是我，”珍妮小姐说，“现在就开车回城，把她送到旅馆安顿好。天色还不算太晚。”
“然后回金斯敦去，等这事平息下来，”娜西莎说，“这些人又不是你的亲人。你何必非要管这闲事呢？”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不公正的事情发生——”
“霍拉斯，你永远也赶不上处理不公正的事。”珍妮小姐说。
“嗯，那就算是应对事件里隐含的讽刺意味吧。”
“哼，”珍妮小姐说，“那肯定是因为她是你认识的女人里，唯一一个不知道你对大虾反感这事的人。”
“总之，我又跟往常一样，话说得太多了，”霍拉斯说，“所以我只能指望你们大家——”
“胡说，”珍妮小姐说，“你以为娜西莎愿意让人知道，她的亲人里，有人认识那些天生就会干些偷鸡摸狗、伤风败俗之事的人吗？”他妹妹确实有这样的性格特点。从金斯敦到杰弗生的四天旅途中，他就一直料到妹妹会这般冷漠。他从未指望过妹妹——或者说任何女人——在有了自己亲生、需要抚育和操心的孩子后，还会特别关心一个既不是她丈夫，也不是她儿子的男人。不过，他料到妹妹会冷漠，因为她三十六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性情。
他抵达城里那座房子时，有一间屋子亮着灯。他走进屋子，走在自己亲手擦洗的地板上。当初擦洗时，他用拖把的本事，并不比预想的好多少，也不比十年前用那把现已丢失的锤子钉死窗户和百叶窗时强，他甚至连开车都没学会。但那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如今他有了一把新锤子，用来撬出那些歪歪扭扭的钉子，打开窗户，露出擦洗过的地板。在蒙着布套、宛如幽灵般的家具环绕下，地板好似一潭死水。
女人还没睡，衣着整齐，只是没戴帽子。帽子就放在小孩睡的**。**并排放着的帽子和孩子，让房间有了一种临时有人居住的感觉，这比那盏临时凑合的灯，比一个显然长期无人居住的房间里摆着一张铺得整整齐齐的体面床铺，更能确切表明这一点。这种女人的存在，就像一股电流，通过一根挂着许多一模一样灯泡的电线，给房间带来了生气。
“我在厨房有些事要处理，”她说，“我去去就回。”
孩子躺在**，在没有灯罩的灯光下，他不禁纳闷，为什么女人搬离房子时，即便什么都不拿，也总要把所有灯罩取下来；他低头看着孩子，只见孩子铅灰色的面颊上，蓝黑色的眼皮下，微微露出一弯月牙形的蓝白色，头上覆盖着稀疏、湿漉漉的头发，两只小手手指蜷曲着向上举着，霍拉斯看得心里发毛，暗自思忖：老天爷啊，老天爷。
他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孩子的情景，在离城十二英里那座破败房子的炉灶后的一只木箱里，孩子静静躺着；又想起金鱼眼那黑色的身影，笼罩着那座房子，仿佛一个比火柴大不了多少的凶险不祥的阴影，落在另一个熟悉、常见，比它大二十倍的物件上；还想起他们两人——他自己和那个女人——在厨房里，被桌子上一盏熏黑、带缺口的油灯照亮，桌上放着干净却简陋的盘碟，而戈德温和金鱼眼就在外面某个地方，那里的黑暗因虫鸣蛙叫而显得宁静平和，却又处处让人感受到金鱼眼黑色身影带来的难以名状的威胁。女人从炉灶后拉出木箱，低头站着，双手还藏在她那件毫无款式可言的长袍里。“我只能把他放在这里，免得耗子咬到他。”她说。
“哦，”霍拉斯说，“你有个儿子。”接着，她让他看自己的双手，以一种既自然又羞涩、既忸怩又骄傲的姿态，猛地伸出手，告诉他可以送她一根橙木棒。
这时，她回到房间，手里拿着一样用报纸小心包着的东西。她还没开口，他就知道那是一块刚洗干净的尿布。她说：“我生了火，把炉灶点着了。我想我可能做得有点过头了。”
“当然没有，”他说，“你明白吗，这只是律师的谨慎，”他说，“宁可大家暂时都有点不方便，也不能影响我们的案子。”她似乎没在听他说话。她把毯子铺在**，把娃娃抱起来放在上面。“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霍拉斯说，“要是法官察觉到我知道的比实际能证明的更多——我是说，我们得想办法让大家觉得，因那起谋杀案拘留李只是——”
“你住在杰弗生吗？”她边用毯子包裹孩子，边问道。
“不。我住在金斯敦。但我以前——我曾在这儿开过业。”
“那你在这儿有亲人。女眷。以前在这栋房子里住过。”她抱起孩子，把毯子塞好裹紧，然后看着他，“没关系的。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一直对我挺好的。”
“真见鬼，”他说，“你难道以为——来吧。我们去旅馆。你去好好休息一晚，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我来抱孩子吧。”
“我已经抱好了。”她说。她静静地望了他一会儿，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些什么，但只是向外走去。他熄灭灯，跟着她出门，把门锁上。她已经上了车。他坐进车里。
“去旅馆，伊索姆。”他说，“我一直没学会开车，”他说，“有时候，想想我在学不会的事情上花了那么多时间……”
街道狭窄而幽静。如今已经铺了路面，可他还记得，以前一下雨，这条街就变成一道半是泥、半是水的黑乎乎的沟渠，他和娜西莎在汩汩作响的水沟里，把水泼得四处飞溅，衣服撩得高高的，衬裤溅满泥水，追逐着粗糙简陋的木头削成的小船，或者像炼金术士那般，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地在一个地方踩来踩去，一心想踩出个烂泥坑。
他还记得，当年这条街还没铺水泥，两边是用单调乏味的红砖铺就的走道，铺得并不规整，被人踩进连正午阳光都照不到的黑色泥土里，形成一片片艳丽的暗红色、花纹随意的镶嵌画似的地段；那时，靠近车道入口处的水泥地上，还有他和妹妹光着脚踩在人造石板上留下的脚印。
一路上，灯光稀疏，可街拐角处加油站的拱廊下却灯火通明。女人突然俯身向前，说道：“师傅，请在这儿停一下。”伊索姆刹住了车。“我就在这儿下车，走着去。”她说。
“你绝不能这样，”霍拉斯说，“伊索姆，往前开。”
“别开，等一下，”女人说，“我们会碰到认识你的人。还会经过那边的广场。”
“别胡说，”霍拉斯说，“开车，伊索姆。”
“那你下车等会儿，”她说，“他马上能开车回来接你。”
“你不能这么做，”霍拉斯说，“老天，我——快开车，伊索姆！”
“你最好别逼我。”女人说着，往座位上一靠。可很快她又俯身向前，“听我说。你一直对我很好，也是一番好意，不过——”
“你是觉得我这个律师不够格，是这意思吗？”
“我想我只能接受已经发生的一切了。抗争也没用。”
“要是你真这么想，那当然没用。可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不然你早就叫伊索姆送你去火车站了。对吧？”她正低头看着孩子，心烦意乱地整理着毯子，想把孩子的脸裹好。“你去好好休息一晚，我明天一大早就过来。”他们驶过监狱——那是一座被一道道微弱光亮无情切割的方形建筑。只有楼中间那扇装着纵横交错细铁条的窗子比较宽大，能称得上是窗户。
那个黑人杀人犯就靠在这窗口；窗下沿着栅栏，是一排戴帽子或没戴帽子的脑袋，以及因劳作而宽厚的肩膀，交融混合的歌声深沉而忧伤，唱着天国与人的疲惫，声音越来越大，融入那温柔而深不可测的暮色之中。“好了，你完全不必发愁。大家都知道李没干那事。”
他们来到旅馆，停好车，有些推销员正坐在人行道边的椅子上听着歌声。“我必须——”女人说。霍拉斯下了车，扶住打开的车门。她却依旧坐着不动。“听着。我得跟你说——”
“行，”霍拉斯说着，伸出一只手，“我懂了。我明天一大早就来。”他扶着她下了车。两人走进旅馆，推销员们转过头，目光落在她的腿上，接着他们走向前台。歌声追随着他们，可因为墙壁和灯光的阻隔，变得微弱了。
女人抱着孩子，静静地站在一旁，等霍拉斯办好入住手续。
“听我说。”她说。这时，服务员拿着房门钥匙朝楼梯走去。霍拉斯扶着她的胳膊，引她朝那个方向走。“我得告诉你。”她说。
“明天早上再说吧，”他说，“我一大早就来。”他说着，领她朝楼梯走去。可她还是停在原地，不肯迈步，只是望着他；随后，她转过身面对着他，松开了胳膊。
“那好吧。”她说。她语气平稳，低声说道，脸微微俯向孩子：“我们没什么钱了。我现在就跟你说。最后那批货，金鱼眼没——”
“知道了，知道了，”霍拉斯说，“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谈这个。我等你吃完早饭就来。晚安。”他回到车边，再次置身于歌声之中。“回家，伊索姆。”他说。他们调转车头，又驶过监狱、那个靠在铁窗上的身影，以及排在栅栏边的那些脑袋。投射在装有铁栅和狭小窗孔的墙上，天堂树斑驳的影子，在几乎无风的情况下，可怖地颤抖跳动着；深沉而忧伤的歌声渐渐落在了后面。汽车继续平稳而快速地前行，经过那条狭窄的街道，“到了，”霍拉斯说，“你要去——”伊索姆猛地刹住了车。
“娜西莎小姐说要送你回那边的家。”他说。
“哦，是吗？”霍拉斯说，“她可真体贴我。你可以告诉她，我改变了她的想法。”
伊索姆倒了车，拐进那条窄街，接着开进两旁种着柏树的车道，车灯的光向前射进那未经修剪的大树下的通道，仿佛射入大海最为深邃的黑暗之处，又仿佛置身于连光亮都无法增添色彩、离群索居、直挺挺站立着的幢幢鬼影之中。汽车在大门口停下，霍拉斯下了车。“你可以告诉她，我离家出走可不是为了投奔她，”他说，“这话你能记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