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破坏齐楚联盟，两番交手后，屈原最终没能抵挡住张仪明里暗里的外交攻势，不仅怀王身边的宠妃、幸臣都被张仪重金收买，怀王自己也被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蒙骗，决定与齐国绝交，与秦国结为盟友。
屈原和张仪这一番交手的失败，反映到楚国的政治上，最主要的表现是怀王外交态度的变化。对于怀王的变化，屈原曾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灵修数化”。数，就是屡次的意思。屈原常在其作品尤其是《离骚》中用“灵修”代指楚怀王。“数化”则是屡次变化，反复无常之意。至于屈原为什么用“灵修”来代指君王，历代学者说法不一。[85]灵，有神明之意，修，也有修饰、美好的意思。屈原曾在《山鬼》一诗中用“灵修”来代表山鬼心中最美好的恋人形象，而在《离骚》中则用这个神明、美好的形象来象征他对明君的理想，可见屈原对君王寄予的厚望。然而，怀王当得起屈原的这一番厚望吗？“灵修数化”，通俗地说就是怀王善变的意思。那么，怀王的善变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怀王曾经无条件信任屈原、支持他厉行变法，并且彼此承诺绝不泄露秘密。然而君王的承诺却经不起别人的几句谣言陷害，害怕臣子功高震主是许多帝王的通病，怀王也不例外。偏信一面之词，缺乏主见，是“灵修数化”的表现之一。
“灵修数化”的表现之二，是怀王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左右摇摆。当然，一个国家应该与谁结盟、与谁对抗，是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决定的。然而，从当时形势来看，无疑秦国才是对楚国威胁最大的敌人。秦国实施“远交近攻”的霸主策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如此浅显的道理，怀王却不明白。张仪只不过口头承诺一下六百里商於之地的小恩小惠，怀王就被迷惑得晕头转向，一头钻进了秦国所设的圈套。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性格善变，缺乏主见也许算不上什么大毛病；但作为一国之君，若没有一以贯之的治国方略，轻易被旁人所左右，那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楚王的善变，其实不光是屈原感同身受，连当时各诸侯国以及战国名士们都很了解，“人皆言楚之善变也”[86]。张仪正是利用了怀王的这一性格弱点，轻而易举地让怀王改变了联齐抗秦的外交策略，倒向了秦国这一边。
对于屈原个人而言，“灵修数化”不仅仅表现在怀王内政、外交两方面的改变，还表现在怀王对屈原态度的剧变：从最初知己般的信任，到后来轻信众人之谗言，“怒而疏屈平”，甚至对屈原的直言进谏还表示出厌恶。怀王这一系列反复无常的变化，让屈原痛心疾首。
然而，让屈原更为痛心的是，“数化”的不只是“灵修”，怀王的善变还影响到了与楚国朝政关系密切的一批青年贵族。所谓上行下效，在那样的时代，君王的好恶，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风气。如果君王本身是一个求贤若渴的明君，那么，贤臣自然会聚集在他的身边，这样的良性氛围也会熏陶到本性纯良的青年。
君王左右国家风气的力量，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被充分认识到了。《战国策》中就记载了有关楚怀王父亲楚威王的一个小故事：
楚威王有一次和他的臣子莫敖子华聊天，谈到自古以来的贤臣、忠臣，不由得感叹道：“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一心忧国忧民的贤臣呢？”子华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他还引用了一个关于楚灵王的典故来说明这一点：“当年楚国先王楚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所以楚国的士子们都拼命节食，以至于要扶着别的东西才能站立，要靠着车轼才能起身。饮食是人的基本欲望，可是那些人却能强忍着不吃饭；死亡是最让人恐惧的，可那些人为了瘦身竟然连饿死都不怕。我听说，如果一国之君喜欢射箭，那他的臣子们都争先恐后地收集射箭的工具。如果大王不喜欢那就罢了，只要君王真的喜爱贤臣，他的身边何愁不会贤臣云集啊！”[87]
所谓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死，君王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一个国家的风气，因此古人只能将美好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明君贤臣的追求上。屈原也只能如此。所谓明君，无须一定将明君之“明”拔到“圣明”“神明”那么高，其实君王只要足够“明白”就好，也就是头脑清醒、能够明辨是非。然而，怀王显然不是屈原期待中的明君。虽然，也不能就这样说怀王是昏君，但他确实有弱点：贪图美色、贪图小利并且缺乏主见。尤其是他的冲动善变，更是作为一国之君的致命弱点。
怀王的善变，除了表现在内政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对屈原个人态度的忽冷忽热上，对楚国内部的政治风气也产生了影响。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的“众芳芜秽”。
从字面上看，“众芳”是指众多的芳草，芜秽就是说这些香花香草沾染上了世俗的污秽，还没等成熟就中途凋零了，变质了、变脏了、变臭了。其实这里是屈原再一次运用了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众芳”，象征的是楚国王室的青年弟子，“众芳芜秽”则是比喻这些青年弟子的变质、变节。
怀王的善变，可以说是导致青年子弟变节的直接原因之一。而这些青年子弟，本来是屈原一直以来在苦心培养的楚国未来的人才。
如前所述，怀王因受到上官大夫、郑袖等人的谗言欺骗，一怒之下疏远了屈原。很可能就是在此时，屈原由左徒改任三闾大夫之职。
三闾大夫虽然不如左徒那样能够掌控内政和外交的大权，但三闾大夫的主要职能是为楚国王室培养贵族子弟，尤其是与楚王同姓的屈、景、昭三大王族。上文曾提到过，三闾大夫这一官职大约有点类似于后代王朝中的礼部尚书。当然，战国时期楚国的官制与后代王朝并不完全等同，单就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能而言，三闾大夫所主管的部门大概也包含了类似于后代王朝中的国子监，承担着培养和选拔国家顶尖后备人才的任务。
因此，转任三闾大夫的屈原，虽然已被怀王疏远、冷淡，他的屡次直言进谏不但没有改变怀王的决定，甚至还让怀王更加厌恶他，但以屈原的个性，无论怀王如何对待他个人，他对国家的公心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所以，备受冷淡和折磨的屈原，仍然一心扑到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上。那么，在为楚国培育后备人才方面，屈原又是如何全身心地投入的呢？
在长篇巨著《离骚》中，屈原运用“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描述了他对于贵族子弟的悉心培养。诗云：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现在人们常常把老师比作是辛勤的园丁，而把学生比作是祖国的花朵。其实这样的比喻还是屈原开创的。他将悉心培育的“学生”比作是芬芳无比的各种植物：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等等，这些都是楚地盛产的香草。畹和亩都是表示土地面积的量词，九畹、百亩自然都是泛指面积之大，因此这几句诗都是形容屈原培育人才之多，就像宽敞的花园里种满了各类鲜花香草。滋、树、畦、杂在此都是作动词用，都是种植、培养的意思，“杂”更有穿插、交叉种植不同品种的香草之意。
屈原自比为辛勤的园丁，在他的“花园”里不辞劳苦地耕作着，他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他希望辛苦栽培的这些香花香草能够枝叶繁茂，茁壮成长，“愿俟时乎吾将刈”，等到他们都长大成材的时候，他将满怀欣慰地把他们收割下来。有这样一批德才兼备的青年人才的崛起，楚国何愁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呢！
既然屈原如此尽心尽力地承担着“园丁”的职责，种下了满园的香花香草，看到鲜花盛开，闻到香气芬芳，他应该感到满足、感到欣慰才是，却为何仍然感到郁闷呢？
答案就是这四个字：“众芳芜秽”。
既然屈原将自己比作园丁，他培养的学生是花朵，本来他是希望花朵盛开，结出丰硕的果实的，可是结果却事与愿违，“众芳芜秽”，这些花草还没来得及盛开就中途凋零了、甚至腐烂了。
在《离骚》中有这么几句诗：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屈原种下的那些香花香草如果仅仅只是枯萎凋落，那他也许还不会悲伤到如此地步。真正让他痛心不已的是“众芳之芜秽”，是这些香花香草竟然中途变节，变成了一堆散发着臭气的恶草。这种转变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是“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厌”是满足的意思。[88]这两句诗可以如此理解：他们争先恐后地争权夺利，唯恐自己会落后吃亏，他们对财富名利的贪婪索取没有满足的时候。
对于青年子弟的这种变化，屈原进一步用香草的象征手法来表达他的痛惜：“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当年他种下的是兰、芷、荃、蕙这样的香草，可是它们全都变了，变得不再芬芳美好，变成了茅草、萧、艾一般的恶草、贱草。香草变成恶草，自然是象征着屈原培养的青年子弟变得和那些小人一样，争名夺利，恬不知耻。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怀王和郑袖所生的小儿子子兰就是屈原的学生。怀王很宠爱这个小儿子，屈原自然也对子兰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想把自己的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子兰。尤其以子兰楚国王子的身份，屈原更是希望他能和自己一样，时刻把楚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培养起美好的品质。
然而，屈原看错了人。子兰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公子哥儿，从小锦衣玉食，哪有什么忧国忧民的心思！他的母亲郑袖更是一个恃宠而骄、贪得无厌的女人，满脑子想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甚至是如何让子兰获得怀王的偏爱，将来也许能取代太子之位，成为楚国的储君……
郑袖与子兰的这些小算盘，屈原未必看得清楚，却被张仪看得清清楚楚。张仪只不过略施小计，利用郑袖母子在怀王面前争宠的心理，再重重地“砸”下一堆金银财宝，子兰就成了张仪利用的工具。在张仪的利诱下，子兰成了强势的亲秦派代表，不但利用私通秦国的关系大肆收受贿赂，还在怀王面前陷害屈原，帮助秦国清除亲齐派的势力，以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政治地位。
这一切，在张仪来秦国之前，屈原还浑然不知。直到子兰等人附和着张仪，一面诬陷屈原好大喜功，大权独揽，致使怀王疏远屈原，变法中止；一面怂恿怀王与齐国断交，而与秦国修好。屈原这才醒悟：自己对子兰倾注的心血全部都付诸东流了！屈原在《离骚》中写到众芳芜秽、人才变质的时候曾这样感叹过：“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这两句诗中提到的“兰”，就很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影射子兰；“容长”则是花儿开得很繁盛的样子，“羌”是楚方言中的语气助词，无实意。[89]因此，这两句诗可以这样来理解：我原本以为子兰他们是可以依靠的王族子弟，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没想到他们却徒有华丽的外表而不能结出“果实”。这里的“实”，当解释为“果实”，暗喻没有良好的内在品质。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兰”并非特指子兰，而是泛指屈原培养的贵族子弟。那么，以子兰为代表的这些贵族青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屈原给出的答案是：“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不爱惜美好的品质所带来的祸害啊！
“众芳芜秽”，青年变质，以屈原一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扭转这样的趋势，因为在当时的楚国，有一股比屈原更强势的力量，无意中将楚国朝政的风气一步步引向败坏。
这股更为强势的、连屈原这位园丁都无力阻挡的力量，就来自楚怀王。怀王并不是一个非常“明白”的君王。既然连君王都不能明辨是非，那么一般的朝臣只好放弃原则去迎合君王的喜好，朝堂上充斥着阿谀奉承、尔虞我诈的恶劣风气。所谓近墨者黑，那些正在成长过程中的贵族子弟，长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又如何能始终如一地执着追求美好理想呢？因此，“众芳芜秽”固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主要原因无疑是“灵修数化”，楚国朝政风气的腐败，怀王难辞其咎。
反观秦国，自商鞅立法以来，法令严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改变了过去以出身论高低的用人制度，以对国家的贡献作为用人标准。经历二十来年的风气扭转，秦国才彻底改变了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一跃而成为真正的强国。此后的秦国君王虽然并非个个圣明，但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一直传承下来，历代君王都奉行秦法，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而且赏罚分明。因此众多名士纷纷涌向秦国，甘愿为秦国献力献智。战国后期的秦国人才云集，堪称群星闪耀，秦国的法律严明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基础，更是国家强盛的基础。
其他诸侯国呢，虽然也多多少少经历过变法，但基本都是半途而废。例如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也颇有起色，但毕竟持续时间太短，还没有来得及扬威立信。楚悼王一死，新法随之夭折。楚怀王就是典型的朝令夕改的君王，屈原曾经批评他“背法度而心治”，意思就是说怀王治国背离了法度，仅仅凭着自己的个人喜怒好恶随意改变决定。连一国之主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又怎么能要求他底下的臣民个个刚正严明呢？不能依法治国，就好比是骑的马没有缰绳乱冲乱撞，又好比是乘的木筏没有船桨随波逐流，结果必然是误入歧途，甚至可能闯下大祸。[90]
换言之，如果说秦国是“法治”国家，那么楚国可以说是“人治”。当然，说秦国是“法治”国家，是相对于那个时代的其他国家而言，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还是有所不同的。毕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而在君主专制时代的法治只能是相对的。然而，在战国时代，秦国的法治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确实是先进了一大步。秦国的强大背后，则是各诸侯国的日薄西山。
屈原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灵修数化”“众芳芜秽”所带来的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楚国形势的变化，印证了屈原的担忧。
就在怀王兴冲冲地派使臣跟着张仪到秦国去索要六百里商於之地的同时，他也同时派出使臣到齐国去宣布断交。在这个过程中，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先是齐国这边。怀王唯恐不能向秦国显示自己与齐国绝交的诚意，派去齐国的第一拨使者还没回来交差，又迫不及待地派了第二批使者去向齐国宣布断交。
再来看秦国这边。张仪一路好吃好喝地陪着楚国使臣，快到秦国都城咸阳的时候，张仪假装喝醉了酒从车上摔下来，摔伤了腿，以伤病为由，整整三个月没有上朝。楚国使臣这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求见秦王，秦王不许；去拜访张仪，张仪称病不出。使臣无奈，只好直接上书秦王，说了张仪许诺将六百里商於之地交还给楚国一事。秦惠王看到上书，故意装糊涂，回了一封信说：“如果张仪真的与贵国有这样的承诺，那寡人自当兑现。但是，寡人听说楚国与齐国并未完全断绝关系，寡人生怕会被楚国欺骗，必须等张仪病好之后，寡人要当面问清事情的真相，才敢相信啊。”
使臣一看这回信，好像是秦王不相信楚国与齐国真的绝交，于是又修书一封寄回国内。怀王一看情况有变，虽然心里也有些疑惑，却还是不肯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反而是检讨起自己来：“张仪是不是觉得寡人与齐国绝交还不够彻底呢？”
这么一想，怀王索性又加派了一名武士，快马加鞭地赶到齐国。这位勇士就在齐国都城临淄城外破口大骂齐王，极尽侮辱之能事。这样一来，齐国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齐国也是泱泱大国，岂能容忍这样的耻辱！齐王勃然大怒：当年屈原出使齐国，说服齐楚结交的时候，两国关系是何等亲密友好；现在楚国翻脸不认人，仅仅是绝交也就罢了，还如此公开侮辱齐国国君，是可忍孰不可忍！齐王一怒之下，干脆派使臣西入秦国，表示愿意和秦国结盟，一同攻打楚国。
齐国使臣来到咸阳，秦惠王立即接见了他，两国暗中恢复了邦交。张仪一直等到秦国和齐国结盟之后，这才假装病好上朝。上朝时张仪碰到了楚国使臣，张仪还故意做出十分惊讶的样子，问：“将军怎么还没有接受土地回国，怎么还待在这儿呀？”
楚国使臣说：“秦王要等相国病愈之后专门面谈此事。幸亏相国您身体无恙，请面奏秦王，早日定下地界，我好回去复命。”
张仪又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这区区小事何必要惊动秦王？我张仪就能做主啊！因为我要献给楚王的土地正是我张仪自己的封地啊！”于是，他打开地图，指着地图说：“来来来，你看，从这里到这里，这方圆六里的地方，从今往后就属于楚国大王了。”
楚国使臣一听，这可上了大当了，六百里商於之地，一转眼缩水成了六里地，这如何回去向怀王交差呢？楚使恼羞成怒，说：“臣奉大王之命，来接受六百里商於之地，没听说过六里地。”
张仪又假装惊讶地说：“仪明明答应贵国大王的是六里地啊，这六里地本来是我张仪的封地，我地位卑贱，封地只有这么大点地方，我怎么可能和商君相提并论，哪里配拥有六百里那么大的地方呢？再说了，秦国的土地都是将士们浴血奋战得来的，一寸土地都不会拱手让人的，更别说是六百里了！”
楚国使臣一见张仪显然在耍赖，愤怒地拂袖而去。三个月滞留秦国，不仅一寸长的土地都没拿到，反而是等来了秦国和齐国结盟的消息。[91]
楚使日夜兼程赶回郢都，将这一切变故奏报给怀王。怀王一听，顿时蒙了。这个张仪，居然明目张胆地欺骗了他！这不是让他在楚国群臣和老百姓面前丢尽了脸吗！事情发生如此大的变故，怀王又该如何应对呢？
怀王不是一个有主见的明君，但他还算是一个有血性的君王。眼见得受了张仪的诈骗，立时怒火中烧，发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并且放下话来：“张仪果然是反覆小人，我非拿住此人，生吃了他的肉不可！”于是，怀王决定断绝与秦国的外交关系，兴兵讨伐秦国。
怀王的这一决定，再一次反映了他的冲动。而一旦他冲动发脾气，往往不经过深思熟虑就草率地做出决定，不计后果。此前，怀王听信上官大夫的一面之词就“怒而疏屈平”已经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而这一次被张仪欺骗，怀王更是恼羞成怒：一方面愤怒秦国出尔反尔，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另一方面是羞愧，作为一国之君，受骗上当之后，在自己的臣子百姓面前还有什么威信可言？气头上的楚怀王根本没有心思衡量利弊，一心只想通过打一场大胜仗，来为自己挽回一点脸面。
看怀王在气头上，之前拼命怂恿怀王与秦国交好的子兰、上官大夫、郑袖等人，心知这回闯了大祸，因此怀王一决定用兵，他们都一味地随声附和，再也不敢说三道四了。
然而，怀王的用兵决定，再一次让屈原忧心如焚。他知道，用兵之道，最忌轻率。几年前，六国合纵攻秦，怀王为盟军首领，也是因为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被秦国一举打败。如今，楚国军队面临的局面比几年前还要凶险：当年六国盟军虽然不够齐心，但绝不至于落井下石；而这一次，齐国已经在盛怒之下和楚国断交，转而与秦国结盟，一旦秦楚开战，齐国势必怀着报仇之心背后偷袭楚国，楚国必将腹背受敌。况且，其他夹在中间朝秦暮楚的诸侯国，是否会趁火打劫也说不准。此时楚国对秦国用兵，实在是凶多吉少啊！
然而屈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没有在怀王面前进言的机会。幸亏，在外交策略上，屈原此时还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客卿陈轸。
在怀王兴兵前夕，陈轸再一次挺身而出求见怀王：“大王，臣可以说一句话吗？”
怀王这回答应得倒很爽快：“当初寡人没听你的话，被张仪小人所骗。现在你说说看还有什么好主意。寡人听着。”
陈轸说：“微臣斗胆，微臣以为此时伐秦万万不可啊！依微臣的想法，我国刚与秦国结盟，大王不如忍痛割爱，暂时舍弃一座城池去贿赂秦国，然后和秦国一起攻打齐国，齐国必然抵挡不住两大强国的攻势，一定会来向楚国求和。这样的话，我们损失给秦国的土地就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了。现在大王您已经与齐国断交，却又反过来去责怪秦国欺骗了您，再与秦国反目成仇，这样做，便是我们楚国主动去促使秦齐合作起来跟楚国作战，平白给自己树立了两大敌人，那才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损害啊！”
陈轸这条计策虽然算不上光明正大，倒也实实在在是为楚国的利益打算。但楚怀王却还有点“仁义”之心：“欺骗楚国的是秦国，齐国又没有罪过，我要是联合秦国去攻打齐国，岂不是要惹天下人耻笑！”
怀王的考虑也在情在理，不过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关键时刻，他的这番“仁义”之心反而显得有些妇人之仁。
很快，怀王集结了十万兵力，并且任命屈氏家族的大将屈匄，率领大军西进，以逢侯丑为裨将军，叩关击秦。
秦国自然不会示弱，一面调兵遣将：派魏章为将，还任命几年前击败六国盟军的樗里疾以及甘茂作为副将，辅助魏章，开关迎敌。一面遣使到齐国征兵，请齐国助一臂之力。
这一年，正是楚怀王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于丹阳。[92]
丹阳会战，果然如屈原所料，朝秦暮楚的诸侯们闻风而动。可这回，他们不再唯楚国之命是从，而是集体倒向了秦国。比如韩国，就首先发兵为秦国助威；紧接着魏国也不甘落后，出兵袭击楚国。至于远在东海的齐国，更是痛恨楚国的背叛，此时自然积极响应秦国。
一时间，楚国腹背受敌，形势危急。
而在丹阳的正面战场，屈匄虽然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却如何抵挡得住秦、齐两国夹攻？再加上秦国惯用离间计，挑拨楚国将领之间的关系，于是楚军大败，大将军屈匄、副将逢侯丑等70余名将领被俘虏，八万楚兵被斩首，楚国的六百里汉中之地被秦国据为己有，并且设置成秦国的汉中郡。秉承了屈氏家风的大将屈匄，被俘虏后誓不投降，被秦将杀害，以身殉国。
丹阳会战失败，汉中丢失，消息传到郢都，举国震惊。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按道理，丹阳战败，应该让怀王警醒，可怀王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在震怒之下又做出了更冲动的决定：倾举国兵力开赴前线应战，又于陕西蓝田进行了第二场秦楚大会战。
楚军出战本来已属仓促，更何况一路凯歌的秦军正在士气高扬的时候，岂容楚军在自己的边境上撒野！结果蓝田会战再次以楚军大败而告终。而此时，韩国、魏国也落井下石，发兵南征偷袭楚国的邓城，邓城在今天湖北的襄阳市，距离楚国的郢都不过一两百里路程。怀王急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有心应战，当然是先保住郢都最重要。只好一声令下，调回在前线与秦国对峙的楚军，即刻驰援郢都。
丹阳会战、蓝田会战接连两场大败，楚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血的教训，让一向自负的楚怀王也不得不反省自己的过错：悔不该当初听信了张仪的诱骗，没有听从屈原的金玉良言，关键时刻又拒绝了陈轸的献计献策，才让楚国大祸临头。
至于屈原呢，不管他有多么痛恨“灵修数化”，痛恨怀王的善变，怀王毕竟是楚国的君主，是楚国利益的代表；而且客观地说，怀王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他很有血性，不肯在强权之下弯腰屈服。从这一点上说，怀王还是一个硬汉子，不能简单地把他定性为昏君、暴君。
因此，屈原和张仪、陈轸等人一样，能够看清怀王的弱点，但屈原和张仪、陈轸等人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对怀王始终抱有希望，无论怀王如何善变、对待他个人的态度如何反复无常，只要怀王做出的决定有利于国家，他都会一如既往地忠心追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热爱的不是楚王，而是他的国家，他的楚国。尽管“灵修数化”曾经让他陷入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之中，但是，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当楚怀王需要他的时候，他仍然会抛弃一切前嫌，出现在楚国最需要他的地方。
于是，在长时间被冷落之后，屈原终于争取到了再次面见怀王的机会，他与怀王坦诚相见：“这次楚国的困境，最主要的原因是外交策略的错误。我国与齐国断交，才让秦国解除了后患，更加肆无忌惮。又因为对盟友齐国的背叛，导致齐国愤而支持秦国，共同打击楚国。因此，眼下唯有修复与齐国的关系，促使齐秦联盟的断裂，楚国才有可能赢得转机。”
怀王听了屈原的话，沉默良久，长叹了一口气说：“当初悔不该听了张仪小儿的花言巧语，让爱卿受委屈了。几年前你出使齐国，结盟而还，齐王对你颇为赏识。如今之计，楚国除了你，还有谁能为寡人再次出使齐国？寡人曾经数次派人辱骂齐王，齐王对寡人大概已经恨得咬牙切齿，寡人看楚国上下，也只有你的话，齐王或许还能听得进去几句。”
屈原此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屈平但听大王驱使！微臣出使齐国时，也与齐国几位大臣关系交好，臣愿意为大王再次使齐，尽力为大王分忧。”
于是，怀王一面派陈轸出使秦国求和；一面派屈原出使齐国谢罪。那么，屈原再次使齐，会给楚国的命运带来转机吗？